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新时期。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前景，党内的有些同志比较乐观，但周恩来依据多年与国民党打交道的深刻体验，对此则保持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高瞻远瞩地指出，蒋介石尽管承诺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表面上，蒋介石也赞同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存在，总想削弱并准备在将来消灭共产党。”在十年斗争之后，要学习合作是很难的”。这一切都决定了国共之间要实现合作，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此紧要的历史关头，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为促进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从1937 年 2 月起，历时 7 个月，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东奔西走，往返于西安、

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 5 次谈判。谈判的对手初为顾祝同、张冲等，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其间困难重重，一波三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在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回顾说：“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在这里，周恩来把“承认我们的军队”放在谈判的首要位置，说明红军改编确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核心内容是红军在改编后，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必须在编制体制、军事指挥、干部配备、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武装斗争。掌握革命武装是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条件。尤其是抗战初期，能不能坚持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能不能把红军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能否争取到领导权的关键所在。蒋介石深知军队的重要性，他从其阶级利益考虑，千方百计地想把共产党和红军控制起来，把“容共”变成“溶共”.进而予以吞并。周恩来是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革命武装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到抗战时，他的认识更加深化了。在谈判中，他从民族利益出发，围绕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权这一中心问题，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红军在抗日战争中保持独立性，并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力量，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2 月西安谈判初见成果。

1937 年 2 月 8 日，南京政府的军队进驻西安。第二天，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到达西安。当天，周恩来即与顾祝同会面。顾祝同告知，蒋介石原定 10 日与周恩来的杭州谈判推迟了，要他先和周恩来谈判。这样，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为一方的国民党代表，和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一方的共产党代表，开始了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适逢国民党正在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推动国民党向抗

日的立场转变，中共中央于 2 月 10 日发出致国民党三中来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四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国共两党十年血战，现在要坐到一起，谈判合作抗日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谈判方针呢？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五项原则：

“甲、关于谈判方针，我意：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乙、以上各项关系重大，请考虑后示复，并报远方。”

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和周恩来的这份电报，都成了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西安谈判一开始，双方就直接进入实质问题的谈判。周恩来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精神为依据，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意见。双方就中共适时公开、苏区改制、红军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谈判进行较为顺利。

月 15
日，国民党举行五届三中全会。西安谈判暂停下来。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就抗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这些话表面看是老调重弹，但正如周恩来后来解释的那样：“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比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22 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等。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从此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这些都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开始向着抗日的方向转变。

月 26 日和 27
日，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会谈。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上。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至少六

七万，共 6 个师，每师 3 个团。张冲则坚持红军最多只能编 4 个师共 4 万人。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张冲坦率承认，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怕红军迅速壮大。两天会谈没有结果。经过 3 月 1 日和 2 日的反复磋商，双方既有坚持也有让步，意见逐渐接近。3 月 8 日，双方认为意见已大体一致，决定为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以便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这便是《三八协议》，国共第一次谈判取得的成果。

到此为止，谈判还算顺利。没想到两天后，国民党方面又横生枝节，就红军的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向中共代表团发难。3 月 11 日，贺衷寒突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对《三八协议》作了重大改动。如红军改编后只能有 3 个师，

每个师只能有 1 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担任，各级副职也要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等等。其实质就是要裁减红军，改变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

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当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着重指出：“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中央书记处在 12 日复电称：“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之可能。要他以原来商定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面见蒋介石。同时也表示，我党只是不承认贺衷寒，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在西安已无法再谈了，只能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解决。15 日，张冲申明贺案作废，改以《三八协议》作为谈判基础。周恩来要求迅速面见蒋介石谈判。

西安谈判告一段落，虽有波折，但初见成果。如红军改编为 3 个师，在

西安公开设立红军联络处，从 3 月份起国民党接济红军的军饷等。表明在经

过 10 年的敌对状态后，国共两党开始了初步的接触。第二次，3 月杭州谈判较为顺利。

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一见面，周恩来就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合作，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并提出了六项合理要求：（1）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
不能分割；（2）红军改编后入数须达 4 万余人；（3）3 个师之上必须设总部；（4）国民党不能派遣副职及政训人员；（5）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

（6）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这次谈判中，态度还算比较好。他开始就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承认由于国共分家，导致 10 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国共双方都应检讨自己的错误。

开场白之后，蒋介石谈到了主题，即国共怎样合作？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有自己的想法，他说，不要讲与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本人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计年方能有效。” 我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要能和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了也不发生分裂。我们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说：“你们赶快商量与我的关系及纲领问题。” 周恩来一再问：“还有什么具体办法吗？”蒋介石回答：“没有，你们先商量。”

谈到红军改编和边区改制等重要问题，蒋介石反而说：“这是小节，容

易解决。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由中共方面推荐南京方面的人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了。”

从表面看，蒋介石还是很坦率，很爽快的。周恩来则一眼看穿了蒋介石的真实企图所在，“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尽管如此，这次谈判还是较为顺利的。

月初，周恩来带着比较宽松的心情返回延安。党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汇报。大家对这次谈判表示满意，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4
月 7 日和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认真研究民族统一战线纲领问题。周恩来强调指出，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周恩来又强调，我党在谈判中，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周恩来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独立性，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从而在纷繁复杂的谈判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第三次，6 月庐山谈判陷入僵局。

6 月 4 日，周恩来到达庐山，8 日至 15 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和杭州谈判相比，蒋介石的态度起了很大变化。他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这个同盟会由国共双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由蒋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同盟会如进行顺利，将来可扩大为两党合组之党。这个主张，实际上是要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之内。

对红军整编等重大问题，蒋介石也有许多改变。本来在杭州谈判他作了承诺，红军可设总司令部，这次却只答应“设政治训练处以指挥之”，由政府委派参谋长、政工人员辅佐。并无理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各边区的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共产党公开的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周恩来对此是有充分准备的。他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表示组织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红军改编后 3 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不能同意；要朱毛出洋更是没有道理。双方就上述问题争执不下。周恩来曾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反复磋商。由于蒋介石坚持己见，周恩来也下让步，谈判进入了僵持状态。6 月 18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为顾全抗日大局，决定再作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先确定共同纲领，而后承认蒋介石根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拟于 7 月中旬发表宣言，如果蒋介石同意设立总

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于 8 月 1 日自行宣布改编。

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编 3 个师，共 4.5 万人。周恩来于 22 日就

红军指挥机关问题致电蒋介石，强调 3 个师以上如无指挥机关，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开军队。鉴于抗日形势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准备再作重大让

步，同意改编后，红军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以朱德为政治主任。这是最大限度的让步。由于蒋介石仍坚持原议，对中共所提要求都没有同意，遂使谈判陷入僵局。

第四次，7 月庐山再谈仍无结果。

6 月 26 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继续谈判。7 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 月 4 日，他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 日到达上海。

当晚，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为了使此次淡判尽快取得成果，7 月 13 日（或 14 日），周恩来到达庐山后，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4 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

当晚，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召开座谈会，却不准周恩来出席，旨在表示中共不合法。直到 17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才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举行会谈，谈判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表示 3 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代行指挥权。周恩来问他，政治机关如何指挥军事？蒋介石说道，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他又改口了，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于行营，政治机关只能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看出蒋介石是要彻底篡夺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借改编把红军拆散搞垮。18 日，他将急需确定的问题写成 12 条，其中特别提出，中共为从大局出发，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平时设政治处指挥，朱德为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3 个师直属行营，3 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处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严正表示，我党绝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意见。

由于谈判仍然没有进展和结果，张闻天、毛泽东 7 月 20 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于是周恩来飞到上海观察形势。21 日，他致电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 3 个方面军、6 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 1.5 万人，独立军、师部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23 日，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28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决定，主力红军集中三原改编，3 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第五次，8 月南京谈判达成合作。

8 月 1 日，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9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12 日，谈判开始。周恩来、朱德和张冲、邵力子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蒋介石不但压着宣言不予发表，而且通过康泽对宣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仍坚持向红军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8 月 13 日，淞沪抗战爆发，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带。蒋介石为了让红军上前线对日作战，只好同意红军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作战，

协助友军骚扰和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18 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编 3 个

师。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任职，只在总部和 3 个师各派联络参谋一人。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立即把这一消息电告毛泽东。并建议至少派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从 8 月下旬起，八路军 3 个师的主力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这次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8 月 21 日，周恩来、朱德离开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谈判工作由叶剑英继续进行。

月 22

日，洛川会议讨论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 月 25 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粥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同时宣布 3 个师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这标志着主力红军改编的历史任务已圆满完成了。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经过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谈判不是战场，但胜似战场。在
5 次谈判中，周恩来坚决贯彻了中共中

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审时度势，机智果敢，以坚定的原则性和高超的谈判艺术，围绕着红军改编和苏区改制这一关键问题，呕心沥血，艰辛谈判，正确处理了其间存在的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为争取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领导权，为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