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昌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现存昌言，虽然断简残篇，不能看出仲长统的思想体系，但就中以天道天命思想和政治思想来讲，足以称为汉代正统思想的最后清算者。按仲是统的天道至政论之间，三十四篇中必有知识论的建树，且按他的天道观与政论都比王充王符要更进步，则他的知识论必重“公理”，发展他的前行者；但惜乎这一部分，因非所谓“治要”或无“益于政”而佚失了！

仲长统否认汉代统治阶级的宗教观，反对自然之符和吉凶之候，他说： “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

不待于知‘天道’矣。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 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 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群书治要节录)

他的惟尽人事不守“天道”的命题，在汉代是破天荒的卓见，他敢骂有汉一代对信仰宗教的君臣为糊涂虫、败家子、下愚无知的迷信者。他认为天之道不是别的，仅是自然的规律，人们要懂得天之道，不是为了别的，仅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和工业。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在以上引文中“天道”和“天之道”这两个术语是有区别的，“天道”是指宗教思想，“天之道”是指自然规律。他以为迷信的反面是理性，只要有是非之见，只要以“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天地自然就会为人所利用。有人问他“本” 与“要”何所存呢？他说：

“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 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亲

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子庙门之中，牺牲群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檀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同上)

这种“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大胆的戡天思想，恰和汉代统治阶级所服膺的天人理论相反。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把自然的因果关系置于人类理性支配之下，而灾异、感应的宗教思想则把自然的因果倒置于畏忌的迷信之下， 所以他又说：

“审我已善而不复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 以自济者，其次也。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今夫王者，诚忠心于自省，专思虑于治道，自省无愆，治道不谬，则彼嘉物之生，休祥之来，是(犹)我汲井而水出，爨灶而火燃者耳，何足以为贺者耶？故欢于报应，喜于珍祥，是劣者之私情，夫可谓太上之公德也？”(群书治要节录)

依据“公理”与“公德”的法则，占有并支配自然，这完全是健康的思维路径；反之，依据“私情”与“私见”的曲解，敬畏惧忌天道，这完全是病态的心理作祟，所以他说后者是“劣者”，是“下愚”。他又从寿考吉祥方面说明理性与迷信的区别，人不幸有病，要“更始”，在于乐石，世不幸有灾，要“更始”，在于克服，而舍此不为，忌讳灾变，永延嘉瑞，他斥之曰“迷”，曰“误”，曰“惑”，曰“悖”，此迷、惑、误、悖四字正斥责了汉代统治阶级的支配意识。他说：

“和神气，惩思虑，避风湿，节饮食，适嗜欲，此寿考之方也； 不幸而有疾，则鍼石乐汤之所去也。肃礼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义，敬天地，恪宗庙，此吉祥之术也；不幸而有灾，则克己责躬之所复也。⋯⋯下世其本，而为奸邪之阶，于是淫厉乱神之礼兴焉， 侜张变怪之言起焉，丹书厌胜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 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命，背大顺， 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圆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表正则影直，范端则器良；行之于上， 禁之于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并顺私心，又大乱之道也。⋯⋯ 所贵于善者，以其有礼义也，所贱于恶者，以其有罪过也；今以所发者教民，以所贱者教亲，不亦‘悖’乎！”(同上)

他所说的“天之道”，是指客观存在的秩序，自然对象既为可征服的事物，则自然中的法则，就是天之道，即他所谓“所取于天之道者，谓四时之宜也”。上面他所举的“水”，“金”，“木”，“时”，完全是自然对象， 人类要改变现实(取水、攻金、伐木、择时)，就必须依据现实的性质与关系， 发现其中的因果，掌握其中的法则，然后才有“天之道”可寻。这种自然哲学的天道认识，是以客观的真实存在为依归，而反映为主观的实在把握，故他一再说：“官人无私”，大乱顺私。私情私见超出了他所谓的是非判断的表范，就大失本要，于是迷惑误悖之心理就产生了。这里，已经说到存在与

思维的认识关系了。金木水火士是存在，不是推较得失的符咒，“所取于天之道”的“所取”，是把握，不是应征吉凶的变复术。因此，他才以为一切灾异，都是戚宦之臣所献媚，人为不臧，而“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啕泣血者也”(祥见后)。他更从简单的自然现象来解释“天之道”，他说：

“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春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矧天不为，而尚乎食也哉？”(齐民要术序引)

“丛林之下为食庾之坻，鱼鳖之掘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墝之势可知。”(同上)

这就是他所谓“天之道＝四时之宜”的注脚，其“所取”者，即占有自然之谓。迷于“天道”者就因了积习，不知道“生然之事”，故他又说：

“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使之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夫熟自知非者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齐民要术序引)

仲长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因其书佚失，难以作全面的论证，但只就现存的材料来看，已经使我们要特别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