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努力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9 年，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是极其光辉的一年，人民革命战争夺取全国性胜利在这一年实现。在这一年里，周恩来的工作更忙了，他不仅主持与国民党方面的和平谈判，继续协助毛泽东组织战略追击，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且为筹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迎接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 月上旬召开会议，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的任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

在 1949 年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规定了党在 1949 年的 17 项任务。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着重讲了随着全国胜利的到来，怎样将原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战争还没有结束，为了夺取战争最后胜利，国家的整个工作特别是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应该统一起来，为战争服务。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国共产党又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制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各项工作的方针。声于军事工作，会议认为，今后解决残余的 100 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战斗方式，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用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应当注意学会运用这些方式。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圭产，第一步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现在 210 万野战军南下，加上民伕超过 300 万，后方一定要指定地区支援前方：以华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战军，以东北加中原支持东北野战军，以华东与华北加上一点东北支援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中央的作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这些重要决定，对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 月 23 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他们将在那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将在那里筹建新中国的诞生。

（一）主持和平谈判，争取和平渡江

当历史进入 1949 年之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庄严声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战略决战后，蒋介石自己也清楚，这个仗打败了，但仍不肯放下屠刀，企图作垂死的挣扎。他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河山，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他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出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

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伎俩，中国共产党人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早在 1948 年夏天，周恩来就提醒人们，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面前，“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则有不少的派别及个人，已在美帝国主义当权派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一种假和平运动⋯⋯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他要求大家“必须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但是人民需要真和平，中国共产党也愿意实现真和平。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他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 月 16 日，周恩来在给民主人士报告时局时，指出时局的趋向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民党改组政府，并且承认我们提出的八条；第二

种是美国出兵，对此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种，继续打下去。

李宗仁上台后，一方面表示“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 “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他对国民党副参谋总长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同意接待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这是因为当时“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正如周恩来所说：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

和平谈判中，周恩来坚持党的原则，抓住中心问题，既挫败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和谈获得喘息机会的阴谋，又教育了广大群众，争取了一些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周恩来对和谈作过一个精辟的论述：

“不论和也好，打也好，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炬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就更不用说了。”

“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大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

由于南京方面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忠告，历时 20 天的谈判，终因国民党方面拒绝在《国内和谈协定》上签字，致使和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但谈判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向国民党军队投出的一颗重磅政治炸弹，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官兵的抵抗意志，对加速国民党

军队的崩溃起了重要作用。这以后，中国共产党仍愿本着这个协定的精神，继续同国民党的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二）加强敌军工作，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崩溃与瓦解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周恩来对部队创造的许多新经验、新办法十分重视，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为保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1949 年 7 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对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在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发展，作了精辟地论述：“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的人民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但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人民解放军本身的素质，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锻炼，已经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成熟的战略战术。尤其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觉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经受过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但是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内部实施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制度，在部队外部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拥政爱民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得以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得他们的觉悟程度不断地提高，使得人民解放军获得无上的战斗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各项政治工作中，瓦解敌军是做得最有特色的工作之一。对于这项原则的运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初期的自卫作战开始，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敌军工作卓有成效，不断从国民党军队中分化出反内战的部队。如 1945 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

树勋率所部 2 个师起义，国民党苏北绥靖公署所属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率 1 万余入在盐城起义；1946 年，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率部起义，国民党第六十军第 M4 师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1947 年，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 1 万余人在辽宁营口起义。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以后，国民党部队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造成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如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 2 万余人在济南举行战场起义，为我军迅速攻克济南作出了贡献；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 2 万余人在长春起义；“东北剿部”副总司令郑洞国率 4.7

万余人投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率 2.3 万余人在淮海前线举行起义，为淮海战役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一一０师师长廖运周率部在淮海前线起义，为迅速消灭黄维兵团起到了重要作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 25 万人接受和平改编，为减轻战争损失，保护古城北京作出了贡献。

到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瓦解敌军工作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把进一步加强瓦解敌军工作放到了重要位置，要求注意和学会运用“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这是大规模解决国民党

残余军队的战略决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认真总结了前一段敌军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有力的措施，支要有：不断加强军事压力，随时做好以战斗方式解决敌人的准备；制定并公开宣布各项优待敌军起义、投诚的政策；充分利用敌人内部分崩离析、士无斗志的有利条件，以各种手段对敌展开政治攻势，进一步瓦解敌军士气；派遣各种有关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导下，瓦解敌军工作，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

为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指示在香港的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7 月 2 日，他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他“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以后，他一直细心地指导这一工作，直到程潜、陈明仁等于 8 月 4 日在湖南宣布起义。

对新疆问题，周恩来派邓力群去见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给他们送去张治中劝他们起义的信件，并希望他们派人到兰州同彭德怀取得联系，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9 月 15 日，邓力群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同陶峙岳、包尔汉会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张治中对他们的期望。9 月 25 日，新疆宣布起义。

对西南地区，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国民党四川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在刘文辉处建立秘密电台长达 8 年之久。8 月下旬，周恩来通过秘密电台，告诉刘文辉，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在周恩来的指导下， 12 月 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宣布起义。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西南地区地方军队大批起义，甚至连退入四川的其他部队也都纷纷起义，如雪崩一般。

对国民党其他地区的和平解放和部分空军、海军的起义，周恩来也都进行了直接的指导。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人数达 177 万，其中有 153 个

整师、1000 余名将领，飞机 26 架、舰艇 72 艘。在 4 年多时间里，发生这么多大规模起义，这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加速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缩短解放战争的进程，减轻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到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三）统一军队编制体制，提高部队战斗力

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使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军事原则得以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不仅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就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的。因此，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大规模战役战斗的需要。例如，由于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各战略区的部队根据所在地区的条件和作战对象的不同，编制体制各不相同，但是大规模战役往往需要多个野战军共同进行，如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都是在两个野战军之上成立总前委，统一指挥，共同完成作战任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两个以上野战军的部队共同组织战役战斗的机会越来越多。编制的不同，将影响战役战斗的集中统一指挥。人民解放军长期进行游击战、运动战，部队编制与游击战、运动战相适应，战役战斗规模较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大规模战役中，

过去经常独立进行作战的团、师甚至纵队，都要在兵团甚至野战军的编成内作战，独立性相对减少。在进攻战斗中，需要有连续的突击能力，不能攻不动就不攻；在防御战斗中，需要建立大纵深的防御体系，进行顽强抗击，不能守不住就撤。编制体制如不适合战斗的需要，将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因此，新的战役战斗规模要求部队的编制应该适应这些变化。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编制体制对战斗力发挥的重大影响，无论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还是加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很有必要对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加以调整。在战略决战的前夕，周恩来在 9 月 8 日至 13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战略任务计划实现的更好。”他提出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成立新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要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

10 月间，周恩来根据 9 月会议精神，草拟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

番号的规定》。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 9 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及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下列各项的统一规定：全军今后一律统一称呼，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称号，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在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原有的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全军有 16 个兵团及 1 个铁道兵团，57 个军。兵团和军、师、团都按照统一顺序号排列。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编人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统帅所属的炮兵、战车部队和工兵部队。地方部队，全国设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军区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军分区。此规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于 11 月 1 日下发实行。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尚未调整，战略决战便已开始。为了避免在战争过程中造成混乱，到 1949 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按照中央军委决定进行整编，井在此基础上，对部队重新进行装备和训练。1 月 15 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华北军区的 3 个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经过整编、训练和装备，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建设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加强军队后勤建设，逐步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战略决战中所表现出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后勤保障工作。由于战役规模大，战斗异常激烈，物资消耗极大。如淮海战役中，仅华东的部队和支前的民工，每一天需要粮草 500 万斤之多。国民党军队的粮食仅靠极有限的飞机空投，根本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甚至为了一块大饼而自相残杀，大批国民党官兵因饥饿难忍，向解放军投诚，以求不致饿死。在这种情况下，靠缴获是根本不能满足部队需要的。战斗激烈，部队伤亡巨大，俘虏难以及时补充部队。部队运动快，战场范围广，大量物资如单靠人扛肩挑，难以及时保障部队需要，以及大量物资分配、调拨、运输、供给的办法，大批伤员的救护、运输、医疗的组织和药品器材的保障等项工作都出现了许多困难。实际上，那时武器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而弹药则主要靠中央统一调拨，物资除由解放区输送外，还要用货币从当地市场购买。因此，人民解放军过去那种主要靠战场补充和就地补给的办法，难以适应大规模战役的需要。

周恩来作为代总参谋长，除了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外，还承担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后勤供应的组织领导。他从兵员补充到武器弹药的生产和分配，从财政经费到物资供应，都逐一作出细致周密的安排。在西柏坡，周恩来经常同总后勤部长杨立三、薛暮桥等一起研究后勤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首先抓了组织建设，将各大军区原先的供给部改建成后勤部和后勤司令部，下设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门，逐步健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供应系统。他派杨立三到淮海战役前线协助和指导工作。他在每个战役开始之前，都要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战役的后勤保障计划，及时发出各种指示，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役进行中间，根据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加以调整和补充；战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不断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例如，济南战役发起前，周恩来于 8 月 28 日，指示华东局及军区、华北局及军区、粟谭陈唐、中原局，部署了济南战役后勤保障的任务。在淮海战役发起前，他亲自在西柏坡主持淮海战役后勤业务会议，研究战役后勤保障问题。东北野战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周恩来指示华北军区预先为东北野战军准备粮草供应问题。在淮海战役胜利进行之时，周恩来于 11 月 23 日，致电中原野战军，查问粮食供应情况如何，强调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战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要求各级后勤部门解决好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建设，在三大战役即将结束时，周恩来组织召开了军委后勤工作会议，总结战略决战阶段后勤保障工作的经验教训。他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战争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后勤工作就加重、加快、加大了。前后方合作才能更快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 他提出“部队要正规化，首先是后勤工作要正规化”的思想，指出：“后勤工作的中心关键在于检查效率。”3 月中旬，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新老解放区的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做了全面部署。他指出：“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成为必要。”但是，全国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

周恩来组织领导战略决战期间后勤保障的实践，以及对后勤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考，对人民解放军的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指导实施战略追击，夺取全国胜利

1949 年 4 月 20 日，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开始了扫清国民党军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周恩来这时虽然以大部分精力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准备工作，但是他仍继续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

旱在 1948 年 12 月中、下旬，周恩来就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着手

研究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在 1949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初步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2 月 19 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部署第四野战军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问题，批准由第十二兵团率两个军提前南下。3 月 17 日，中央军委再次就渡江南进问题发出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后来由于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尚未结束，推迟到 4 月 20 日渡江。

4 月 20 日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过长江，开始在江南和西北广大地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于 4 月 23 日占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城。5 月 23 日，在上海即将攻占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同研究了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向全国进军的具体部署：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青、宁、新五省，其中一部则准备入川；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后，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以第三野战军向闽浙进军，负责经营鲁、苏、皖、浙、闽等省，同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闽、粤、桂等省。为了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5 月 28 日，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周恩来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做了大量的组织指导工作。6 月 30 日，华东野战军为加强海防的防御力量，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决定攻占长山列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行渡海作战。周恩来极为关注这次作战行动。他指示粟裕等前线领导人：“最主要的是详查敌情地形，认真准备强渡强攻的战术和技术，但下放弃对于偷袭的争取。”7 月 23 日，为保障夺取长山列岛战斗的胜利，他又致电山东分局和军区，及时通报长山列岛的敌情。8 月 20 日，长山列岛解放。

在解放大西北的作战中，周恩来于 8 月 6 日就歼灭马步芳等部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等电：“发来歼灭甘、青匪军的预备命令，一般甚好。惟请注意左兵团所取之路线似过于迂回，且经临桃、临夏渡黄河直取西宁，系深入马家老巢。”他提醒注意吸取历史教训：“过去四方面军曾打算走此路西渡，因遇阻路险折回。”提出，“令一兵团负责仔细调查此路道路、粮食情况及渡河条件，尤其是回民关系如何，对大军经过具有决定意义。”“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须谨慎将事，大意不得。”

为了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提议，周恩来积极抽调干部和人员到苏联学习空军和海军，并购买飞机 100 架左右，以及一批舰艇，

连同现有空军和海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准备 1950 年夏解放台湾。

伟大的全国解放战争，经过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战，到 1949 年秋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人民解放军正在继续向胜利进军之际，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经过 20 多年的浴血奋战，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