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司马迁的史学成就父亲司马谈的教导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他的这种素质，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

司马谈约生于汉文帝初期，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和黄子，都是当时有名的有关专家。黄子，即黄生。

司马谈病危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 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

《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说：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一段对话表明司马谈父子把论述“春秋”以来的历史书，特别是汉兴以来的历史，作为周公、孔子著史事业的继续。他们认为，这四百多年历史的存佚要决定于他们是否能尽到史职。他们父子，在著史工作上是有真挚的使命感的。这是中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父子以后是不断有人继承的。汉代史事，为什么在《史记》中占了很大分量，又为什么写得特别精彩，也是这个原因。

司马谈对战国以来的许多学派，有相当广泛的接触。他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要旨，是一篇有名的学术评论。篇中，对阴阳、儒、墨、名、法等五家，一一论其短长，对道德家则称道其能吸取各家之长以达到政治上的无为而无不为。当代学者多因此认为司马谈属于道家，至少是倾向于道家。其实并非如此。司马谈的病危遗言，说的是儒家的孝道，说的是儒家的修史传统，并没有道家气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这里所指儒家的缺点，毕竟只是技术性的东西，而所说儒家的长处则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这是封建社会的本质性的东西。所谓“弗能易”， 等于说永无变更。司马谈对于儒家的尊奉，可以说是很明白的。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 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 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