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与长征的军事准备工作

1934 年春，博古、李德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等人，在“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进攻路线”遭到失败后，对红军反“围剿”战争就再也提不出什么”高见”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博古、李德从“全面进攻路线”转向“消极防御路线”，保卫广昌战斗就成了他们的筹码，寄希望于死打硬拼的拙劣战术上。于是博古和李德亲自到前线组织指挥战斗，作最后的一搏。但是事实又给了他们无情的教训。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博古、李德到了黔驴技穷、束

手无策的地步。李德无可奈何地向博古建议：“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在 5 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只得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决定，并报告共产国际。

6 月 25 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同时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井未估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惶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及红军灵活的策略，必须进行解释的工作，说明这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工作。实际上“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住处，另一次在中央局。实际工作，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一）督促战略转移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战略转移的决定作出之后，博古、李德在作战指挥上，只是一昧地命令红军在前方拼死抵抗敌人对中央苏区腹地的进攻，掩护后方做转移的准备工作。在准备工作中，他们实行神秘主义的方针，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连周恩来也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回忆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下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博古、李德的战略转移计划是：主力红军西证，“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留下项英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 1.6 万人的部队继续坚持中央根据地的斗争；派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向湘中前进。“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7 月中旬和 8 月上旬，这两个军团先后出发了。在此之前，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组织那里的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程子华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他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如果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周副主席讲如何建立新区时指

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地形要便于我军作战。另外，还应该有比较丰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周副主席考察分析形势和前途是这样的清晰，了如指掌；他对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切关心，他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成为催我就道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他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战略指导下，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周副主席领导我们反对消极、被动、单纯防御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光辉范例。”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后，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红二十五军于 11 月开始长征，历经数十战，冲破了数路敌人的围追堵截，在豫鄂陕边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5 年 8 月，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胜利会师，正准备北上陕甘地区，于是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出击甘南地区，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由于张国焘延宕了红军北上的时间，红二十五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只好先期转战进入陕北，同西北红军会师，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创造了重要条件。

转移的准备工作从 1934 年 5 月就开始秘密地进行了。李德说：“五月初，

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 1934 年五一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计划规定：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有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并不适应战略转移的需要。

（二）为党保存一批重要的干部

随着准备工作的深入，红军主力即将突围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许多干部中间流传开来。红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哪里去？谁走谁留？这些问题在干部中间引起了思想波动。问题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只能在严格纪律的约束下，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

8 月 18 日，周恩来在为《红星》报撰写《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中指出，我们要坚决地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

在干部走留的问题上，“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但是周恩来从保存革命干部的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尽自己的职权和能力做好这项工作。在毛泽东去留的问题上中央开始有争论，在周恩来竭力坚持下，毛泽东才得以随队长征。当时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1934 年 8 月，陈毅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痛得不能起

床，躺在医院里难以行动。他于 10 月 9 日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伤情。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刻命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人把电台用的

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为陈毅做了手术。第二天，周恩来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为了保证参加长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和一批女同志的安全，周恩来不同意把这些同志分散到各野战部队中去的主张，指出他们不仅难以跟上战斗部队的行军，甚至还会贻误部队的战斗行动，于是决定将他们编成休养连，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军。他亲自指派何长工兼任连长。长征路上，何长工调到红九军团任政委后，周恩来又指派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任休养连的连长，并严肃地叮嘱道：“你当这个连长，担子不轻，连里的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我要砍你的脑袋。”后来休养连的同志绝大部分都胜利到达了陕北。周恩来的这一措施为党保护了一批重要的干部。

（三）为战略转移开辟道路

8 月初，李德又拟定了中央红军 8～10 月份的新计划，“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

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领导人李竹声等人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央红军要向西突围的计划。因为当时中央红军的各项重大行动都要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路线是先用电台将文件发往上海局，然后由上海局派人秘密送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
由领事馆用大功率电台发往苏联的海参崴，再转往莫斯科。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将要向西突围的情报，立即通报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中央据沪市府情报称：赤匪近经最高干部会议决定最近放弃闽赣，倾巢窜湘黔边境，以与川匪联络盘踞川、黔、滇等省为其大半〔本〕营。”9 月 13 日，蒋介石又就巩固和增修碉堡封锁线，给何键发出电令：“兹特定两项原则如下：甲、完成并巩固原有之重要碉堡［线]；乙、增筑战略上之重要碉堡线。属于甲项者：1.由赣江两岸沿线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纵线；2.由萍乡、莲花、大汾、桂东、汝城、仁化至曲江之第二纵线；3.由万安、遂川至大汾之第一横线。以上三线均须严密增筑，并确定部队守备，毋得再事疏忽。属乙项者：1.以沿湘水由衡阳至桂林为第三纵线； 2.莲花、茶陵、安仁至衡阳为第二横线⋯⋯；3.沿吉安、泰和、遂川、赣县、南康、大厦、南雄之公路线及衡、耒、郴、宜、乐昌、曲江之公路线分别筑护路堡，以维南北交通而便运输。以上甲、乙两项希饬属赶办，限期完成具报。”力何键除了下令各部队和民团抢修碉堡外，为了加快修建碉堡封锁线的速度，将追堵红六军团突围的 2 个师调往湘南赶筑碉堡封锁线。

西线国民党军队的异常活动，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他亲自赶往零都侦察敌情，考察敌人封锁线的薄弱部位，选择突破口和行军路线，为红军突围做准备。为了能够秘密而迅速地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周恩来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到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何长工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公开职务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

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周恩来同志亲切而又郑重地对我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我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在场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兴致勃勃地嘱托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于是，我们带着朱德同志署名的一封介绍信上路了。”

“经过连来带去三夭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解除封锁；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这次谈判的成功，和周恩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中央红军迅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赢得了时间，起到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