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从 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3 月，上海工人阶级为了响应革命军北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三次武装起义。1926 年 12 月，周恩来被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担任组织部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1927 年2 月，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周恩来没有参与准备和领导工作，而且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周恩来参与了向上海区委军委传达中央的决定，向中央反映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情况，对中央的方针、起义的过程有较多的了解。由于周恩来在东征北伐时就参与制定过军事计划，参加过战役战斗的指挥，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党内被公认为富有军事工作经验的人，因而中央派他去负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搞好这次武装起义，周恩来首先对第二次武装起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认为，第二次起义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尽管这次起义存在着缺点，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人们懂得了很多”，“应该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起义作

准备。”同时，周恩来也指出了第二次起义的两条教训：“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针对这两条教训，周恩来在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切实做好准备工作，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并在起义爆发后，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起义取得成功和胜利。如果说起义之前，周恩来已是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而通过起义， 周恩来的军事领导才能和指挥艺术，则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起义准备，细致周密。周恩来对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特别重视。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成立特委和特别军委，周恩来担任特委委员和特别军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了起义总指挥。他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并着重抓了五项军事准备工作：第一，建立领导机构。特别军委原有 5 人，再增加罗亦农、王一飞参加军事准备工作，各部委（即区委）分别组织军委， 使之与军事指挥相适应。第二，组织武装力量。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工人纠察队，总数近 3000 人；自卫团，约 1000 人；特别队，约 900 多人。这些人是核心力量，通过他们很快把上海工人阶级带动和武装起来了。第三， 加强队伍训练。编制符号，考察人数，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技术。周恩来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实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从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担任纠察队指挥。第四，武器准备。周恩来在召开的十六次特别军委会上，有 11 次谈到武器问题，足见重视的程度。经过多

方努力，纠察队购买了 250 枝枪，并从租界内秘密转运出来。第五，加强敌军和情报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成立了敌军委员会，负责联络和策反， 并向各方面写信或派人直接了解情况，搜集情报。经过严密、周到、细致地准备，到 3 月 5 日，周恩来在特委会议上报告：“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 “集中力量在闸北”。

选择时机，坚决果断。究竟选择什么时机起义，这是一个当重要的军事问题。陈独秀认为我党武力薄弱，起义“不要太早”，提出两条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进到龙华。”周恩来则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军事情况，主张“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庶澄） 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陈独秀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这就决定了选择起义时机的正确方针。3 月 20 日傍晚，北伐军占领龙华。周恩来立即抓住机会，召开区委紧急会议。他分析了形势，认为驻守上海的敌人军心涣散，已无斗志，而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已达沸点，各种有利条件表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机成熟。到会同志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正确分析，并通过了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制定的起义计划，包括行动时间、战区划分、战斗步骤，以及作战纪律等等。会后，起义计划传达下去，一切准备就绪。1927 年 3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作出起义的最后决定，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

出敌不意，组织伏击。起义从 21 日中午 12 时开始，至下午 4 时，除闸北区外，各区战斗均已胜利结束，缴获了大批武器。周恩来当即决定，调集各区工人纠察队支援闸北。这时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敌军毕庶澄部 500 人左右全副武装，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吴淞附近时，敌人发现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调头返回上海。周恩来接情报后，当即立断，决定组织伏击，歼灭该敌，以免敌冲破我虬江路防线。他

亲自带领纠察队员到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将队伍分为两支，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在铁路两侧，并将路轨道钉拔掉，黄昏前后，列车进入伏击圈， 火车脱轨，埋伏在两侧的纠察队员猛烈射击。敌人毫无准备，又因车门反锁， 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天黑后，周恩来又命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井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经过一夜战斗，除少数敌人溜走，其余 400 人挂了白旗，丢出武器，全部束手就擒。

围而下打，逼敌就范。东方图书馆是敌人军需处所在地，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但凭借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并有两挺轻机沧，子弹充足，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战斗一开始，强攻不下，伤亡增多，工人急了，准备硬冲。这时周恩来赶到了，他查看地形后决定，为减少伤亡，改用围而不打的办法。通过政治喊话，敌人被迫同意停火，但又不愿马上投降。次日下午， 敌人支持下住了、用白毛巾绑在竹杆上伸出墙外，并停止射击。由于工人不懂打白旗的含义，仍继续围攻，又牺牲数人。这时周恩来又及时赶到了，命令停止进攻，接受敌人投降，总指挥部随即迁入东方图书馆。

靠前指挥，发起总攻，围攻北站的任务是最艰巨的。这里的敌人守备力量很强，有重机枪阵地，在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上有迫击炮两门，还有帝国主义军队的火力配合，进攻非常不顺利。在周恩来周密部署下，工人纠察队修起三道工事，利用工事向敌人进攻。黄昏后，敌人的炮火引起居民房屋着火，火借风势蔓延开来。周恩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反扑， 立即亲临现场，一面组织救人，一面加强人力配备。果然敌人乘机进攻，企图迫我后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纠察队，发起猛烈反击，把敌人打退，夺回了防御工事，火灾也被扑灭了。第二天，周恩来到阵地前沿检查工事时，一颗炮弹突然落在附近，他立即卧倒，被炮弹爆炸后溅了一身泥沙。但他毫不在意，从容掸去泥沙，继续检查工事。周恩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鼓舞着工人们，更增强了战斗勇气。当时国民党右派搞阴谋，阻挠北伐军接应上海工人纠察队。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说，我们上海工人纠察队是有志气的，我们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他当即在前线指挥所召集会议，调整部署，把武器弹药全部集中起来。当得知毕庶澄已逃进租界，敌人近于土崩瓦解时，周恩来立即下达了总攻命令。全体纠察队员士气高昂，发动猛攻，6 时攻下了敌人的最后据点——北火车站。经过近 30 个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作为总指挥的周恩来又一次显示了他的一贯作风，在重要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总是亲临第一线，靠前观察和指挥。

就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蒋介石的部队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了上海，企图篡夺上海人民已经夺取的政权。蒋介石早就决定，在夺取上海、南京后开始“清党”。这个罪恶的阴谋在加紧进行。3 月 25 日，周恩来已从各种信息中觉察到一些不正常现象，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白崇禧将薛岳师调开，将刘峙师调来闸北，“即将谋解决我们的纠察队”。3 月 30 日，周恩来又在特委会议上报告：“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并断言： “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这些极其重要的警告，并未被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所重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再让步，致使蒋介石的阴谋一步步得逞。4 月 12 日凌晨，蓄谋已久的反动派终于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下了毒手。当时周恩来正在商务印书馆组织改编工人纠察队，加强训练和戒备，准备用战

斗来保卫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11 日晚，周恩来被敌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骗到师部扣留，同时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毒手。周恩来虽在罗亦农等人的营救下脱离虎口，但各处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局面已无法挽回。在敌人疯狂屠杀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全部转入地下。周恩来于 14 日也转入秘密据点——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

4 月 16 日和 18 日，中共上海特别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会上周恩来非常愤怒地指出，在政治上，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在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井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下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会后，周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电报。即著名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在这封电报中，周恩来强调：“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此外，周恩来还主张“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并且对如何出师讨伐在军事上做了战略分析和建议：“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已在政治上识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并且在军事上做了周密分析，利用敌之弱点，利用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联合一切反蒋军事力量，打败蒋介石，保住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周恩来等提出的“东证讨蒋”，尽管未被接受，但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切都表明，经历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与失败；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而且在军事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成长起来的周恩来，在妥善处理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善后事宜后，于 1927 年 5 月下旬到达武汉。此时大革命已危在旦夕，随

着 7 月 15 日武汉政府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他们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拿起枪杆子，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由此跨入一个新天地。正是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此周恩来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活动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