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领导停战谈判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 1951 年 6 月，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经过连续五次战役，已歼灭“联合国军”23 万余人，并将之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军事行动，它是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且

常常和外交斗争相配合。

月 29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出秘密指令，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6 月 30 日，李奇微奉命向中朝方面和新闻界发表声明希望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7 月 1 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复电，同意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参与制定边打边谈的斗争方针

美国要求进行停战谈判的声明似乎发表得很突然，中朝方面的答复也似乎异乎寻常的迅速。其实，善于驾驭局势、精通外交斗争艺术的周恩来，早就预料到这是战争进程中的必然阶段，美国用武力霸占朝鲜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950 年 10 月 2 日，在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前，苏联等国就曾向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一直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当苏联等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提案时，周恩来立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这项提案。但这项提案却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否决了。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把侵略战争推进到中国东北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被迫应战。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维护世界和平。

美国之所以提出停战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周恩来对此是一清二楚的。首先是美国兵力不足。当时，美军现役陆军只有 18 个正规师，投入朝鲜

战场就有 7 个半师，占总数 1/3 还多。除去在欧洲部署的 4 个师，国内仅剩下 6 个战斗师，而且又多是定额不足、缺乏训练的部队。因此，再往朝鲜增兵，就非常困难了。这是它致命的弱点。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为了把在朝鲜作战的美军“补充到接近于作战的员额，必须实际上调光国内的正规军，但是连这样做都不够，还不得不动员后备队。”追随美国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本来就是在美国胁迫和驱使下才象征性地派出少量部队的，由于看不到在朝鲜取胜的希望，都不愿再增兵朝鲜了。柯林斯为此发出哀叹，联合国的盟友在开始时支持联合国在朝鲜采取行动的决心，正在消失。

其次是长期陷入朝鲜战争不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把欧洲作为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全球战略重点，并把苏联作为斗争的主要对手。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主要的作战对象是中国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美国军事力量在朝鲜大量消耗，而苏联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这同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深刻矛盾。所以杜鲁门左右为难他说，我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或者忘记，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由此可见，在朝鲜长期打下去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

第三是战争消耗太大。美军侵朝仅一年，已经伤亡 10 万余人，运往朝鲜

的各种物资竟达 1500 万吨，直接战争费用 100 多亿美元。这几个方面的消耗

都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年的消耗多 1 倍。由于侵朝战争，美国 1950

年 7 月 1 日至 1951 年 6 月 30 日会计年度的军费在 420 亿美元的预算拨款外，

又特别补充拨款 64.6 亿美元；1951 年 7 月 1 日至 1952 年 6 月 30 日会计年

度军费预算拨款，增加到 600 亿美元，使每一个美国人平均分担 307 美元，加重了美国人民的负担。战争的巨大消耗，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

和平和停止侵朝战争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1951 年 3 月，美国人民发起了“和平十字军”运动，召集了 36 个州的 2500 名代表到华盛顿，要求政府结束侵朝战争，从朝鲜撤回美国军队。由于侵朝战争胜利无望，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前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这时，美国正在为前进不能，后退不利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感到苦恼。朝鲜战争走进了死胡同。美国不得不放弃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5 月 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中朝方面进行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周恩来对于美国的战略企图了如指掌；对于中国志愿军的情况更是全局在胸。

周恩来既明了新中国所面临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又明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于保卫祖国、维护东方和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既了解敌方在战场上的狂妄与脆弱，又了解志愿军的优势和弱点。当时志愿军虽然步兵占有很大优势，但由于敌我装备相差悬殊，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因而难以充分发挥志愿军的作战效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企图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是困难的。而要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关键在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这需要有一个敌我力量的消长过程。周恩来认为战争是一种综合力量的较量，战争的胜负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而不能有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速胜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客观上出现停战谈判的可能性时，就应该抓住时机，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何况这和我们的参战目的、一贯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周恩来高瞻远瞩，对于形势的正确判断，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分析和谈判的态度。是否与美方举行停战谈判，是关系到中、朝两国的大事。毛泽东、周恩来一向尊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在朝鲜战争期间，每有重要决定，都要事先与朝鲜政府协商。当美国政府于 6 月中旬又通过中立国家的外

交使节向中国政府进行停战谈判的试探之后，金日成应中国政府邀请，于 6

月 30 日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共同讨论朝鲜战事的发展趋向，协调以后的行动。关于谈判时机，双方一致认为，综观战场实力，我占优势，如能再歼灭更多一些敌军后再谈判，会更有利；关于谈判条件，双方一致认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朝两国的历来主张，如能讨论以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我方不宜拒绝。这样，美方由于在战争中连连碰壁，无计可施，放弃了战争初期侵占全朝鲜的企图，中方也达到了恢复战前状态的参战目的。可谓一方无可奈何，前倔后恭，提出妥协方案；一方伺机而行，见好就收，争取主动。从此，朝鲜战争出现了边打边谈、文谈武打同时进行的新局面。

（二）确定“止于所不可不止”的指导思想

谈判也是战斗，是一场无硝烟、不流血、凭借正义与实力的唇枪舌战。它与炮火连天的战场有一点极为相似，就是要有能够驾驭“战局”、斗争艺术高超的指挥员。

为了更直接地掌握谈判的情况，周恩来选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赴朝组织具体的谈判斗争。又指定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作为李的助手。选定李、乔赴朝指挥停战谈判，

是周恩来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建立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措施。

月 2
日，李克农、乔冠华一行即将赴朝前，周恩来在接见他们时，引用了一句古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前一句话的含意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话的含意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他指出，抗美援朝既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敌人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里建设新中国。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一贯思想，在朝鲜停战谈判中运用得非常成功。在与李、乔握别前，一向处事周密的周恩来还特别交待，要他们转告彭总，通知位于谈判地点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同志，迅速安排谈判的房屋、用具和食品等项事宜，迅速查清谈判地点的情况，对谈判会场、双方代表团的宿舍要进行很好的布置，搞好会场警戒，务必保障安全，绝不容许出乱子。

根据中朝双方的商定，中方确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为谈判代表；朝方确定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少将、朝鲜人民军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少将为谈判代表。南日为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对方的谈判代表团组成人员是：首席代表力美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代表为美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迪斯少将，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勃克少将，南朝鲜第一集团军司令白善烨少将。

李克农一行到达朝鲜后，立即受到金日成的亲切接见。因为有关大政方针两党早已商妥，所以会面时只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按照中朝两党的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由中朝双方组成的谈判代表团像一个”工作队”。由于李、乔二人对外不出面，为安全起见，大家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李、乔二人到达朝鲜后，谈判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了更紧张、更具体的阶段。李克农深知自己肩负的重担，要把党、国家的谈判主张和周恩来的谈判意图化为具体行动，争取谈判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原则到具体细节，从战场到会场，从准备预案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他都得想到。而且他还要把自己思考的意见同乔冠华、同 5 位谈判代表及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商量，请他们补充、修正，以便成为大家的共同行动。

经过紧张的准备，朝鲜停战谈判于 1951 年 7 月 10 日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了。

（三）边谈边打，以打促谈

朝鲜停战谈判是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举行的。因此战场上较量的结果对于谈判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迷信其强大的军事技术优势，企图用武力压中朝两国，以期从谈判桌上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这当然是痴心妄想。

志愿军刚入朝时，周恩来就说过：“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他还说：“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在这里，他把战场上的抵抗

和胜利同进行谈判、争取和平之间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因此，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同毛泽东一直坚持争取和、准备打、不怕拖的方针。

整个停战谈判，大体上可以分为五项议程：第一项是解决谈判的议程问题。

第二项是划分停战后的军事分界线问题。

第三项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第四项是关于战俘的遣返问题。

第五项是关于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讨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美帝国主义对于朝鲜停战谈判，表现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则拖。他们时而玩弄阴谋伎俩，时而蛮横抵赖，时而节外生枝，时而无理休会，其间还发生过枪杀中朝方军事警察事件，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开城中立区、俯冲扫射中朝方代表团驻地事件。破坏谈判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其无理、无赖、无耻的做法，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由于美方的破坏，谈判进展缓慢。从谈判开始算起，用了 44 夭时间，开

了 32 次代表团大会和小组会，只达成一个五项议程的协议，讨论停战的军事

分界线未获结果，其他议项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随后便中断谈判长达 63 天。

10 月 25 日，谈判地点由开城移到板门店，谈判恢复，继续讨论军事分

界线问题。中朝方面主张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立即停战，各自后撤 5 公里，建立非军事区，脱离接触。美方却以侮空军优势为由，无理提出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阵地的大后方，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 1.2 万多平方公里的朝鲜北部土地。这一政治讹诈当然被中朝方面所严词拒绝。但美方首席代表却威胁说，“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联合国军” 总司令李奇微也公开宣称：“用我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企图通过恫吓、讹诈，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停战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在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军事斗争对谈判斗争的配合，因此伴随着谈判的常常是战场上的较量。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志愿军强大的地面部队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不仅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所谓空中“绞杀战”，而且还组织了局部反击作战，志愿军以伤亡 3.3 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 15.7 万余人的胜利。

“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失败，证明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得不到，迫使他们放弃了原先企图侵占 1.2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无理

要求，同意朝中方面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的主张，于 11

月 27 日达成第二项协议。

第二项议程达成后，立即进入第三项谈判议程。

关于停战监督问题，中朝方面原以为军事停战只是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迈出的第一步，只有迅速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才能真正使敌对行动没有再次爆发的可能。但美方却用心险恶，企图通过停战监督干涉中朝方面内政。他们提出要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还要在停战之后到朝鲜后方去进行空中和地面的“自由视察”。这当然遭到中朝方面代表的拒绝。经过 5 个多月的激烈斗

争，美方理屈词穷，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

谈判常常处在僵持中，但“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经没有多大作为了，而志愿军在争取和、准备打、不怕拖的方针指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构筑坑道的热潮，西起汉江口，东到高城，长达 250 多公里的整个战线上，形成了20～30 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大小坑道总长度为

1250 公里，各种堑壕和交通壕总长度为 6250 公里，成为攻不破、炸不烂的钢铁阵地，使装备优势的敌人无计可施。

从 1951 年 12 月 11 日起，讨论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由于美方胡搅

蛮缠，一开始就僵住了。1952 年 1 月 31 日，美方建议同时讨论第五项议程，

企图否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 3 个月内，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分派代表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经过前后将近半个月的谈判，美方终于不得不在 2 月 17 日接受中方的修正草案作为原则解决的方案。

（四）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

第四项议程是谈判战俘的遣返问题。按照国际公约，“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井遣返”。中朝代表团原本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没想到竟成为谈判中的重大障碍。由于美方和李承晚集团公然践踏国际公约，强扣俘虏，并借此阻挠停战协定签订达一年之久。

1952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杜鲁门为了民主党的竞选，不想当年在朝鲜停战，以免被共和党指责为承认失败。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处境不同，回旋余地较大。他竞选时许诺当选后将去朝鲜结束战争。因此周恩来特别关注这年的美国大选。

美方在战俘问题上从四个方面向中方施加压力：一是在谈判桌上炮制“一对一”交换、“平民顶战俘”的谬论，拒绝全部遣返中朝被俘人员。为迫使中方接受其无理要求，动辄单方面休会，十分无理。二是操纵联合国通过相应决议，以壮声势，欺骗舆论。三是在战俘营里制造多起惨绝人衰的大屠杀，井对战俘进行“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转移营地，要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杀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吓其他俘虏。四是在上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继续进行细菌战，加紧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扬言扩大战争。

对于敌人的种种伎俩，中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敌人强扣和屠杀被俘人员的暴行，周恩来和中方谈判代表团分别发表声明，详加揭露，并以中方被俘人员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证明敌人所谓的“强迫遣返”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联合国大会在 1952 年 12 月 3 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在战俘问题上，联大支持了美国的错误立场，是在中朝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是非法无效的。对敌人发动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英勇奋战，一个半月歼敌 2.5 万人，美方大惊。中方宣布准备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时为止。对敌人进行的细菌战、轰炸中国领土的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井对敌人叫嚷要蒋介石集团出兵，在朝鲜后方进行两栖登陆做了准备。总之，整个朝鲜停战谈判是“压”与“顶”的过程，即美方不断施加压力和中方坚持原则坚决顶回去的过程，在谈判俘虏问题阶段尤为明显，使美方骑虎难下。

在谈判过程中，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有一条热线。每天上午谈判，下午李、乔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前研究完第二天的谈判对策和发言稿，周恩来连夜修改后，发往开城。李克农吃透精神，指导

前台谈判。谈判前后拖了近两年，每天的发言和斗争方式都是这样由周恩来定下来的。那时周恩来的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刚上台不久的艾森豪威尔，面对这个谈判形势，从总的战略出发，不得不改变破坏和拖延的政策，开始实行转弯。1953 年 3 月 28 日，美方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便是一个信号。

具有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眼光的周恩来，敏锐地抓注了美方的新动向，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由美方无限期中断的谈判。以此为契机，为推动停战的实现，中方采取了自谈判以来的最关键的步骤，也是最大的让步。

1953 年 3 月 30 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声明还说，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停战，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声明指出，这一提议并非放弃了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并非承认了联合国军方面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所采取的新步骤，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恐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转交中立国，并经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周恩来提出的这一新的方案，成为恢复停战谈判和最后达成停战、战俘遣返协议的基础，因而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对把暂时不能遣返的战俘交往中立国的提议，美方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中方遂同意把他们交由设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段时期，以便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6 月 8 日，双方终于达成了最后协议并正。式签字。周恩来认为，这个协议虽然采纳了印度原先向联大提出的有关提案中的某些步骤，但与该提案却有很大不同。印度提案要把最后剩下的战俘交联合国处理。而联合国当时是交战的一方，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况且，当时美方气焰嚣张，还不想真正停战，只是要逼我就范。如果中方那时让步而接受印度提案，就等于在压力下示弱，正中美国下怀，是不可取的。

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中方始终坚持了全部遣返的原则，但从实现停战的全局利益考虑，在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上作了必要的让步。至于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周恩来曾经指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他在战俘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时提出“分两步走”的建议，促成了战俘问题以至停战协议的签订，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但是，就在正式签订《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后不久，南朝鲜傀儡政府头子李承晚冒天下之大不匙，开始了扣留战俘的罪恶活动。他们以“就地释放”的名义，胁迫朝鲜人民军的 2.7 万被俘人员离开战俘营，编入南朝鲜武装部队，从而造成了严重局面，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愤怒和谴责，就连他的同伙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向他发出急电称，要是你坚持目前的行动方针，就无法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继续同你一致行动。

为了给李承晚军以惩罚性打击，经彭德怀提议、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在金城地区发动以歼灭李伪军为主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的最后一役，共毙、伤、俘敌 7.8 万余人，战线向南扩展了 170 多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际性现代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坚决执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思想，成功运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思想。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歼敌 100 多万人，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支

援了朝鲜人民，也保卫了中国的安全，迫使敌人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板门店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朝鲜战争最后以中朝方面胜利和美方失败而

结束，无怪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哀鸣：“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了这场抗美援朝战争。他们从战争实际出发，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克服了一切困难，解决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装备敌人的极为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加速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