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学思想的变迁

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派学生出国留学要从清同治年间算起，一直到民国年间几十年未断，其间的留学思想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同治末年到光绪二十九年，称为“军备阶段”。鸦片战争后外患日迫，清统治者认识到自己军备力量薄弱，急不可耐地派大量少年赴美学军事，此后李鸿章等人又于光绪初年派遣福建船厂学生去英法两国学习制造和驾驶，武弁则赴德国学习陆军。光绪二十一年后，江南各省又派学生入日本成城及振武学校，分班学习陆军，这些都是以造就军事人材为唯一目的的。

第二时期从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四年，可以称作“西政阶段”。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亲眼看到日本的强盛得益于变法，看到了学习西方政治的重要，政府的官僚们更是如此。张之洞和刘坤一同上的一份奏折说：“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历为第一义。观其国势，考其政事学术， 察其与我国关涉之大端，与各国离合之情事，回华后将其身经目睹者，告语亲知，辗转传说，自然群迷顿觉，急思变计。”所以这一时期，赴日的大批留学生以习速成法政与师范者为最多。

第三个时期是从宣统元年到民国 6 年，可以称为“西艺阶段”。其实西方工艺的重要早在留学初期就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但频繁的外辱，使创痛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急于变法，所以西艺思想也受到了西政思想的遏制。光绪三十三年后留学方向趋重于实业。三十四年以后政府明令所有出洋学生都要学习实业，并限制自费生非入高等学堂习农工格致者不给官费。宣统元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派遣留美学生，就限定 8/10 学农工商矿等科， 2/10 学法政理财师范等，这种做法延至民国初年。

第四个时期从民国 6 年到解放前，可以称作“西学阶段”。理工和文法科的严格区分逐渐被打破，西方的一切学术和技艺都成了学习的对象。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青年对中国的旧礼教进行批判的同时，极力逢迎西方的思想、道德和文化。英美一些学者如杜威、罗素等来华讲演，更使一些青年以“一切文物，西洋皆好，中国皆坏”自命为明达的普遍观念。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出国留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已不只军务、政治与工艺而已，其他一切学术均被重视起来。

纵观这四个时期的留学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急功近利，致使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