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
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随,“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尤其是 60 年代以来有了新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是西方各国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竞选与执政的基本纲领,从而构成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福利国家”制度包括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实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 建立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四项基本内容。其中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时期的救济贫民的措施和工人自发组织的私人保险与互助制度。英国在1601 年和1832—1834 年间先后通过的两个“济贫法”,由地方政府和教会共同负责教区的济贫工作,济贫资金主要来源于各地区居民和房地产所有者上交的济贫税。17 到 18 世纪,英国出现了工人自己成立的“友谊社”等形式的互助组织,成员们上交一定的互助金,以便在生病时得到补助,年老时得到年金,死亡时得到一笔安葬费。当前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两大项目,就是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西方各国政府先后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德国在俾斯麦时期,通过
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1911 年英国通过了失业保险法。瑞典在 1913 年议会通过了老年和残废年金法案。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建立工资劳动者、贫困老人、病残者的养老金制度,向失业者提供保险金。不过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的立法与计划带有一定的探索、试验的性质。
1942 年英国的威廉·贝弗里奇提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这对西方战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它建议社会保障计划应包括三种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社会保险用以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社会救济用以满足特殊情况的需要;自愿保险则用以满足收入较多的居民较高的需要。报告还提出了有关社会保险的一些基本原则,主张社会保险应当按照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生活方式进行调整。
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福利国家”制度进入“黄金时代”,各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的作用是:如果国民因失业、疾病、伤残、年老等原因,完全或部分丧失收入, 或收入太低,无法维持生活时,则保证其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各国的社会保障项目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社会保险,这是国家强制执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只有按规定缴纳有关社会保险税的投保者才能享有的福利。主要包括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残废保险等。二是福利补贴,不论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凡是符合规定条件的公民都可以得到。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普遍性的公共福利补贴,如家庭补助、遗属年金、住房补助(房租补助)、产妇津贴、寡妇津贴、中小学免费教育与免费午餐、高等教育的低息贷款;一种是只向部分贫困者和家庭提供的带有救济性的补助,如食品券等。
社会保障费用来源于三部分:一是投保的雇员上交的社会保险捐,一般按照雇员的工资的一定比例计算,定期在其工资中扣除;二是雇主为雇员支付的社会保险捐。1982 年美国工人和企业主为工人支付的保险捐各占应缴税工资的 6.7%,两者相加为 13.4%;三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西方各国政府补助的费用从 50 年代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0%上升到 70 年代的 20%以上。可见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把工人自己创造的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一部分价值,通过国家用社会福利的形式再分配,“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同时它也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尽管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没有消灭贫穷,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人阶级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缓和了劳资矛盾。
“至于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和“公平分配”这三项政策,尽管对西方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混合经济”的目标是在生产、收入与消费方面建立私人企业与国家企业、政府与私人同时对经济发生作用的双重经济与管理机制,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充分就业”也不是完全消灭
失业,而是国家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将失业率大体控制在 3—6%以下。50 年代和 60 年代,它取得一定的成效,失业现象有所缓和,70 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率都高达 10%左右。所谓的“公平分配”就是政府通过对遗产和收入实行高额累进税的办法,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穷人的口袋里,但是富人的损失远远地少于他们的所得。
1973 年至 1975 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长期被“滞涨”现象所困扰。
因此,以 1979 年上台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 1981 年上台的美国里根政府为标志,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进入一个向后倒退的调整阶段。他们一方面实行有利于富人的大幅度减税政策,一方面大砍政府的福利开支。同时在西方还出现了一场关于福利与效率的大辩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克服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如何调整,都无法从根本上消灭贫穷,因而也就不会实现真正的全社会的福利。
(刘子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