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的缓慢发展和“英国病”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80 年代前，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就英国本身发展而论，1946—1967 年间发展速度稍快。国内生产总值 1950 年为 362.2 亿美元，1965 年为 989.4 亿美元；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 1944—1955 年为 4.5％，1958—1969 年为 3.5％；钢产量 1950 年为 1655 万吨，1965 年为 2744 万吨。英国经济在初期发展稍快是由于取消了战时对消费品的严格配给制，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竞争对手德意日和法国都在恢复元气，不对英国外贸和外资出口构成重大威胁；马歇尔计划的大量美元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复兴；初期工业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也显示了某些活力。此外，在英联邦的特殊地位也使英国拥有经济优势。

然而，战后整个说来特别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英国经济发展缓慢。以工业生产指数 1970 年为 100，1980 年只有 105.1。钢产量 1970 年 2832 万吨， 1980 年只有 1128 万吨，煤产量 70 年代一直没有超过 1950 年水平。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在西方世界的比重 1960 年低于美国和联邦德国，1970 年又低于日本和法国，年平均增长率，1966 年至 1980 年为 2.1％，低于西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1951 年至 1980 年为 2.4％也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工业生产量在西方世界的比重 1970 年占 7.4％，低于英、日、德，1976 年只占 4.5

％，年平均增长率，1951 年至 1980 年为 2.4％，其中 1966 年至 1980 年为1.5％，而同期其他主要西方国家都在 3.3％以上。主要工业品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也明显下降。钢产量 50 年代占第 2 位，1980 年退居第 6 位。商船下水

吨位 1950 年为西方之冠，1980 退居第 9 位。出口和黄金外汇储备的比重也下降。人们把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相对缓慢发展，国力相对削弱现象叫作“英国病”。

“英国病”是一种综合症，病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对最大的殖民帝国打击是致命的。英国逐步丧失了在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特权，极大地剥弱了英国的竞争力。特别是长期以来英国的殖民政策自食苦果，加速了了本土农业的衰落和国内巨资的外流，客观上又扶植了竞争对手，长期的殖民扩张带来大量海外开支也使英国背上沉重的包袱。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固定资本投资偏少，对技术革新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1951 年至 1973 年英国年平均投资率为 5.4％， 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如果资本投资指数以 1970 年为 100，意大利 106，美国 119，联邦德国 124，法国 129，日本 155，而英国仅 98。

其次，在推行福利国家制度和工业国有化政策中，某些弊端也带来沉重负担和消极影响。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颁布了社会保险、国民健康福利、国民医疗等社会保障立法。1948 年艾德礼首相宣布英国是福利国家，其后上

台的保守党政府也把社会福利作为争取民心的旗帜，英国政府以完善‘从摇蓝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自诩。到了 60 年代，社会福利范围进一步扩大， 它既是一百多年来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又是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改良性调整。但是福利开支的增加和经济缓慢发展不相协调，1961 年至 1974 年各种福利开支在国民支出中的比重由37％增加到 53％，从而使英国这个经济增长缓慢的“穷国”连年超负社会保障“富国”的重担，其结果不仅导致了财政赤字，经济形势的恶化，而且福利制度弊端的发展也使低效率经济愈益明显。

英国工业国有化在战后 4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后期的两次高潮，主要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公用事业的国有化。历届工党政府宣称奉行国有化政策，30 年代大危机和世界大战的打击使不少有识之士感到有必要发展“混合经济” 以补充资本主义的私人经济。这种有条件的国有化政策并未打击原有企业主的根本利益，也未把他们排除在国有化企业管理之外，产品价格政策上也有利于垄断资本，因此英国的国有化政策没有削弱垄断资本。它一方面促进了某些部门的技术改造和进步，而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纳税人负担。随着国有化的推行，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招致不少国有企业连年亏损， 企业缺乏灵活性、主动性，经济效益低，竞争力弱。

第三，英国某些“传统精神”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英国的“传统精神”从本质上说是封建意识和资本主义意识的混合物。它突出表现为社会门第观念的消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门第等级造成职业上的高低贵贱及上层社会的强烈排他性，从而加重了英国资本和人才的外流，造成人才的跨国界水平流动而不是国内不拘等级的垂直流动。其结果挫伤了国内中下层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不少人为自己及其子女所处社会地位的改变机遇极小而消沉，另一方面某些上层社会等级的职业受惠者并不称职，而导致素质的下降。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各阶层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安于现状、不争变革的保守思想，它成为英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思想障碍和绊脚石。

二战后由于英国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新独立的原英属殖民地和附属国有 57 个，占全世界新独立国家的一半以上。迄今英国殖民地主要分散在太

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一些零星岛屿不到 10 个。英联邦制度在殖民体系

瓦解中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1931 年 12 月 11 日，英国国会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肯定了英王是英联邦成员国自由联合的象征。确认了自治领独立解决内外政策能力的法律地位。当时的成员国包括联合王国、澳大利亚联邦、爱尔兰自由邦、纽芬兰、新西兰和南非联邦。1947 年印度、巴基斯坦分治独立带来了英王地位的难题。1949 年在英联邦总理伦敦会议上，印度宣布保留英联邦成员国身份，接受英王作为英联邦首脑。其后，许多新独立的原英殖民地国家援引印度为例，宣布独立而留在英联邦内。当时英联邦成员国有联合王国、加拿大（1949 年纽芬兰并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印度、巴基斯坦、锡兰（1948 年 2 月为自治领）。1949 年 4 月爱尔兰共和国

法生效，不再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在英联邦内，英王是英联邦的国家元首和各独立成员国自由联合的象征。所有成员国公民承认为“英联邦臣民”，英联邦各成员国总理定期开会磋商，成员国间互派高级专员而不派大使。1965 年起建立了英联邦秘书处。1966 年英国把英殖民地事务部和联邦关系部

（1947 年由自治领事务部改称）合并为联邦事务部，该部大臣负责处理联邦成员国、非正式成员国及与其他殖民地、保护国的关系。1971 年英联邦总理会议宣言声明“英联邦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志愿联合组织，每个国家都对其自己的政府负责”。

战后英联邦逐渐衰落，英联邦各国间的政治联系削弱，英国特权地位丧失。1944 年以来每两年一次的总理会议，前 16 次都在伦敦召开，其后在各成员国首都轮流举行，1979 年首次在非洲国家赞比亚的卢萨卡召开。在 1966 年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32 个成员国中有 9 国没有参加。在英联邦成员国中几乎所有非洲成员国都参加了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英联邦成员国也愈来愈多，绝大多数成员国还参加了发展中国家的 77 国集团。因此，在英联邦中离心倾向加强，英国的控制作用减弱。另一方面美苏等国势力不断向英联邦成员国渗透。1969 年美国对英联邦主要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的直接投资超过了英国。随着苏联对印度的渗透，英国在印度的影响已退居第 3 位。1973 年 1 月 1 日英国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后，帝国特惠制也被共同体的洛美协定所取代，英镑区的影响和范围大大缩小。

英联邦成员国到 1984 年时共有 49 个，其中亚洲国家 8 个，非洲国家 15

个，美洲国家 12 个，大洋洲国家 12 个，欧洲国家 2 个，美洲、大洋洲的英

联邦成员国占总数的一半。原成员国中爱尔兰于 1949 年退出，南非联邦 1961

年退出，巴基斯坦也于 1972 年退出。

（黄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