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止意外事变，参与决策出国作战

美帝国主义为了遏制苏联，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始终把东北亚作为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为达此目的，美国首先染指朝鲜。它背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关于使朝鲜自由独立及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制造朝鲜分裂，妄图把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6 月 26 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援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6 月 27 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略中国领土台湾。6 月 30 日，社鲁门又下令美军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与此同时，美国违背联合国宪章，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被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通过所谓给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紧急的援助”的决议。并纠集 16 国军队，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的名义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任命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总司令。这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黯淡的一页。

（一）声讨美帝的战争罪行

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侵略祖国领土台湾，严重威胁中国安全，更不能容忍。

月 28
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一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分，就杜鲁门 27 日的声明发表声明。严正指

出：“杜鲁门 27 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郑重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

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月 6 日，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 6

月 27 日在美国政府操纵下所通过的非法决议。指出，这一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同时“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8 月 20 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斥责美国制造朝鲜事件，侵略朝鲜和台湾，企图以此扩大战争，并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提案，同时坚持反对美空军对朝鲜的野蛮轰炸。

针对美国飞机连续侵入中国东北领空，狂轰滥炸，8 月 27 日，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分，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致电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二）未雨绸缨，防范干未然

周恩来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密切注视朝鲜战争局势，时刻关注国家的主权和安危。他收听广播电讯，阅读西方广播文稿，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从军事斗争格局的战略高度，清醒地意识到，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朝鲜内战形势很可能发生逆转；由于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蒋介石集团正在窥测时机，蠢蠢欲动。据密报，蒋介石已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一支部队赴朝参战。一旦朝鲜战局恶化，很可能造成对我不利的南北对应的态势：北面，美军和蒋介石残部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面，蒋介石集团在美军第七舰队海空力量的支援下，进攻大陆。

为了有备无患，1950 年 7 月 7 日和 10 日，周恩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连续两次亲自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林彪、萧华、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膝代远、谭政、万毅、苏进、贺晋年、赵尔陆等出席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随着美国介入朝鲜内战，战局有恶化的可能，必须提防美国扩大战争，甚至入侵我国。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本着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 3 个军）和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第二、第八 3 个

师，以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 26 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其任务是，保卫祖国东北边防，井准备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7 月 13 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次国防会议的精神，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接着，周恩来又协调军委三总部和政府有关部门具体组织边防军的调运工作。随后，各军、师迅即向东北开进，在靠近朝鲜的中国边境地区集结，并以美军为假想敌，展开突击整训。这是人民解放军由国内型战争走向国际型战争的重要一步。

为了对朝鲜战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总参谋部作战室和有关部门的同志，根据朝鲜战场态势，进行图上模拟对抗演习。结果表明，美军下一步行动最大可能是在人民军侧后登陆。而在 6 个可供登陆的港口中，以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为最大，后果也最严重。这将是美军企图扭转朝鲜战局的很厉害的一着棋。作战室的有关人员于 8 月 23 日夜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判断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他马上拿起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这一判断，并要周恩来立刻

带作战室的同志到他那里，当面详谈。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也认为这个分析颇有道理。为了防止万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马上采取三个措施：

第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 9 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并强调，只要把这件事办好，我们就主动了。

第二，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主动后撤、在仁川摆点部队、作点工事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

第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

几天后，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来访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向他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并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

根据在毛泽东处商定的计划，8 月 26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自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朝鲜问题就成了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作战，证明友方原来设想一鼓作气，把李承晚伪军和美军赶下海，很快解放全朝鲜是不可能了。目前敌人主力集结在洛东江三角洲进行死守，人民军要分割歼灭这些敌人已不大可能。根据多方面情况判断，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如果登陆成功，在洛东江前线的人民军主力势必要向后撤，势必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进行复杂艰苦的斗争，逐步地消灭敌人。现在看来，最后各个歼灭美军的任务，势必要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东北边防军必须在 9 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否则，万一形势恶化，就会借手不及，陷于被动。会议决定加速恃种兵建设，立即增编 4 个飞行团，3 个战车旅（9 个团），18 个高炮团和 10 个军的队属炮兵，年底前完成组训工作。会议还决定向苏联订购一批急需的装备，以便适应出国作战的需要。

月 31
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会议。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北边防，并在必要时有足够的机动兵力援助朝鲜人民军同美国侵略军和南朝鲜军作战，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 11 个军（36 个师）70 万人作三线配置：以第十三兵团（含第四十二军）为第一线，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会议还决定，从第四野战军抽调 10 万老兵，用于开战后补充一线部队。会议还要求后勤部门组织相应的医疗力量。这些决定，体现了周恩来以变应变，避免仓促应战的军事战略思想，为后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做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三）掌握战场变化，应付突发事变

为了把握朝鲜战争的发展趋势，必须进一步准确了解朝鲜战争的具体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就郑重宣告互相承认，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国驻朝鲜首任大使倪志亮因病尚未到职。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尚未建立。因此，需要立即派人到朝鲜去开展工作。

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军委情报部第一副部长刘志坚和正准备出国的外交官柴成文等人，指示他们迅速挑选几名军事干部组成一个精干的班子，由柴成文负责，以驻朝大使馆武官的名义，前往朝鲜同金日成保持联系，开展战场考察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刘志坚从军委情报部武官训练班挑选了 5 名既有作

战经验、又有分析能力的军事干部，由柴成文带领，组成工作班子。柴成文为临时代办，5 名军事干部的名义分别为参赞、一等秘书、武官和副武官。从东北原驻平壤的商务代办处抽出一名代表任参赞。此外，还选配了两名译电员、两名报务员，配备了一部电台。这个工作班子名为大使馆的外交官，实质上是中国派往朝鲜的战地考察组。

7 月 7 日，准备工作就绪。8 日上午，周恩来再次接见柴成文等即将出国

的 6 位同志，向他们介绍和推断了朝鲜战争当前形势及发展趋势。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必然会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的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就成为军事考察组的主要任务。并指示他们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只要朝鲜同志提出要求，就一定尽力去做。

柴成文一行于 7 月 10 日晨到达平壤，当天下午 5 时，受到金日成首相的接见。柴成文把周恩来亲自签署的介绍信递交给金日成。金日成感谢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并表示柴代办今后有事可以直接找他。为了保持联络，金日成当即命令为柴代办架设一部直通电话。

柴成文率领的工作班子，迅速展开了工作，从此，有关朝鲜战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到北京，飞到中央军委，飞到周恩来的手中。

（四）研究战局发展，警告美国不要扩大战争

在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到 8 月份，已攻至洛东江边，解放了南朝鲜 90％以上的地区和 92％以上的人口。在解放了的南半部国上上，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和贯彻劳动法令，采取了教育、文化、保健等民主化的一系列措施。人们兴高采烈，以为整个南方指日可下，胜利在握。在庆祝“八一五”祖国解放五周年大会上，金日成向全军发出命令，要使 8 月成为完全解放朝鲜国土的月份。然而，周恩来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所迷惑。他清醒地看到朝鲜人民军孤军突入，后方薄弱，战局很可能出现曲折和反复；认为美帝国主义决不会轻易甘心其失败，利用海空力量优势，很可能会反扑过来。他说：“不经过反复多次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至于持久到什么时候，是一年、二年、三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反正一两个月，一两个战役是不行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点。”周恩来提出朝鲜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的预见，被后来的战争实践所完全证实。

9 月 15 日，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成了无情的现实，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在李伪军的配合下，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南北夹击，战局急转直下，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到安东（今丹东），向东北边防军负责人介绍急剧恶化的战局，并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地提出请求，要中国出兵支援他们。这时，斯大林也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询问中国能否出兵，助朝鲜人民一臂之力。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从而表明了在不得已时，中国人民将举起出兵援助邻邦的义旗。”

朝鲜战局瞬息万变，为了做好出兵的各项准备，周恩来决定再为驻朝使

馆增派 5 名武官。在此之前，东北边防军向中央建议派一个先遣小组前往朝鲜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周恩来一直没有批复，现在终于决定，立即派出。但在是否出兵未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不宜使用先遣组的名义，决定都称武官。他们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崔醒农、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何凌登、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敬仲、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 9 月 18 日，周恩来接见了全体先遣人员，交待他们先期入朝，实地了解大兵团出动后的后勤保障问题，并指示柴成文率领新派武官尽快出发。先遣组到达朝鲜后，立即从作战、供应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实地考察，积极为大兵团出国作战做必要准备。

（五）参与制定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月 1
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带着金日成首相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飞到北京。朴宪永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恳请中国人民出兵支援。金日成的来信在介绍战局后写道：“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样，是否出兵参战这个严峻重大的、关系到中国战略全局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并且到了作出最后决策的关头。

从 1950 年 10 月 1 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关于出兵问题，中央领导虽然早有考虑，早有准备，但因问题重大，一直思之未决。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国连年战争，破坏很大。现在建国才一年，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不到万不得已时，最好不打这一仗。因此一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早在 9 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已看出单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了。所以中苏两党此时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担心苏联出兵与美军直接对抗，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因此他们不愿出兵，想让中国参战。虽然，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很弱；部队装备很差，都是常规武器，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作战，必将付出重大代价。但毛泽东认为，从国际主义的整体利益出发和反对美帝称霸世界的需要，中国必须出兵援助；美帝扩大侵略战争，不仅危及朝鲜生存，也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美帝虽有经济技术装备优势，但也是有弱点的，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反复协商，最后中苏两党达成协议，中国出动陆军援朝，苏联派出空军支援，掩护我军作战。

10 月 2 日，毛泽东让与会者着重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的困难。大家畅所欲言，摆了不少不利条件和困难。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就在 10 月 2 日这一天，毛泽东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决策，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李军作战，援助朝鲜人民。但没有下达行动命令，也未通知朝鲜政府。

党中央、毛泽东作出出兵决策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这场战争的重担。但这时在中央领导层中仍有人不主张出兵，10 月 6 日，军委常委在居仁堂举行会议，林彪还是坚持不出兵的意见。他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 5 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

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这是上策。周恩来是坚决拥护中央出兵决策的。他在林彪发言后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在毛泽东作出出兵决策之后，周恩来为避免战争扩大，使朝鲜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又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外交、军事部署，通过适当渠道，再警告美国一次。10 月 3 日凌晨，周恩来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请他给美国方面转个话：“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同时还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但美帝国主义把我国政府的声明、谴责、警告一概视为恫吓，认为中国软弱可欺，不予理睬。

10 月 7 日，联合国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又通过了“统一”朝鲜的所谓决议，美军也越过了三八线。10 月 8 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下达了“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命令。

（六）秘密访苏，要求苏联出动空军和提供援助

根据先前达成的苏方提供军事援助和出动飞机掩护我志愿军地面作战的协议，10 月 10 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11 日午后，周恩来飞抵苏联高加索地区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朝鲜战局和是否出兵援朝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后将面临的巨大困难，要求苏联提供空中掩护并援助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莫洛托夫当时表示，苏联可以出动空军支援。斯大林则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需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会谈情况。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的态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收到联名电报后，不得不于 12 日电告已在沈阳的彭德怀和高岗：暂缓出动，来京一谈。13 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最新情况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再次肯定出兵的必要，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困难再大，也必须尽快出兵，援助朝鲜。会后，毛泽东电告尚在苏联的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 22 时的电报，并要他转告苏联领导人。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对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能否采用租借办法和两个半月内能否出动志愿空军没有把握，但这两件事又至关紧要。因此，他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

同斯大林等苏方领导人继续商谈上述两个问题。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的来电内容，请他立即转告斯大林。

14 日，在得到苏方将以信用贷款的方式援助中国军事装备和将出动 16 个团的航空兵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答复后，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八个问题请苏方答复。其中包括：“苏联空军在出动 16 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空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并随电附去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附属器材的订货单，请斯大林批准。随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上述有关问题。

这一天，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 3 时和 21 时 30 分的两封电报，分别介绍朝鲜战局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计划，井指出“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告以彭德怀将于 15 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后，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周恩来迅将两电内容通知了斯大林。

鉴于“联合国军”北进甚速，平壤危在巨夕。15 日 5 时，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 4 个小时前发出的“志愿军决于十月十八日至迟十九日开始渡江” 的命令，指示彭德怀、高岗：“我军先头军最好能干十七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十八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但是，就在这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却从苏联自身利益出发，为避免同美军直接对抗，改变了主意，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和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16 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

得知斯大林改变主意的消息后，17 日 17 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停止执行 17 日入朝命令，并要彭、高再次返京商谈。

18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在会上汇报了同苏方会谈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出动前的准备情况。会议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9 日入朝参战。总之，在是否出兵、何时出兵的问题上，虽受到苏联关于出动空军、军援问题的影响，一波三折，反复多次，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战争、出兵入朝作战的重大决策上，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也是十分慎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