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暴力革命意识的萌芽三、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革命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为他以后从事武装斗争做准备的作用。这种准备集中到一点，就是周恩来经过激烈的革命行动， “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力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应该用“铲除”和“推倒”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一种坚定而又明确的暴力革命意识的萌芽产生了。这一萌芽在后来的旅欧期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浇灌，终于生长成革命武装斗争的幼苗。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

1917 年秋天，周恩来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其间，他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中，认清了日本侵略中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反动性；从中国留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中，看透了封建军阀出卖祖国的可耻行径；从日本人民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米粮暴动”中，深深感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虚弱，认识到： “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这一切都为年轻的周恩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起了最初的铺垫作用。

周恩来到日本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期，很多书店都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进步书刊。周恩来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震动环球的十日》、《贫乏物语》、《社会主义神髓》、《我的社会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学习非常刻苦，思想也

逐步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周恩来的旅日日记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开始，他曾认为，中国之所以衰败、保守，其原由在于政权“全在几个武人手里拿着⋯⋯很不容〔易〕把这班相传不绝的‘北洋系’、‘士官系’推翻。有这一想法，于是‘军国主义’的念头非常坚固。”但是周恩来很快从日本现实中认识到，军国主义一是“有强权无公理”，二是“扩张领土”，“我从前所想的‘军国’⋯⋯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那么， 什么主义才能救中国呢？周恩来仍觉茫然。

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周恩来受到极大的启发。有一次、他在书店的一本刊物上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的文章。回来后，凭记忆写下了 800 多字的摘要，其中讲到：“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但革命党派别众多，“有的赞成君主立宪，有的赞成民主，还有赞成无政府的。”“国民的心里还没有一定的标准去走，这也是改革必须的阶段。”而社会民主党里有“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即列宁——作者注）。”凭追忆写摘要， 说明这些内容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些内容又正好宣传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和特点。摘要后周恩来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总起来说，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 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俄国革命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入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这一时期艰难地求索过程，集中体现了周恩来从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时，就把焦点聚集在暴力革命的思想上。他好像在“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暴力革命的思想犹如“一线阳光穿云出”。“真愈觉姣妍。”从而摆脱了茫然的心情，感到喜悦和振奋。

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周恩来返回了天津，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夭夭到南开去参加斗争，组织学生演讲、罢课、示威游行。他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像匕首，像投枪，直刺反动势力的心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 周恩来提出了对中国必须进行“根本改造”的革命主张。他在一系列文章、演讲和发言中，多次阐述了这一主张，明确提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周恩来把这一段话定为”觉悟社” 的纲领，表明周恩来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改造的对象是军国主义、资产阶级等一切反动落后的东西，改造的方式是“铲除”。他在《黑暗势力》一文中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周恩来还在《讨安福派的办法》中指出，舆论固然重要，但“天天打电报，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 是骂不倒的。用什么办法呢，周恩来认为，要“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 种种的举动，那才真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上述思想符合历史新潮流应该成为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新潮流中都具备的一种很深的“觉悟”，从而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尽管当时周恩来还不可能提出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改造中国，但

已萌发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而且将之提高到改造中国的纲领、20 世纪的新潮流、所有人都应具备的觉悟的高度。

在汹涌的五四运动浪潮冲击下，周恩来看到反动势力的本质是虚弱的， 但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三位一体，仍有不小的能量。他从工农大众在十月革命中显示的伟大力量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初步接受了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根本观点，并且把发动和依靠群众，运用群众实力攻击反动势力，改造现存社会，作为组织斗争的一个指导思想，面对着排山倒海的黑暗势力，他认为，只要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 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全国一致，互作声援，“用全国的实力攻击他。”21 群众的实力是无坚下摧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认真研究了“学生在社会上的真正地位”，主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到群众之中去，运用两件武器，一是演讲，一是办报，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整个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大力倡导，并以身示范于青年们，主动破除等级观念，努力接近劳动界一般苦同胞们，做了大量演讲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使学生运动有了强大的后援力量。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周恩来迫切感到，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群众组织阶段，要选择先进分子和骨干人物，这些人必须具有严格的纪律性，高昂的战斗意志，出众的智慧与才干，以便组成更加严密的领导团体，使之成为巩固持久的对敌“作战的‘大本营’”。周恩来创建并领导的“觉悟社”就是这样的组织。社员都是当时中国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以“革新”和“革心”为宗旨，思想上强调要适应“现代‘觉悟’的潮流”，组织上“取严格的主义”，规定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经全体社员讨论后才能吸收。内部生活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朝气蓬勃的战斗性。觉悟社被称为“天津小明星”，其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它使周恩来明确了建立严密的革命组织的重要性，锻炼了组织才干。这为他以后开展革命斗争和军事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五四运动充满惊涛骇浪，面对反动势力的打击和迫害，周恩来提醒大家： “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22）并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带头组织请愿，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当局的毒打和逮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不怕威逼，拒绝利诱，机智灵活地组织大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更为可贵的是，周恩来利用半年（1920 年 1 月 29 日至 7 月 17 日）被反动政府羁押的时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他首先起草了“公共读书法”， 组织被捕代表学习经济学、历史、法律等，同时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讨论会。他不顾个人安危，经过精心备课，分六次给大家宣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讲解“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又突出讲解了“阶级竞争史”，并深入分析了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即“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在此基础上，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结合自己的实践，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回顾、思考和总结。用他的话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23），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24）。周恩来出狱后，决心到欧洲求学，因为他虽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到暴力革命的重要，们他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他要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学习考察，从实践中探求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