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一场争论

乐安、宜黄战役后，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各领导人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之间，在如何决定红军下一步行动的战略指导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一）坚持红军向东发展的方向

中共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的分歧，是从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应该向东还是向西的争论引起的。中央局要求红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则认为敌情已发生了重要变化，红军不应仍执行原定计划。

当红军实施乐安、宜黄战役时，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防红军深入北进，各个击破，“随改令第八、第二十四两师由南丰北撤，与第二十三师集结南城，并准备出击；第二路军指挥官陈诚率第十一、第十四、第九十等师集中樟树，新涂以东地区，寻匪主力进击；第九路军及第二十五师与第二十七师收容之部队集结临川，诱匪进犯，以便于围歼；第五师推进至临川东北赵公渡附近策应；第一路军远［应〕以两师接防遂川、万安；第四十三师交防后速集结吉安；第一师及唐云山旅限二十五日以前赶赴南昌，巩固省防。”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再次改变中央局原定的计划，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求打开赣东的局面，为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准备战场。周恩来致电中央局：“我们判断乐宜攻下，迫近抚州、樟树，威胁南昌，敌大震动。在赣东北之周浑元、李抱冰两师将迅速开至抚州、崇仁，赣西北之罗霖、岳森、朱耀华等师将开至丰河沿岸，敌之主力吴、罗、朱* 三师及李明，刘绍先两师将向东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决立即向东消灭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三师，占领南丰，以至南城、黎川，然后迎击西来之敌。”

月 24 日，当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敌军 3 个师共 17
个团的兵力已龟缩在南城布防，而且城内外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硬攻不易得手。周恩来认为，由于乐安、宜黄、南丰三城的丢失，敌人开始注意“固守城镇”。红军的战术应是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攻其要核，能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于是毅然决定放弃攻打南城的计划，改令红军撤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一方面巩固新开辟的苏

区，另一方面待机打敌增援部队。这说明周恩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处理红军的行动问题，对红军的作战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但是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不同意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于 8 月 28 日致电前方，提出，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问久待，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红军只得遵令向乐、宜方向移动。8 月底，何应钦调集了 6 个师，组成左右两个纵队，从北面和东面两个方向对红军实行夹击。由于敌军队形密集，两纵队互相呼应，加上红军连日行军作战非常疲劳，难以寻得战机，于是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回师苏区的东韶、洛口一线，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一带，准备依托苏区的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这样既避免了红军强行攻坚可能造成的损失，又始终保持着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吴、罗、朱，分别指国民党军第九十师师长吴奇伟、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朱是错字，应为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后方领导人对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非常不满意。9 月 7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打电报指责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在撤出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更“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同时中央局要求红军首先袭取永丰，将敌人向西调动。这样，前后方领导人关于一方面军作战方向的分歧越来越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公开化了。

（二）坚持对湘鄂西、鄂豫皖苏区实施战略配合

前后方领导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支援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和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后方领导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向西进攻中心城市，直接实现战役上的配合。前方领导人则认为按照红一方面军现有的装备和作战能力，既没有攻打大城市能力，也没有在敌占区长时间作战的能力，因此不能进行直接战役上的配合，只能根据红一方面军自身的能力和敌情变化，求得整团整师地歼灭敌人，实现战略上的配合，并对各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给予积极地指导和帮助。

月 8
日，周恩来电复中央局：“我军五号始在东〔韶〕洛〔口〕集中完毕，西袭永丰不仅疲劳未恢复，落伍更多，并且，敌军已先臻安防我西进，五十二、四十三、五十九各师又均在永〔丰〕吉〔安〕附近，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已令二十二军及十二军在宜乐、宜南之间广大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同时指出： “在目前湘鄂西受损失，敌加紧进攻鄂豫皖，对中区前线进攻正在计划之时，我中区红军仍应以积极准备陈〔诚〕吴〔奇伟〕为主要目标，至〔于〕如何布置，须看这几天敌军行动。”之后，苏区中央局一直坚持井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9 月 17 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西从固县，经招携肖田，东达甘竹——这一线以北，在永〔丰〕、乐

〔安〕、崇〔仁〕、宜〔黄〕、南〔城〕、抚〔州〕、〔南〕丰、黎〔川〕之间，有一块极大的地区，纵四五百，横七八百里，还完全没有赤化。”要求中央局和江西省委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作，并且批评了认为红军在赣江以东地区不能发展和苏区离开红军不能发展的错误观念。9 月 23 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进一步陈述对红

一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 “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

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现在因敌人固守白区城市据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黎川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广大区域未曾赤化，加以过去我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条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队必须时时顾及敌人分迸得以合击，又红军因疾病离队之多，补充不及，在白区还不易打击与消灭敌人三个较强的师的靠拢行动。”“因此，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直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 “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我们决定后日出动，如中央局有新意见，望火速电告。”

第二天，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申述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确定行动计划的理由，强调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同时指出，对前方的作战指挥不能老是议而不决，“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因此，在作战指挥上应“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建议中央局在后方的同志能到前方来，开一个中央局全体会议。这样既可以解决问题，又可以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但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接受建议，复电周恩来等前线领导人：“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进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认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指责前线最高军事会议不能积极支援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苏区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同时还错误地给敌人以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时间，是不能接受的。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中央局的电报。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体布置，我们更主张

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会后，立即将这些“考虑再四”的意见电台中央局。第二天，周恩来等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强调：“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因此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同时告知中央局，现在只有执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后方领导人因项英、邓发到闽西巡视工作，不同意到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周恩来再次致电中央局要求项英、邓发回来后，能到前方来开会讨论前后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可见前后方领导人之间在如何支援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及其他几个苏区的反“围剿”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

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红一方面军应该采取“进攻路线”向北出击，攻打吉安、抚州、南昌这些中心城市和省会，才能把“围剿”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的敌人吸引过来，减轻这几个苏区的军事压力。而前方领导则认为红一方面军当时还不具备攻打中心城市的能力。前几次攻打漳州、乐安、南丰都是乘敌人不备，采用突然奔袭的办法获得成功的。而在此之后，敌军已接受教训，注意加强城市的防卫措施。红军根据现有的训练程度和武器装备水平，采取攻坚的方法夺取中心城市将更加困难，如果硬要攻打中心城市，即使能够攻下，部队伤亡也会很大，将无力再战，在各路敌军密集靠拢的情况下，还很可能被敌军合围，那将造成更大的错误，这根本无助于支援各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还可能使红一方面军受到很大损失。中央苏区与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相距较远，红一方面军当时的作战能力还不能直接进行战役战斗上的配合行动，而只能采取间接的配合行动。应该充分发挥红一方面军善于打运动战的特长，寻找战机，整旅整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最实际的支援办法。

（三）指导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周恩来和前方的各位领导人对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一直是非常关注的。8 月初在兴国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作战，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反“围剿”。他们根据所了解到的各苏区反“围剿”情况，尽可能积极给予指导和帮助。

对湘鄂西苏区 1932 年 9 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对国民党军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决定红三军兵分两路行动时，立即发出急电，强调指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和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指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又减少兵力，损失更大。”“现在中心区只四五十里，七师与八、九师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大发展游击运动战，阻扰敌人，而不应照分局计划，八、九师回来，七师到另一县。”

对鄂豫皖苏区 1932 年 8 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

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挥下苦战一个多月，不仅没有能够大量消灭敌人，反而处处被动不得不退出豫东南地区。周恩来和前方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致电鄂豫皖中央分局，告诉他们，蒋介石“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战略战术，类似于去年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建议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时隔不久，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再次致电鄂豫皖红军，指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下，“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大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9 月下旬，周恩来等人再次发出急电，指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与敌决战，必须具备消灭与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因我们必须估计红军补充的速度，在现时苏区条件下尚赶不上敌人继续求战之快，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周恩来和前方领导人的这些意见、建议，是红一方面军从作战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是非常中肯的。但是没有被张国焘所采纳。

（四）宁都会议上的斗争

为了迅速作好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9 月 26 日，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各位领导人根据战场实际，不顾后方中央局领导人的反对，决定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敌人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正确阐述了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策略是先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后中央苏区；在“围剿”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同时，对于中央苏区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游击进扰，镇压群众，积极准备的方针。当前对湘鄂赣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积极” 围剿”，则是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前兆，其目的是解除进攻中央苏区时减少后方两翼的威胁，基于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红一方面军目前的任务是在敌人准备“围剿”的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因为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的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训令判断未来反“围剿”的战场将会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创造战场的具体做法是：向中央苏区以北地区做为期 10 天的争取群众、扩大苏区的工作；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要求消灭这一地区内敌军的游击部队，肃清地主武装，赤化敌据点附近地区，整顿扩大红军游击队，并且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出击部队。

经周恩来同意后颁发的这个训令，全面否定了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计划。使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极为恼火，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因此，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 月上旬，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宁都会议。出席

会议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

宁都会议的召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早在 1931 年秋，王明、博古就开始在各苏区积极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2 年 1 月，在《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决议》中，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6 月 21 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拒绝红军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采取的“诱敌深入” 的战略方针，提出“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造成占领南昌与包围武汉的形势。”他们还要求红一方面军“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使红军行动达到最高度的积极化，迅速的向外发展，消灭敌人武力，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并且提出：“全国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系统必须建立起来，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迅速行动：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主张，认为攻打中心城市“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因此，“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现在过于早”，“争取中心城市是远的前途而不是目前行动方针”。批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迅速争取中心城市的策略是盲动主义”，“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指出，红军“现在应该向偏僻的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断发出指示，要求“以革命的全线进攻”，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革命的全线总进攻”，“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大‘围剿’”。并严厉指出：“谁不坚决执行积极向外发展的进攻路线”，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会上一些人借毛泽东、朱德发布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发难，按照临时中央的意图，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他们把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把未攻克赣州，反使红军受到严重损失归罪于毛泽东等不执行“进攻路线”而“遂未坚决布置”所造成的；对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取漳州的胜利，虽肯定有一定政治影响，但批评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把毛泽东提出的，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克敌制胜的“诱敌

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他们还批评周恩来，“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承认“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同时指出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方案都是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朱德和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会上有许多人反对毛泽东留在前方，毛泽东也因不能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虽然没有能够把毛泽东留在前方，但也因此而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只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通令，仍以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因工作需要暂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周恩来代理总政委职务。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道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此后，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是这样署名的，“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对会议的结果很不满意，他们向中共临时中央告状：“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并且“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周恩来则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表示：“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临时中央支持了周恩来，但是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与红一方面军前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实质上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左”倾冒险主义之间的分歧。周恩来在这场争论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虽然那时他在许多具体问题和在指导工作上，与“左”倾错误作了很多斗争，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服从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决定，顾全大局。但是由于他能深入前线，对红军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能够积极支持毛泽东等前方同志的意见，根据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和当面敌情的变化，正确地定下战斗决心和制定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对于判断红军应采取何种基本战略方针，还缺少更多的实践基础。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经过反攻阶段，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攻之后，就应迅速转入战略进攻，扩大根据地。如果不能积极地发展红军的胜利，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但是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因此，红军必须在

敌人发起新的“围剿”之前的适当时机停止进攻，进行休整和分散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巩固新开辟的苏区，建设反“围剿”战场，做好应付敌人下一次“围剿”的战争准备。由于敌人的“围剿”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准备的，因此红军进攻到何种程度应转入战争准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转入战争准备过早，则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前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成果；转入战争过迟，则会影响下次反“围剿”战争的顺利实施。红一方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之后，在发展进攻时，敌人已做好了第三次“围剿”的准备，很快开始了第三次“围剿”，红军转入战争准备过迟，曾使得红一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开始阶段处于很困难的地步。一般说来，在不能准确判断敌人发动下一次“围剿”的时间时，宁肯早一点转入战争准备，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比前者要小，因有备而无患，其所得则是从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周恩来是在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 胜利三个多月之后来到中央苏区的，未能经历“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反复，因此还不能深切了解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这一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