五、把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贯穿于外交斗争中

保卫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神圣职责。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决不会侵略别的国家，它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新中国的武装力量建设、国防工业和科技建设，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了积极防

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周恩来不仅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创造性地把积极防御的理论运用到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中。

外交和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两种重要手段，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深刻明了外交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他说：“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周恩来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同时又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独特的身分和长期从事领导革命战争的经历，使他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外交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外交与国防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他把外交工作和防御侵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外交斗争去制止和推迟战争。他不仅指出要继续运用“积极防御” 的理论去打赢反侵略战争，而且把“积极防御”理论运用到制定国防战略方针上，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形成了完整的以积极防御为基点的国防战略理论。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方针是：“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维护和平是新中国国防战略的首要目标。“维护和平”与“制止战争” 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周恩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论断。他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的，但当前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和平与战争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的日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针。”因此，“争取持久和平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这对于我们祖国的建设，对于各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都是有利的。”关于维护和平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周恩来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在外交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中国的和平外交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些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中小国家的普遍愿望，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对维护和平，避免和减少战争冲突，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是周恩来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友我，“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周恩来阐述说，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这是指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同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是维护和平的基本力量。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从国家性质上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周恩来认为，这些国

家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要这些国家站在和平阵营方面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虽然极少，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方面要看和平阵营力量的增长程度；另一方面我们要有预见，在战争爆发前，努力做好争取工作。他具体指出：“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周恩来指出，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他要求对那些无论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是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都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即使是那些与中国关系较坏的国家，也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们敌对。把战争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对极少数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则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

在同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国家和势力作斗争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从外交上说也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遏制和抵御战争。这也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通过各种外交途径严正警告那些企图发动战争的人，“今天的中国是新中国，我们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外来的侵略，我们一定要进行抵抗，坚决击退这种侵略。”“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拨者。”五六十年代，美国几次企图利用朝鲜和越南战争，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美国发出义正词严的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950 年 10 月 3 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印度政府向美国转达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企图扩大朝鲜战争严正立场。他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965 年 4 月 2 日，周恩来在与巴基斯但总统阿尤布·汗会见时，请他向美国转告，“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抵抗到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美国如果打中国，就会进得来，出不去。” “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所有的军人都了解这点。”“对此我们已有精神准备和物质上的准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遏制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力量。

第二种办法是彻底揭露企图推行战争政策的阴谋，引起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警觉。在日本国内一小部分人企图恢复军国主义，走侵略战争的老路，对此，周恩来告诫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这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他强调指出，过去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造成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灾难。因此，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种认为企图恢复军国主义的人只是极少数，实现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的说法，周恩来严肃地批驳说：“在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有人这样想，美帝国主义也想培养这部分势力作为它侵略亚洲的先锋队。”这些论述表明周恩来是有深远的战略眼光的，日本历届政府内阁成员都始终有人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历史。在全世界人民都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今天，日本政府中仍有某些主要内阁成员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为战争罪犯招魂。他们在美国巨大的核保护伞下，打着曾遭受过原子弹伤害的幌子，竭力反对中国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所进行的有限的核试验，而对美国拒

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同意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霸权主义态度却加以默认，表明了他们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事实上，日本遭受原子弹伤害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走侵略战争道路的恶果。这说明，周恩来的这些重要思想和外交方针，今天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外交工作的另一方面，是要争取和平，使各国人民觉醒，尤其要使敌视中国的国家的人民党醒。周恩来认为，要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战争的力量是否准备好，二是国内人民、同盟国是否愿意。如果“国内人民不要打，同盟国不要打，中立国家不让打”，“那么战争还是打不起来的。”当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不断升级，并不断对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破坏、骚扰，企图进一步扩大战火的时候，周恩来首先对美国发出严正警告，同时请阿尤布·汗总统“在有机会对美国人民说话时告诉他们，不要不看到美国政府玩火的危险，战争扩大的可能是存在的，那时美国人民会被卷入大战之中。”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周恩来则采取民间外交的办法，大量接触日本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动员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以及主张日中友好的力量，打破了美国孤立、遏制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周恩来关于把遏制战争的外交工作一直做到敌人“家”中去的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展了“积极防御”的领域，创造性地发展了“积极防御”理论。

外交斗争并不是万能的，外交斗争要与军事斗争互相配合，是周恩来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和平斗争，军事工作是武装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外交斗争需要有后盾，这主要是军事力量。” 当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把朝鲜战争推进到鸭绿江边时，周恩来明确提出，我们采取消极办法是不行的。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现在如果对美帝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无法再进攻中国，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前进。同时他又强调，我们出兵朝鲜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在推进友好方面是积极主动地以友好的态度求得同人家的友好相处的；如果谁敌视我们，我们将进行抵抗，但是敌视不为人先，这是我们的原则。这些原则用两句话来说，就是友好当先，抵抗在后。”“后发制人”是实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恩来将这个重要原则，创造性地应用到了外交斗争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为外交斗争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既是周恩来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国防建设和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