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及其与政治的关联

上面各章已经指出经今古文学的学派性，并已经说明作为正宗思想的代表者儒林的阶级本质。现在，为了了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真相，更具体地究明一下汉家(以武帝为代表)尊崇儒术的意义，以及儒家者流对此的反应：换句话说，即是知道他们彼此互相勾结和利用的情形。

汉武帝罢黜百家，尊祟儒术，表面上是由于衡(绾)董(仲舒)辈先后的建议，但主要的却是由于汉家统治上的需要。汉家的统治，在政制上继承了秦代的县乡亭制，而在思想上也必须找到它的神学的依据，以显示其天命有归， 借以麻醉人民。尊祟三老五更，提倡孝弟力田等等，都是和缓阶级斗争而巩固农村“本业”的精神上的要务。至如所谓阴阳五行图书议纬之类，举凡足以巩固中央专制主义的统制而粉饰太平，利用豪族地主阶级的阀阅地位而兼收并蓄，都无不多方以尽其用，最后以钦定形式，裁决同异。如果轻率地以之为单纯的迷信而予以抹杀，或以为汉人富于迷信而不加深察，都不能正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有意争取正宗地位以及继之而巩固其既得地位的儒者们，大都相信谶纬神学，不如此就不算会曲承意旨地为统治者献策了。所谓“禄利之路”，便是他们“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生意经。请看史实吧：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衡)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五年，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策问贤良，于是董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看来，好像武帝罢黜了百家，是决然以振兴儒学为己任似的；然而事实不然。史载：建元元年，“议立明堂，遣使者安卓蒲翰，束帛加璧，徵鲁申公。”

“及申公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对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 然已招致，即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明堂事见白虎通义解释)。”(汉书儒林列传)

“元光五年，复徽臂良文学。上⋯⋯诏策诸儒，⋯⋯时对者百余人，⋯⋯天子擢弘(公孙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韶金马门。⋯⋯(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上说(悦)之。⋯⋯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无爵，上于是⋯⋯封丞相弘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

“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嚮凤矣。”(同书儒林列传)

这一对照，可见武帝所好，并不是重力行的真儒学，而是要以文辞来创议宗教仪式的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神甫教条。他们这种勾搭， 稍加分析都看得清楚。所以，无怪“学黄老言”的汲需要批评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同时并“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 以阿人主取容”(汲黯传)，就是同行的儒家辕固生也要告诫“公孙子(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同书儒林列传)

这种喜欢臣下“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内法外儒政策，正是汉家历代皇帝的心传。后汉替班彪传说：“汉兴，太宗(文帝)使鼂错导太子以法

术”，不用黄老，也不用儒术。而下引直帝这段故事，尤表露得淋漓尽致： “孝元皇帝⋯⋯为太子(时)⋯⋯仁柔好儒，旦宣帝所用多文法

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霜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真是高帝以来的心传，也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最适切的注脚。这一原则，是根本不许动摇的。所以，一方面，武帝赐严助书，预先指定了奏对的范围：“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因为春秋严上下之分，大一统之治，纵横便有书统一了。而另一方面，汉武尝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这是表露了武帝不“纯任德教”的事实，他之所谓春秋，不外是一种用为“缘饰”“文法吏事”的工具。他利用充满了灾异阴阳五行的宗教思想的春秋繁露作者——董帅舒，不是偶然的。因为文辞缘饰再没有比把经学变成神学更合乎就治者的要求。董仲舒的天人对策，实陈上已可从武帝的策问暗示了答案，那策问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事，未烛厥理？⋯⋯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策问什么呢？一开始便这样的充满了宗教气氛。所以后来选举，遂至以“明阴阳灾异”为标准(元帝)了，在这种封建制社会的宗教空气笼罩之下，今文学家，固然参加阴阳怪气的制造，就是古文学家，也何尝不援引纬书以说经呢！

后来，党得暗示或指定范围，尚不可靠，于是皇帝不惜亲自出马，“称制临决”，前有宣帝甘露二年石渠阁“讲五经异同”的故事，后有章帝“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作白虎议奏”故事，结局规定了一部以儒术为骨干的国宪——白虎通义来。其余波，更表现为经文的钦定，这就是熹平石经。唐时刘秩选举论说：“光武好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水，不达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木之道。”(全唐文三七二卷) 刘氏不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霜王道来之”，所以不免有这样的书生之见了。

两汉今古文学之争，就是在这所谓“以霜王道杂之”的政治原则之下演变的.刘申叔说：

“西汉之时，经学始萌芽于世。汉武表章经术，然宣帝即位， 重法轻儒，说经之儒犹抱遗经拳拳勿失，故今古文之争未起，自刘敞移书太常为古文竟胜今文之始。新莽篡汉，崇尚古文。东汉嗣兴， 废黜莽制，五经博士仍沿西汉之规；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学，故今古文学之争，亦以东汉为最著。⋯⋯盖东汉初年，古文学派皆沿刘歆之传(如杜子春郑众皆受业于刘歆)，虽为今文所阨，未克大昌，然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祟*尚，后经马卢郑许诸儒之注释，流传至今，而今文家言之传于后世者仅何休公羊解诂而已，馀尽失传：此今文学所由日衰而古文学所由日盛也。”

这里所谓“在野巨儒多明古学”，“虽为今文学所阨，⋯⋯然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祟简”，而犹有争，可见经今古文学之争，不在争取学说之公开流传，而是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即官学的地位之确立。所以然者，

因为博士的官阶并不算小：——汉初俸四百石，其后增至六百石，内迁可为奉常、侍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侯王太传等等，弟子员年考一次，如能通一经就可以补文学、掌故的缺，考得高等的，可以做郎中。有时还有临时的差遣，如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是。史记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禄利之路”的效验是多么大呀！

经今古文学之争，自刘歆请立古文尚书等博士以来，终汉之世，大者计有四次：

(一)西汉哀帝时，有刘歆(古)与太常博士争立古文尚书，逸礼，左传。(二)东汉光武帝时，有韩歆、陈元(古)与范升(今)争立费氏易，左氏春

秋。

(三)东汉章帝时，有贾逵(古)之主左氏传与李育(令)主公羊传之争。

(四)在东汉末桓灵二帝之间，有郑玄(古)与何休(今)争论公羊左氏优劣。

从上述这个筒目表看来，经今古文学之争，就经说的内容说，常以争立左传为其中心问题，即是争论各派春秋说解的优劣问题。关于汉家的重视春秋的意义，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汉代的“复古”，只以春秋为理想(后来，等而下之，则以文景治世为理想)，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孔子为汉制法”之说(今文)，然后公羊(后来谷梁)能够久据官学的地位，白虎通义即为今文学之结晶：又有“汉为尧后”之说(古文)，然后左氏传在新莽时得立于学官(因便于新莽的代汉)，光武以后也未“绝其道”，故尚得流传于学士大夫之间。及至汉末，社会的危机暴露出来，黄巾蠭起，汉祚潜移；不但今文早已失却其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就是古文的经典注疏也已不足以厌悦人心。所以观遇郑许诸儒，为了扩大派别的斗争力量，也终于撤废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综合“古”“今”的折衷的道路。两汉经学的结束的显明的表现，就是经今古文学的合流。而时代思想的主流，则已经开始向着玄学方面潜行了。在这一点上，马融恰是这一时代思潮转捩的体现者；而郑玄则为综合今古文学的经籍注疏的殿军。

马融生于章帝建初四年，卒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七九——一六六年)。其全年正是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的时候，其卒年则为清议盛行， 党锢狱兴，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捕下狱的时候，即是由经学而清议而将入于清谈的时代。马融是“外戚豪家”，“才高博洽”，“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终以奢乐态性，党附成讥”(指“为梁冀草奏李固”)；证以他告友人语，这记载是没有错的：

“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邓)骘召。”(后汉书马融传)

“老庄所谓”，即指“生贵于天下”。由此观之，他不但撤废今古文学的限界，兼注三礼，而且突破经学的藩籬，崇奉老庄(他也注老子淮南子)；不但他谈的老庄之学为后来清谈的主要内容，而且于“绛帐”“女乐”之中讲学，也开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的风尚。这里，由儒家的经学大师口里提出了“老庄所谓”的“生贵于天下”，实足以指示社会思潮正将转向的步骤！郑玄生于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一二七——二○○

年)。他尝与卢植同事马融。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卢植传)， 而玄也学无师，择善而从，故当世号为博通。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岁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鍼膏育，起废疾。他虽以古学与休周旋， 但注书却不专主古学。他在六艺论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后汉书儒林列传说：“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何平叔论语集解序说：“郑玄就重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些都是指说他不专主一家的。陈澧东塾续书记说：“郑注周礼并存故书今书，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令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范蔚宗说：“经有数家， 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载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这不啻说后来郑注行而他注废的原因。而他自己在著书时确是自觉地在追求着“括囊”“删裁”，使学者事半功倍。所以，在诗谱序里说：“举一纲而众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歟？”这里所谓“举一纲而众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是就学者读是书时可以“以一御多”说的，但他在写成是书之前，恐怕还要经过“由多求一” 的工夫吧。因为不“纲罗众家”，就无法“括囊大典”。这种方法，到了许慎运用以著说文解字，更见显明：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而所以“分别”之者，则依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 据形系联”的方法。这些对于清谈之分析名理，当有不少的影响。

郑玄也和马融一样，不为经学所拘囿。他在主观上虽自以为“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但“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均见其诫子书)。当他为袁绍宾客时，更有如下的故事：

“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后汉书本传)

“依方辩对”，使“豪俊”们“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这决不是“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的儒家那一套所能奏效的。可见郑氏所学必兼百家，本传所载三统曆、九章算术、天文七政论之类，只是例示而已。在经学将被玄学历代替的时候，郑玄不但殚其精力于融合古今文学的注疏， 破弃家法的传统，而且还表现出清议的习尚，这样就成了汉末特别的“郑氏家法”(本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