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环境问题一直是大多数区域和全球性贸易谈判的重要问题。环保论者在批评贸易时想当然地认为，贸易自由化会自动使环境进一步变糟，井对环保标准实施产生阻力。然而这种相关性要比一些人想得复杂。经济增长可增加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但由于技术改进和公众增强对清洁环境的要求，经济增长又可减少污染并使资源得到利用。虽然大多数贸易政策实践者仍把环境标准的判定归结为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意图，但目前很清楚的是，为保证众多物种生存，必须控制甚至禁止对它们的直接贸易。而且，尽管它们本身也许未直接受到贸易的影响但其生长环境中产品的贸易会破坏环境。因此，对它们构成间接的威胁。另外，紧迫的国际性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损耗及酸雨场直接根源于工业活动。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必须同时保持对环境问题的敏感意识。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人民相对贫穷的国家来说，要达到经济激增、生产和消费剧增，这从政治上考虑是必要的，但肯定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来，有关贸易与环境争论的重点已从某种贸易产品本身可直接造成的环境影响转向了该产品生产周期可能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这一概念通常称之为生产加工方法（PPMs），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①，因为它含蓄地提出要对产品来源国的环保实践进行审查。这对于全球一体化的市场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假如允许按加工标准设置贸易限制，一国则可将其环境标准强加给经济较弱的贸易伙伴，要么就是发展中国家会被迫增加环境改善上的资源支出，这可能超过其根据自身环境与发展状况所做出的正常选择。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一些评论者提出应将北方的资源调往南方以协助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环保标准。换言之，如果要想贫国加强环境保护，它们就应为此而付出代价。

尽管国家主权是长期建立的传统，但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其它一切官方关系都以国家主权力基础。许多富国消费者都在加深对其行为的无形后果的认识，并在重新检验其购物方式。一些消费者看来准备对外国环保工作施加间

接影响，做法是回避可能对环境有消极影响的产品，其他一些消费者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提出禁止这类产品的贸易。臭名昭著的金枪鱼与海豚案实际上就是因为美国反对外国的某种金枪鱼捕捞方法所引发的，这种捕捞方法致使海豚大批死亡②。然而，中国政府十分坚决地反对外国对其本国环境政策施加影响。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在 1991 年一次部长级环保会议上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发展中国家在开发利用本国自然资源方面的主权不容侵犯，一国不能借环保之名干涉另一国的内部事务③。

这种偏激的言论一般出自政治讲坛，但却似乎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现实有点格格不入。在现实中，人们正普遍意识到环境或生物差异问题和其他问题的相互关联。例如，加拿大纸浆和纸张生产商依照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不是本国所采用的环保标准从事经营，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这些市场内消费者的任何不良反应。同样，比如说坚持要英属哥伦比亚省政府在制定关于砍伐老树林的林业政策时只考虑本国对此的反应，这也有点不切实际。在全球经济中，经济关系加深注定要导致各国加强对其他领域政策严格的审查。资源出口（矿沙、木材、纸浆）国担心，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会对出口市

场的贸易产生影响；同样，某些制成品出口国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例如，《蒙特利尔关于消耗臭氧层材料议定书》就授权各国对含有氯氟烃的产品以及用它生产出的产品进行贸易制裁。这实质上就是一项关于生产加工方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