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亚太地区

贸易与直接投资使各国经济相互渗透，这一战后经济中持续存在的趋势在 80 年代加速发展。由此而产生了“全球化”一词。凯尼奇·奥曼（Kenichi Ohmae）、迈克尔·波特（MichaeI Porter）和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所广力宣传的 80 年代的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现象。在不断扩大的产业范围内，跨国企业需要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市场上从事业务活动以保持竞争力。更恰当地说，这是一个经合组织现象。尽管该组织井非全无国界范围，但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没有国界的经济体。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略为 GATT 译注）的贸易体系意味着贸易自由化集中在经合组织集团进行，该组织也确有一些无约束力的投资准则。［注 1］

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不大，至少是到目前为止。考虑一下印度的例子。印度是 GATT 的创始成员，但该国凭借其外交技能和对 GATT 的了解保持着一种颇具有限制性的、甚至是专制的贸易、投资与支付政策。当然，取得这一行使自身主权的外交胜利是以对该国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准造成巨大损失为代价的。印度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陷于停滞不变状态，贸易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全世界处于最低国家之列。它仅在法律上是 GATT 贸易体系中的成员，而不是事实上的成员。［注 2]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最近二三十年经台组织以外的地区，就会发现，与普遍实行限制性贸易与支付方式和相对经济衰退状况不一致的地区是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尽管它们各自的政策体系具有显著差别，这在香港是推行 19 世纪的自由放任模式，而其他富于活力的亚洲小虎则较多地干预经济，但它们大体上都采取了外向型战略。［注 3］这种有选择的干预意在促进在出口市场上最为成功的产业，而并非是支持衰退的产业。［注 4］它们均偏重于鼓励出口，具有稳定的宏观经济制度，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低，公共支出集中在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储蓄率很高，经济面向国际贸易与投资开放。

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与债务危机所反映出的进口替代政策的明显失败对许多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种极富说服力的示范效果。随着时间由 80 年代转入 90 年代，一个世界范围的竞争自由化进程在发展中国家和前

社会主义国家中展开。从 80 年代中期墨西哥实施开放政策开始，历经对依附型经济模式的摒弃，直至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换遍及拉美的大片地区。墨西哥的开放政策要比中国的对外开放更为雄心勃勃。在 1986 年加入 GATT 时，墨西哥取消了大部分进口数量限制并大幅度削减了关税作为其所应履行的部分义务。

中国可从墨西哥的“入关”中获得两项经验。一是贸易伙伴现均期待新

成员实行重大的经济自由化。其他早先入关的实例，如波兰的入关，须作为冷战的历史遗物来看待。二是同其部分贸易伙伴相比之下的墨西哥的经济业绩。作为开放贸易政策产生经济效益的一个印证， 1980 年时，委内瑞拉的绝对出口量大于墨西哥，其出口产品结构与当时的墨西哥相似，即 80％以上的出口收入来源于石油产品。而到了 1989 年，墨西哥的出口则是委内瑞拉的三倍。

20 世纪后期最富戏剧性的事态变化大概就是中央计划型经济断续地与

世界贸易体系的再结合。这一进程非常缓慢地始于中国 70 年代未对外开放政策的渐进步伐。中国经济对外贸和外资开放的进程还在不稳定地继续着，但时至今日并无大的逆转。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是颇具戏剧性的政治事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经济后果。目前，中国正在大步地迈进世界经济，而前苏联地区则是蹒跚地步入其中。

中国和前苏联在与世界经济的再结合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差别。双方都拥有因人力和自然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以及强制的消费不足而形成的巨大的未开发潜力，而且在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储蓄和资本投资配置均严重失当。

中国的经济开放激发了令人瞩目的长期持续增长，而在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开放却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一派虚幻缥渺景况。中国的经济成功，特别是与前苏联相比较，应是令中国感到满意的原因，但却不应是盲目自满的缘由。在短期内，俄罗斯已超过了数十年来拉美国家的过度通货膨胀状态，而最近 20 年来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却没有这样。中国虽并非是以 GATT 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中的合法成员，但却是事实上的成员。它与全球经济的结合要好于印度。［注 5］然而，同它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贸易伙伴相比，中国的贸易体制有限制性。中国经济的成功应使本国决策者们继续深化其经济改革。

为什么 GATT 体系促成了经合组织成员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与全球化？为什么印度在融入世界经济方面不如中国？历史的答案是，从 50 年代开始，处于冷战高峰时期的 GATT 主要成员在预期到非殖民化高潮后接受了发展中国家关于实行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富于说服力的请求。

实行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获准实施配额和进口限制，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发展经济。然而，拉美和非洲近 40 年来的经验表明，进口替代是一项失败的发展战略。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则显示出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成效。在香港和新加坡，这种成功是建立在十分开放的经济基础之上，在韩国、马来西亚、台湾、泰国和印尼则建立在单方面自由化之上。

亚太地区的国家是在削减贸易与投资壁垒过程中率先加入经合组织的。但它们只是单方面削减壁垒，而没有按照经合组织的准则通过对等谈判减少壁垒。［注 6］这一单方面放宽贸易与投资政策的竞争自由化进程已扩大到拉美乃至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