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王充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

第一节 王充的时代以及“正宗”与“异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的 演进

王充(公元二七——○四年)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反对中世妃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章太炎说他是“汉代一人”，绝未过火。一般的“异端”思想皆与其时代的农民战争血肉相关，因而，对于王充的研究，也不得不从此处开始。

所谓两汉，是中国中世纪史上第一个与农民战争相终始的王朝，而王充则生于农民战争的前浪接后浪的时期。此所谓两汉与农民战争相终始，就是说两汉皆兴于农民战争而又亡于农民战争。例如：西汉兴于秦末的陈涉吴广大起义，而亡于成哀以降郑躬苏令与漫延二十六郡国的农民大暴动：东汉兴于王莽末年的缘林与赤眉大起义，而亡于灵献之陈的黄巾与黑山大暴动。又据史籍记载，两汉四百年里共有百次以上的农民战争：所以说两汉与农民战争相终始。此所谓王充生于农良战争的前浪接后浪的时期，就是说前乎王充的王莽末年，是一个农民战争的高潮，后乎王充的安帝以降，又是一个农民战争的高潮(自安帝至灵帝年间，在前后七十二年里，共有七十次以上的民变)；而在王充的生年期间，从光武建武三年到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二七至一○四年)，则还有农民战争的尾声。

所谓农民战争的尾声，大部分是王充幼年时代的事。例如：光武建武三年冯异大破赤眉，王充一岁：建武十六年以青徐幽冀四州为中心而漫延全国的“度田”事件，从豪族引发的农民起义及其被怀柔、被分化与被消灭，王充十四岁；建武十七年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王充十五岁：建武十九年妖巫单臣傅传镇反，据原武，王充十七岁。此后的农民战争，通过了整个的明章和三朝(公元五八至一○六年)，史籍虽然阙少农民起义的记载，但是有流民贫民流亡的记载。农民战争由高潮而转入于低潮，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矛盾的发展。例如：王莽末年，南方的下江新市平林，东方的吕婆赤眉青犢铜马，北方的王郎等，一方面是光武所利用以谋“中兴”的武力，另方面又是米武所剿灭以定“太平”的“盗贼”：尤其对于“度田”事件，从郡国大姓引起的农民起义，光武的政策更为毒辣而阴狠：

“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枢覈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十六年⋯⋯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郡国大姓及兵是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迴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从禽讨为效；其牧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 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捅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

据此看来，光武一面将激起民变的祸首十余人“皆下狱死”，从为和缓怀柔的处置，一面又实行了“以盗杀盗”的分化政策，以及官吏的捕盗竞赛办法，恩威并施，果然不愧所谓中兴名主的“杰作”！但由此一“杰作”，

农民却陷于慢性饥饿的深渊，起义的农民，变成了脱离“户口年纪”的“流民”或失去生存条件的“贫民”。光武虽厉行内地军事屯田和以公田假贫民的政策，但从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起，到和帝元兴元年止(公元五三至一０五年)，对于“鳏寡孤独笃癃无家不能自存”的贫民，禀赐食粮的诏书，凡二十六见，其对于“灾民”“流民”特许免税采捕于山林池泽，并“贷种粮”“雇犁牛”的诏书，屡次颁布。最足以表现当时农民生活的痛苦的，莫如下列几次的诏书：

一、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诏：“方春东作，恐人稍受廪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遣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后汉书卷三本纪)二、同年月诏：“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

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同上)

三、元和元年二月诏：“自牛疫以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轻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 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同上)

四、和帝永元五年二月诏：“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戾，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同书卷四本纪)

五、同年月诏：“去年秋麦人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是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同上)

六、同十二年二月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三月诏：“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氏流离，困于道路，朕⋯⋯救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 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同上)

这六次诏书的语气，虽采取了官家的惠政形式，而农民生活上所遭遇的痛苦之深，已可一览无余。于此，我们要特别指出：农民战争尾声的悲剧， 对于王充的影响是深刻的：至于尾声而后的流民活动，在农民战争史上，只是东汉安帝以降第二个高潮的准备。这对于王充，即对于“贫无一亩庇身”， “贱无斗石之秩”的代表“微贱”阶级的“异端”思想家更是惊心动魄的血淋淋的现实。例如：在论衡的明雩篇所谓“建初孟季，北州速早”；在宣汉篇所谓“岁遭气运，谷颇不登”，皆指此时此事。对作篇更说：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滴饮酒，盗贼不绝， 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这可见处于流亡状态的农戾痛苦，是如何地引起了王充的关心，他的“酒论”虽然不是贫乏的关键处，但农民贫困问题引起了他的同情，从而也反映到他的具有人民性的思想里面。

王充的时代，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和统制政策变本加厉的时代。此所谓变本加厉，即已经由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子学，独尊大艺之科、孔子之术，变而为东汉光武的宣布图谶于天下；已经由经今文学家董仲舒的

推演灾异的神学体系的御用，变而为谶纬之术的露骨神权思想的御用。前者之取得具“正宗”的合法地位，远在王充百年以前；后者的发生，也在前于王充的五十年的成哀平三朝之际，而其取得“正宗”的合法地位，则为王充壮年时代(光武中元元年，充三十岁)的现实。两汉“正宗”思想的表现形式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上则同为有神论世界观向荒唐无稽处愈陷愈深；“正宗” 思想之无止境的向下堕落，则由于统治的王朝，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 自觉到不能在健康理性里说明自己统治的合理，而不得不从天人感应的神学里，甚至从低级迷信的图谶里来寻求其统治农民的合理性。例如：武帝之钦定经今文学为“正宗”，与当时的“山东群盗大起”自有其照应的关系；光武之宣布图谶于天下，也与建武年间的“度田”事件以及两次的“妖巫”大起有其联系。此即是说，两汉的“正宗”思想都负有反对农民战争而为汉代统治阶级辩护的宣传侄务，都是王朝御用之以对抗农民战争的奴婢思想。由于被敌对王朝的思想上的反对命题作用所推动，灭秦而王天下的汉代，不得不在内藏法术刑名的苛刻政策之外，利用堂皇的文化欺骗而定儒学为国教； 又由于反对农民战争，不得不假途于神学及迷信，以为统治阶级辩护。于是， 汉代的“正宗”，必然地走入了曲解原始儒学(孔子思想)的道路。关于此点， 章太炎曾说：

“孔子之在周末，与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尝不竭情称颂， 然皆⋯⋯未尝侪之圜丘清庙之伦也。及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经者多以巫道相揉。⋯⋯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时适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验火灾，救旱止雨与之校胜。以经典为巫师豫记之流，而更曲传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梦政纪；昏主不达，以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伦。谶纬蜂起， 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自尔，或以无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道乱法，鬼事干政，尽汉一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文录卷二驳建立孔教议)

与“正宗”思想的堕落相平行，王朝的思想统制也愈加严厉。到了光武建武二年(王充生前一年)，“异端”一词开始获得了新的语义(其原义详见本书第一卷第七章)，而与叛道的“邪说”可以互驯。例如，博士范升，上疏指费氏易与左氏春秋为“异端”，极言不应立博士(后汉书卷六六本传)，此即为“异端”与“邪说”同义的开始。这一语义的转化，无疑地是中世纪思想统制政策的直接产物。在长期的“正宗”思想支配之下，循着统制的道路终于僵化了古代逻辑思想里的矛盾律，而通过儒家经典的神圣化，在西周“皆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形式上找到了定思想于一尊的先王仪范，把“离于”正宗，“不原于一”而“裂”道术为多元并存的“异端竞进”(范升语) 的思想自由发展，遂武断成了“叛道”的别名。在这里，古语的“异端”便不得不变为“邪说”的同义语。汉儒注论语“异端”，以“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为理由，而认定“异端不同归也”，这种看法，正是中世纪思想统制时代的特定产物；古代思想自由的判断论里，绝不可能有此逻辑。但是， 这样的逻辑，恰是王充所要冲决的桎梏，在以谶纬化的儒学为“正宗”的东汉，他敢于公然揭出道家的旗帜，不但问孔刺孟，而且对于“正宗”的全盘思想，“订其真伪，辨其虚实”，而揭发其“是反为非，虚转为实”的欺骗本质。毫无疑义地这是对于思想统制的英勇的抗争，是对于“正宗”的大胆的反击。仅就他在武帝以来一统“法度”之外，独立地创成一家之言而论，

也可以看出他的斗争精神和人民性思想的端绪。

复次，“异端”之名虽起于东汉初叶，而反抗思想统制，自贰于“正宗” 的“异端思想”，则自武帝以来未尝中断，远之如汉代司马迁的反抗思想， 次之为桓宽监铁论的暴露思想，最后为通贯两汉的经古文学派反今文“正宗” 的积极传统，都具备着鲜明的“异端”色彩。此事有关于王充的思想渊源， 茲更分别说朋于下：

第一，王充对司马迁的赞扬将在后面详说，他对桓宽有这样的赞语：“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桓宽之监铁论⋯⋯之类也。”(案书篇)至于他宗左氏而不宗公羊，是古文而非今文，自刘光汉以来已成定论。所余的问题则为：王充为什么具有一般的经古文学的性格及其对经今文学斗争的思想。关于此事，我们认为，这是依据着一般中世纪思想史上“正宗”与“异端”之争。但这不是说凡经今古文学之争都是这样，相反地，后来经今古文之争的外表虽表现为儒家经典的解释，而争论的实质则为在中世纪王权的思想统制夹缝里争取合法的地位。

第二，汉代的经古文学家，由于“经学偶像”的约束，有着种种的缺点。例如，只敢准诸神圣的教条以争思想的“邪正”，而不敢本之客观的事理以争思想的“是非”，只以取得“正宗”博士官的合法地位为满足，而没有否定现实黑暗的变革思想；及其未流，更不惜推演谶纬及其天人感应之说，以求容媚于王权，丧失了自别于论敌(经今文学家)的理论特点。然而，统观大体，两汉思想史上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仍然具有着中古“正宗”与“异端” 相争的意味，仍然表现着“正宗”与“异端”相对立的基本特征；这一相互訾应的进程，从经学的内部斗争出发，终于循着由量变质的原理，导出了经学自己的炸裂，王充公然从道家的世界观上批判了整个的儒家，从而更明确地显示出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具发展规律。

最后，除了一般的经古文学的传统为王充所承借所发展而外，在王莽与光武之际，尚有郑兴、尹敏与桓谭等“非毁俗儒”“尤好舌学”的反谶纬思想，这对于王充尤有直接的影响与启示。茲分别言

其生乎行事与思想概略如下：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是从今文派转人古文派的经学家。

所以范书本传说他“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傅，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在王莽天凤年间，刘歆美其才，“使撰条例章句驯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为长史合。光武建武六年，为太中大夫；九年，坐“私买奴婢”， 出为莲勺令，旋去任卒于家。

郑兴的学术，据本博所记：“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是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达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东汉初叶的古文学派，如前所述，多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 郑兴也未能免俗。例如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他上疏说：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夫国无善政则谪见， 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于贤圣之君， 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后汉书卷六六本传)

似此，以日食天降谪咎，欲人君反政，与令文家的思想殊无二致。但郑兴的思想仍有矛盾。此矛盾表现于他主张有神论而不信谶纬说。本传说：

“帝(光武)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 ‘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兴去莲勺后，遂不复仕。⋯⋯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

生于谶纬“正宗”统洽的王朝而自称“臣不为谶”，明为“异端”思想。至于他的思想的自相矛盾，与他在皇帝面前不敢自认“非谶”，则是东汉“异端”思想初期阶段的性儒表现。但从他“三公速辟不肯应”的消极不合作与“以不善谶故不能任”的被黜斥看来，已经说明了“异端”思想的悲剧运命。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后三迁长陵会。尹敏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 庄周惠施之相得。水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善于敏，敏坐系免官； 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尹敏的思想态度略同于郑兴，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建武二年他曾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但也不信图谶。本传记：

“帝(光武)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 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从此沈滞。”(后汉书卷一九上)

尹敏的“异端”思想，表现出对于神学的讽刺，与郑兴以“逊辞”获免的态度，形式虽有不同，然也不免于“从此沈滞”。尤其永平五年因友人周虑事件入狱，及出叹曰：“喑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比，何谓(刘■校：“谓” 当作“为”)察察而遇斯患乎！”此寥寥数语，已经活现出了初期“异端”的悲剧。

综观郑兴与尹敏的思想成就，均颇贫乏，只不过对于王室御用的神学“正宗”显示出了若干的离心倾向。但对于“正宗”的离心力的出现，则正是“异端”思想的初步；其思想史上的价值并不能因其量少而降低。此一新的思想趋势，在桓谭那里，可以看出较为展开的成就。

桓谭(字君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对天文学更有研究，主谭天说；又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义；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哀平间， 位不过郎。新莽之际，儒者莫不称引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光武朝，官给事中，后以反对谶纬，光武目为非圣无法，将下处斩，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病卒于道，时年七十余。著有新论二十九篇。

桓谭的新论已佚，章怀太子后汉书桓谭传注中还保存了新论的全部篇目：

“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徽，六谴非， 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

下。东观记曰：光武读之，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

这一论著，就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辨惑等篇目看来，显然富有火药气味，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更明白地揭出这一论著的战斗性与批判性：

“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 莫不证定。”(超奇篇)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定贤篇)

这种辩昭然否、证定虚妄伪饰之辞的议论，虽因全书已佚而无可详征， 但我们仍可从残存的材料中窥见其断片。

“余与刘子骏言养性无益，其兄子伯生曰：‘天生杀人药，、必有生人药也。’余曰：‘钩藤不与人相宜，故食则死，非为杀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鱼，誉石贼鼠，桂书獭，杏核杀猪，天非故为作也’。”(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药部)

这里提出的“天非故为作”，实是反对神学目的论的重要命题，其意即为万物自生，而非“天”所故生。这一命题中所表现的哲学观点和王充是很接近的。我们再结合下一条材料来看：

“天下有鹳鸟，郡国皆食之，三辅俗，独不敢取之，取或雷震霹雳起，原夫天岂独右此鸟？其杀取时适与雷遇耳。”(太平御览卷十三天部，又卷九百二十五羽族部)

据此，桓谭显然是否定“天”有独右鹳鸟的意志，认为雷震霹雳起与杀取鹳鸟二事的同时发生，不过是事之偶合，不足以证明天意使之然，这些观点，都表明桓谭是倾向唯物主义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我到桓谭反对神仙方术的一些断片：

“刘子骏信方士虚言，谓神仙可学，余见其庭下有大榆树，久老剥折，指谓曰：‘彼树无情，然犹朽蠹，人虽愿爱养，何能使不衰？’”(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

“余与刘伯师夜坐，灯中脂炷爋秃将灭，余谓伯师曰：‘人衰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师曰：‘人衰老应自续。’余曰：‘益性可使白发更生黑，至寿极亦死耳！’”(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天部)“曲阳侯近方士西门君惠，从其学却老之术，君惠曰：‘龟称三千岁， 鹤称千岁，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虫鸟耶？’余应曰：‘谁为人与龟鹤同居而知其年岁耳！’”(意林卷三)

这些对长生却老之说的诘辩，虽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却表现了健康的理性推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桓谭的政治思想，据本传(后汉书卷五十八)所载陈时政所宜疏来看，大体为儒家思想，而以抑商贾防兼并为其方略。例如：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指汉高祖)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 多放钱货，中家弟子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人； 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人多而地力尽矣。”

今按，重农抑商，乃是汉代儒家所主张的传统政策，桓谭此意，本无甚

新见；惟其反对高利贷，反对不耕而食者的淫靡奢侈，则颇有批评的精神。此外，桓谭对于东汉初叶的立法司法，也多指摘，，例如：

“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明申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如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综计桓谭的批评，不能说有多大的新义，但其着眼所在，皆现实性的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委诸于人力；比在东汉谶纬迷信盛行时代，颇有积极意义。

桓谭所持素朴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与其“尤好古学”“而熹非毁俗儒” 的批评态度，是有关联的；此在取媚于统治阶级的俗儒当涂，多见排抵的桓谭，似多少自觉了悲剧命运的不可幸免；所以疏里曾说：“贾谊以才逐而晁错以智死，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桓谭所非毁的俗儒，即是当时朝野共信的图谶伎数之士。所以本传曾载光武信谶，多以决嫌疑，谭复上疏说：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 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食邪诖误人主，焉可不 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木，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远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似此，桓谭反对图谶，只是依据着五经“以仁义正道为本”的儒家思想来屏弃“奇怪虚诞之事”，而并没有坚定的无神论世界观；本质上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同样显示着常识的健康理性的看法。然而，只此一点常识的看法，已经被专制帝王目为“非圣无法”的异端：以七十老人，至于“叩头流血良久”，暂时幸免于斩死。

如前所述，东汉初叶的“异端”多出于经古文学的左派，其右派的代表如贾达等，则已投降了谶纬的“正宗”以致贵显。光武时代的思想统制，与西汉武帝时代相较，已经更为严厉而黑暗，所以“异端”思想无不带有鲜明的悲剧气质。范书(卷六六)的贾达传论：

“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按此处应增人“尹敏以不信谶系免”一语)，贾达能附会文教(按此谓其引左氏明汉为尧后)，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郑兴尹敏无著作，其影响于王充者不可考按。而桓谭新论(亡轶于南宋， 沈阳孙冯异所辑桓子新论一卷非本书)，则论衡的超奇、佚文、定贤、案书、对作等篇，曾称述八次之多，全为褒词，甚至说“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

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超讶篇)，足见王充受他的影响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