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管理作为一门科学，还十分年轻。从泰勒在 1911 年发表《科学管理原则》

一书标志着“科学管理”的开始算起，到现在才 70 多年，而“管理科学”实际上是二次大战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然而，管理作为一门学问，却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以我们中国来说，在现代化管理方面虽然相对落后于一些先进国家，但是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产生了比较科学的管理思想，并用于实践。在学习国外管理科学的同时也学一些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将对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起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列举几个事例来说明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些学科，如系统工程、信息系统、运筹学、经营战略、人事管理等等，是怎样被中国人民的祖先所运用的。

系统工程和信息系统——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宇宙航行员在月球上能见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造工程，这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历史见证。

万里长城的建筑，不论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建造长城最早是在公元前七世纪开始动工的，到明朝末年先后经历了 20 个世纪。如果把这些不同朝代建造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就不是“万里”，而是“十万”里了。长城的建造与管理，都体现了系统工程与系统管理的思想。在工程上明代一般分作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堡城、城墙、放台、烟墩等不同等级、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建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在管理上，沿线设九个镇，每镇设总兵，上受兵部指挥，之下又分级设“路”、“关”及城、堡墩台，这是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多级管理系统，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下达，遇有敌情，信息由烽火台到关城守备和军事首领、总兵，一直报到朝廷，是自下而上的反馈过程。

当今，信息技术已成为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它是以计算机加通讯技术形成的信息网络为特征的。这样一个现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的成就，在中国的古长城管理中就早已体现其雏形。这主要是指信息传输的技术和方法。建筑长城的主要目的是了为防御敌人进犯，因此对敌情的及时反映就至关重要。延绵在整个长城的无数烽火台（烟墩），就起着“信息源”的作用，而传递信息的“介质”，则是通过白天燃烟、夜间放火，保证了信息传递的必要距离。公元 1466 年（明朝成化二年）朝廷进一步作出规定：来犯敌人在一百人左右，则以一烟、一炮表示；五百人二烟、二炮；超过一千人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五烟、五炮。这样在千里之外几小时内便可得到军情，这种信息的传输，既有定性概念（敌人来犯），又有定量概念（进犯人数），而以光（烟）与声（炮）两者交举作为信息传输手段，起到相互核对作用。

对策论——田忌赛马。运筹学是二次大战期间开始发展的一门管理科学。开始时主要用于军事目的，战后转向民用，在管理上解决有限资源的最佳利用问题，成为管理科学、系统工程的主要定量办法，并发展了一系列分支。其中“对策论”或称“博弈论”就是研究“敌我”双方的对阵胜负问题。其实，这个不到五十年的科学分支，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战国时代就已有过光辉的例子，这就是有名的田忌赛马故事。齐威王喜欢赛马，大臣田忌屡赛

屡输，军事家孙膑向田忌建议说，齐国的好马都在齐王那儿，靠硬拚是不能取胜的。赛马有上、中、下三等之别，在三局比赛中，如果第一局你以下马对齐王的上马，这样你先输一局，然后你以上马赛他的中马，以中马赛他的下马，就可保证你在后两局取胜。田忌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以一负两胜赢得齐王千金。这个生动的事例，正是“对策论”中的“零和对策”（即敌我双方的胜败之和等于零），而这个对策的应用却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代中国。

经营战略——孙子兵法。经营战略对企业的成败具有全局性影响，现在已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企业界与管理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上关心的重大课题。这个问题随不同企业所处不同环境而异，不能有千篇一律的解法或模式。但是，一个好的经营战略必然具有某些共性的东西，遵循某些共同的规律。

中国春秋末期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总结了许多军事方面的规律与原理，对军事科学的研究有重大价值。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看，对管理科学的研究来说无疑也是一座思想的宝库。

这里仅就对企业经营战略可供借鉴的一个论点略加阐述。

《孙子兵法》的“计篇”中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这里，孙武从七个方面的敌我比较，就可以预测战争的胜负。同样，上述决定战争胜负的七个因素，也是经营战略应当仔细研究分析的几个重要方面。

主孰有道，即哪一方的君主得民心。所谓“得民心”，指上下有一个统一思想，使上面的战略目标成为下面全体成员的自觉行动，而这正是当今一些成功企业的主要经验。这些企业一般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并反复宣传，使之深入人心，使大家愿意为其实现而努力。这上下齐心，既需思想动员，也需组织与措施保证。“目标管理”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科学方法。我国现在推行的“经济责任制”，把企业目标层层分解，层层落实到班组或个人，也是使企业上下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的科学管理措施。

将孰有能，即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将帅的才能对军事指挥起决定作用，企业经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厂长（经理）的素质。这里不仅是指对企业领导人的政治上、文化上、业务上，实际工作经验上有一定要求，更要求具有企业“将帅”的才能，即从国内、国际市场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把握时机，比别人早看到一着，早行动一步。那种只照着别人成功经验亦步亦趋的“将帅”，是无法带领企业走向胜利的。

天地孰得，即哪一方得到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企业的“天时”、“地利”，即企业的内外环境。这种环境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如何利用得当，却决定企业经营的成败。这里关键是要真正了解企业本身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然后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制订自己的经营战略，以充分利用“天时地利”所提供的客观条件来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事。

法令孰行，即哪一方认真执行法令。这是企业的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问题，是企业建立正常的、不是有没有“法令”，而是能否执行。一个企业有了好的规章制度，如果不去认真贯彻落实，只是一纸空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兵众孰强，即哪一方的部队比较强大。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一些企业的成功经验说明，产品的开发实质上是人才的开发，产品的竞争是智力的竞争。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同样在企业经营上决定成败的关

键之一也是职工队伍的素质。

士卒孰练，即哪一方的士兵较有训练。这是与“兵众孰强”有联系的。要使兵众“强”，就要使士卒“练”，这里强调培训对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重要性。近十年来技术发展很快，一些发达国家“白领人员”一个人一生需要经过不断的培训，使知识不断更新，以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否则，即使有了先进技术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赏罚孰明，即哪一方赏罚比较公正。“公正”是管理的一条基本原则，这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早就指出了。赏罚是否分明，是对队伍士气影响颇大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体现了对这个队伍到底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和反对什么、限制什么的问题。

可见孙子兵法提出的决定战争胜负七个方面的问题，对制订成功的企业经营战略有很大意义，很有参考价值的。

人事管理—一选才用才的艺术。在现代管理中，当今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人的管理。西方在三十年代就出现了行为学派。现在象组织行为学一类课程更属学习管理专业者所必修。对于人的管理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

我国古代在人事管理上有着无比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哲理。日本东海大学研究人事管理的教授铃木博说：现代管理科学中人事管理的许多原理，几乎都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找到根据。

知人善任，尊贤重士，是我国古老而优秀的传统。这可追溯到周朝的兴起由周文王重用姜太公算起。到春秋战国，秦国之所以终于兼并六国，这和秦穆、孝公、惠王、昭王，分别重用蹇叔、商鞅、张仪、范睢分不开的。楚汉之争，刘邦最后战胜项羽，据刘邦自己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这里确实寓意深刻，体现着领导者的用人艺术，即既要善于发现人才，更要善于用人之长。美国管理学家杜拉克就强调：“用人的决策，不在于如何减少人的短处，而在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一生的特点是，“知道选用比他本人能力更强的人来为他工作”。刘邦比项羽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象项羽那样，“嫉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而是能够使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明的部下。但要使能人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领导者要组织协调好这些力量，使他们形成“合力”。这才是领导者比有才干的部下更高明之处。领导艺术就在于创造一个环境，使大家愿意并且能够施展各自的才华。“士为知己者用”，这说明自古以来调动积极性与领导者素质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