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符的道德法律批判思想

王符比王充更进了一步，从宗教思想的批判转到法律道德的批判。在这一方面，最有价值的是他同情人民的、中世纪式的形式平等的思想。从上面

他论公与私的道理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封建无法的尖锐批评来。贤者的概念是他立论的基点。他说，贤者在其本性上就不赞成封建的奸邪，“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惰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他甚至敢说“今汉土之广博，而曾无一良臣”，而自己以贤者自居，照察汉代的奸那世界了。他说：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攸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困苦厄穷之谓，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具所以为小人者也。⋯⋯ 故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可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论荣)

“贤愚在心，不在贵贱，信欺在性，不在亲疏。⋯⋯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老，缯肆狗屠也，骊山之徒，钜野之盗，皆为名将。由此观之，苟得其人，不患贫雌，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本政)

他从人性论的还元，得出了人类心理上的抽象的平等，反对封建制社会的富贵荣华与贫贱困穷之等级隶属，这就是中世纪的民主精神。基于这一观点，他居然敢把奴隶和天子比较起来，志行的标准居然可以使天子不如奴隶高贵！他的“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的命题，尽管属于心理上的超人与俗人的战斗，但问题则是对于封建贵族的否认，对于善良人民的同情。我们再看他怎样攻击当时富贵利禄的阶级制度：

“人有无德而富贵，是(犹)凶民之窃官攸盗府库者也。⋯⋯盗人必诛，况乃盗天乎！⋯⋯虽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义有殆， 札义不班，挠志如芷，负心若芬，固弗为也。”(遏利 。)

“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仁重而势轻， 位辱而义荣。今之论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来，则亦远于获真贤矣。”(论荣)

“⋯⋯将权臣，必以亲家皇后兄弟主壻外孙，年虽童妙，未脱桎梏，由借此官职，功不加民，泽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报百姓，虚费重禄，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骄奢。⋯⋯世主欲无功之人而疆富之，则是与天斗也，使无德况之人与皇天斗，而欲久立，自古以来，未之尝有也。“(思贤)

“观之衰世，举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衰世之恶，常与爵位自相副也。”(本政)

王符关于这一方面的政论甚多，就以上所引的看来，他痛斥专制爵禄的取得，不曰盗贼，即曰罪恶，实在是大胆的言论！最富于实践意义的是，他把汉代皇帝从天子的宝座拉下来，指为“盗天”的大贼！他又把汉代豪族地主阶级的身份性的族位揭破，指为无耻之尤！他更敢说出封建制的富贵阶级是和罪恶成正比例的。他认为没有贤能的标准，强取富贵，欺罔百姓，乃是“常好其所乱，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爱具所从亡”，当时虽与前世亡代，“相去百世，县年一起，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徽败迹，若重规袭矩，稽节合符”(思贤)。神学家说汉代皇朝是与天(上帝)应，而王符却说它是“与天斗”！神学家说汉代皇朝是应符瑞而兴，王符却说它和天(自然规律)矛盾而必然要败亡！

他的政论集中于学术和伦理的改造，以政治的开明，只在于贤能的任用，

赞学、务本、论荣、贤难、明暗、考绩、思贤、潜叹、慎微、实贡、德化诸篇都说明这一主旨。他虽然从心理的标准把封建制社会的矛盾，还元为人类内心的善恶邪正之斗争，但他的推论却说出专制主义的一套颠倒制度，主张微贱必须对贵宠进行斗争，他说：

“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则必先与宠人为仇。恃旧宠阻之于内，接贱欲自信于外，思善之君，愿贵之士，所以虽并生一世，忧心相皦，而终不得遇者也。”(明暗)甚至他说出了王朝的没落是不可挽救的，主观的愿望并不能克服制度上的束缚，他说：

“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见贤则不敢用，耳闻贤则恨不及。虽自有知也，犹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举，则亦惧失麟鹿而获艾猳， 奈何共不分者也？未遇风之变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两集，则阶隘之徒，闒茸之质，亦将别矣。夫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啮贤， 为祸败也。岂希三代之以复，列国之以灭，后人犹不能革！此万官所以屡失守，而天命数靡常者也！”(贤难)

他还有一个深刻的批评，即：在封建的空虚教条下面的选贤贡士，不论贤良方正，明经有道，或孝悌廉洁，敦厚茂才，都是“虚造空美”，实际上却非“依其质于，准其材行”，而流于“伪举”。他说：

“志道老少友，逐俗者多俦。是以举世多党而朋私，竞比质而行趋华。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材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历察其状，德侔颜渊卜冉，撮其行能，多不及中诚。使皆如状文，则是为岁得大贤二百也。⋯⋯夫圣人纯，贤者驳，周公不求备，四肢不相兼，况末世乎！是故⋯⋯不遂伪举，不责兼行。⋯⋯ 智者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以致其功。⋯⋯是故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疵，勿疆衣饰以壮虚声。一能之士， 各贡所长，出处默语，勿疆相兼。”(实贡)

他由于集中注意于贤才主义，故有这样的人物的分析。但他在他的批评中， 已经反映出定于一曾的汉代思想教条化的现实。从制度方向产生的满朝“相兼” (全知全能)的颜闵似的茂才贤良，一岁出二百，十岁出二千，百岁出二万，汉代就有好几万“圣贤”，宜乎大有作为：但他说西汉之亡，大小圣贤官吏十万人， 没有一个志节可纪者，而能奉国报恩的不过二人：到东汉末，“汉土之广博，而曾无一良臣”，这岂非虚伪教条所赐与的么？因此，他说敦方正直好像金玉之器， 而好善嫉恶则是钢铁之材，金玉的陈设只是妆点门面的滥费，而刚轶的实材则是具有生产性的，可以举功，人主不妨“兼善而两纳之”，使各尽其才。这一论断， 已经批评到定于一尊的正统法度，其为异端思想，一目了然。他拆穿了所谓博士贤良，不过是一群富贵利禄之人，“天夺其鉴，神惑其心”，他痛心疾首地说：

“贫贱之时，虽有鉴明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财货满于仆妾，禄赐尽于猾奴，宁见朽贯千万， 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食，而不忍贷人一斗。⋯⋯哺乳太多， 则必掣纵而生癎，贵富太盛，则必骄佚而生过。”(忠贵)

王符对于封建的滥费，描缯得甚为入微。浮侈篇的描述更比较深刻，这里仅揭示其关于反对宗教的二例：

“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妇女。”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

玉，檽梓楩柟，良家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塚，广种松柏，庐舍祠堂，祟侈上僭。”

不生产的享乐滥费，使饥寒并至，奸宄灾繁多，严酷数加，愁怨者多， 于是“下民无聊，⋯⋯则国危矣”。在浮侈篇说明厚敛多藏，剥削细民，而爱日篇又论到封建统治对于劳动者所横加的压迫和对于人民所进行的恐怖。他说：

“治国之日舒以是，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 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百官乱而奸宄兴，法令鬻而役赋繁，则希民困于吏政，仕者穷于典礼，冤民就狱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 奸臣肆心于上，乱化流行于下，君子载质而车驰，细民怀财而趋走， 故视日短也。”

贪污罔法，冤狱丛生。“隐逸行士，淑人君子，为诡佞利口所加诬复冒， 下士冤民能至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问者，不过百一。”这一黑暗的世界， 他认为皆“贪残不轨，凶恶弊吏”所造成的，他举出了东京洛阳豪族地主横行的一个吓人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封建政权的性质：

“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蟠党盘牙，请至贵戚宠权， 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

何者？凡敢为大奸者，材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今案洛阳主杀人者， 高至数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则杀不止！”(述赦)

他更说出富贵与贫贱相悬殊的社会图景，在这种社会里是如何的阶级矛盾呢？他说：

“与官贵交者，上有称誉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 大有账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

“富贵易得宜，贫贱难得适。好服谓之奢僭，恶衣谓之困厄； 徐行谓之饥馁，疾行谓之逃责；不候谓之倨慢，数来谓之求食；空造以为无意，奉贽以为欲贷；恭谦以为不肖，抗扬以为不得；此处子之覉薄，贫贱之苦酷也！”

“有利生亲，积亲生爱，积爱生是，积是生贤；⋯⋯无利生疏， 积疏生憎，积憎生非，积非生恶。⋯⋯是故富贵虽新，其势日亲， 贫贱虽旧，其势日除；此处子所以不能与官人竞也。(交际)

据他说，这样的阶级矛盾，“怨恶之生，若二人偶焉”，在财产利害相关的一边，“苟相对也，恩情相向，推极其意，精诚相射，贯心达髓，爱乐之隆，轻相为死”；而在其无利害结合的他一边，“苟相背也，心情乖乎， 推极其意，分背奔驰，穷东极西，心尚未决”。这是多么深刻的“相人偶”！ 他在主观上作理论的还元时，主张超乎俗世，得出贤人君子“富贵未必可重， 贫贱未必可轻的德义理论，以之与俗人的俗见相抗，“不能两立之”，而在客观上又说：

“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连，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处子虽躬颜闵之行，性劳谦之质，秉伊吕之才，怀救民之道，其不见资于斯世也，亦已明矣。”(交际)

因此，他的理想的贤者无可奈何，世界还是“俗人”所支配的。于是他

不得不空想那种飘■的性灵解放：“鸾凤翱翔黄历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随景风而飘■，时抑扬以从容，意犹未得，喈喈然是鸣！”这里已伏下魏晋玄学的根苗，到了仲长统要更加显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