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党锢始末与清议的转向

在汉朝，朝臣以朋党或党附的缘故而遭禁锢者，比比皆是。每当权贵被诛，他的门生故吏常被看做党附而禁细起来。但一般所理解的党锢之祸，却是专指桓灵之间的最大一次的党锢。

我们在上面，已分析了党锢之祸的原因，剖解了它的真相，本节，我们再回头简略地叙述一下党锢之祸的始未经过，同时研究一下“清流”们怎佯在宦官的反吉下，逐渐转变他们的“清议”的本质与相貌，而走向“清谈”。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党锢之祸是汉未统治阶级内讧的表现，参加的主要集团是宦官与外戚，而官僚则党附外戚。后汉书卷十七党锢列傅序，指出这一情形道：

“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短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嫴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杆故直必过，共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

党议的开端，最早是代表豪族地主的甘陵的“南北部”之议，二家的宾客走卒，相互攻吉，以后则为汝南南阳的“范党”之议，两郡的党议成了地方势力的喉舌。党锢列传序说：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 2 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 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范滂传说：

“(汝南)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共有行莲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 以为范党。”

同时南阳岑■，与范滂同有名声。党锢列傅序说： “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这样，流言转到太学里去，激动了太学里的“舆论”。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大官僚陈蕃季膺王畅等深相结纳，互相标榜，又攀上了外戚窦武，谣言更盛起来。他们对公卿的贬议品题，发生了力量，使许多官僚都不自安起来，不得不设法跟他们来往。党锢列傅序说道：

“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 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后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展履到阴。”

后汉书卷九十九窦武傅说：

“(窦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

武傅注引续汉志歌：

“桓帝初，京都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

(案：武宇游平。)

这样，使宦官的形势显得孤立起来。然而桓帝的老师周福，因了拥护皇权，既为清议所贬，自必与宦官同气至于桓帝呢，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被豪族地主威胁之下，自然更要利用宦官势力。

党人对宦官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如李膺案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杜密为太山太守，案捕宦官子弟之为令长有好恶者，岑■殊杀赂遣中官而得显位的富贾张凡等皆是。这使宦官们感到恐惧。李膺传载：“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在豪族地主阶级进攻的形势之下，竟然使皇帝“怪问其故”，感到很大的威胁。于是第一次的党锢借张成的事件爆发了。这事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党锢列傅序说：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据后汉纪，李膺时为司隶校尉)，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 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据后汉纪为牢顺)，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 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諝，城阴校尉窦武，并表为请， 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豪族对宦官的斗争中，实质上是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皇族最高地主的斗争。所谓“共为部党，诽讪朝廷”，就说明其中的阶级意义。

党事稍解以后，清议的力量却更昂扬。尤其在桓帝死后，灵帝刚即位， 大将军窦武辅政，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引用天下名士，这时，清议的力量更大。但二年后，在灵帝建宁二年(时陈藩窦武已被诛)，宦官曹节侯览又借张俭的事发动了第二次的党锢。这一回代表豪族地主的官僚群损失极大， 清议因而转向。党锢列传序，李膺传，以及宦官侯览傅于此记载甚详：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雇，次曰八及， 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又张俭乡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多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圆危社稷，⋯⋯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俘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颖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

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眶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党锢列传序)

“(桓)帝崩，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宦宫。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李)膺为长乐少府。及陈窦之败，膺等复废。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膺)乃诣认狱考死，妻子徙边， 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李膺传)

“建宁二年(侯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

侈奢纵，⋯⋯及诸罪衅，请殊之。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家宅，借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于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是乐少府李膺，太俘杜密等，皆夷灭之。”(侯览传)

第二次党锢共十六年之久，直到中平元年，黄巾变起，才赦免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这十六年之中，又起过两次很大的波澜：第一次，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于是诏司隶枝尉段熲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第二次，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书讼党人， 帝怒杀鸞，又韶州郡更考党人，阴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 爰及五属。到光和二年，帝才用和海之言，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脱释。党锢列传序于此，曾感慨系之地说；

“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纪纲文章荡然矣。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这就是党锢之祸的始末经过。问题的中心在于豪族的宗族和门生故吏都被禁锢了。

正当所谓“天下善士”都被“蔓延”着牵入党锢之中，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另一方面，鸿都门学生徒，与宣陵孝子这一类人物却活跃起来。灵帝熹平元年，为了朱雀阙的文字，曾由段熲系太学游生千余人，而隔了六年，蔡邕却上书言鸿都门待制之士和宣陵孝子了。这是很明白的，当太学生因为反宦官之故而遭摧残之后，奉旨的鸿都门生徒与宣陵孝子就出现了，这是对豪族地主施行软化与分化并进的政策。据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

“初(灵)帝好学，自造羲皇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 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加无行趣埶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熹平)六年，邕上封事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 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某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 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 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为太子舍人。⋯⋯虚伪小人，本非骨肉， 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士之实，恻隐思慕，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 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穖，难得胜言。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遣，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

这道封事上去以后，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而鸿都门

学待制之士，却在第二年，即光和元年，正式置鸿都门学了。邕传说： “光和元年，遂遣鸿都阴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

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或入为简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可见这个鸿都门连像白虎观的宗教理论也制不出来了，抬出来的是孔子的画像。鸿都门学生的数量，据后汉书灵帝光和元年经注，有“千人“之多。杨赐传(卷八十四)载，光和元年，赐上书说：

“今妾媵劈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 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 俱以便嬖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

杨赐书中明白指出鸿都门学是和“妾■嬖人阉尹之徒”密切联系着的。可知太学摧残之后，鸿都门学是代替太学而起的。而鸿都门学的辞赋、书画、尺牍、以及方俗闾里小事，与太学中的五经是大异其趣的，前者是技术的， 而后者却为圣人是非之所系，可见官僚群的“清议”彼“禁锢”之后，所可能生存的乃是怎样的更庸俗的意识形态了。其实，搢绅之徒并没有“委伏畎亩”，即在鸿都门学未成立前，太学生既已被捕系了多人，留下来的，自己内部也早已在分裂了。后汉书卷一百九上儒林列传序便指陈这种情形道：

“党入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 亦有私行金货，定蘭台漆书经宇，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年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按汉石经实仅隶书一体)。”

这部熹平石经，据蔡邑传，则是蔡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颲等共同奏定，而由蔡邕书写的。杨赐蔡邕，既奏立石经于前，又论鸿都门学于后。然而论定五经更表面化了。从石渠阁、白虎观到这时的鸿都门，愈到后来愈不能求得意识上的统一。鸿都门的主要工作仅是从书法上刊定五经字句而已。

与政治上的党锢同时，思想上也有了“清议”的“禁锢”。禁锢了的清议，不得不开始转向，另求出路，具结果是清议转而为清谈。从是非臧否， 到“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从空洞无物的纲常名教，到纲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后汉书仲长统传)，以至圣人(孔子)与老庄“将无同”，流为纯概念的游戏。其间转向的契机，实应从郭林宗讲起。郭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实开清谈之风。嵇生以其知人则哲，崇为亚圣，后来林下谈风，避实就虚，不能不说导源于林宗品题的学风。狭义的名族公论，遂至狭义的概念的公论，这转变，衡之当时的政治情势，实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归趋。

与郭林宗同时或略早的诸人，如徐穉、黄宪、荀淑、陈寔、周勰、戴良、向栩、袁闳之流，皆与郭一道同气，因此要论述郭林宗的避实就虚，上述诸人也须一起加以论列。而且为了说明一种风尚的形成，凡是有关的先驱人物， 自当在搜讨之列，不可遗漏。后汉书关于周勰诸人，有如下的记载：

“(周)勰宇巨胜，少尚玄虚。⋯⋯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 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勰卒。时年五十。”(卷九十一局勰传)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阳人。⋯⋯少涎节，母熹纑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庐啜粥，非札不行，良独食肉饮酒， 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札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札之论？夫食旨不甘， 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良才既高达，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良曰：‘我若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遁辞诣府，悉将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卷一百十三戴良传)

“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或骑骑入市，乞匄于人，或悉邀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后特征，到，拜赵相。⋯⋯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讒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后汉书卷一百十一向栩传)

“延熹末，党事将作，(袁)闳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旦于室中，东向拜母，母恩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 莫得见也。及母殁，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为狂生。潜身十八年，⋯⋯五十七，卒于土室。”(卷七十五袁闳传)

从上面所引的四个人来看，我们就知道竹林七贤的虚无任达的生活态度，在这里先已开了端绪。试取晋书阮籍传来比勘，可以发现彼此十分类似的地方来：

东汉诸人 魏晋之际之阮籍周勰少尚玄虚，隐处窜 阮籍容貌瓖杰，志气宏

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 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巷生荆棘，十有余岁。 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戴良母卒，食肉饮酒，哀 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 至乃哭，有毁容。才既高达， 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议论尚奇，多骇流俗。 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

向栩卓诡不伦，恒读老 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 疑。拜东平相，乘纑到郡，坏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语言， 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而喜长啸。拜赵相，到官，略 合清简，旬日而还。母终，饮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 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

袁闳散壁绝世，欲投迹 升。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 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筑土室，潜身十八年。 声一号。吐血数开，毁瘠骨

立。

在后汉书中，黄宪是一个谜样的人物，书论风旨，无所传闻，然而当时大家都推崇他，郭林宗对他尤致倾服。范晔论黄宪说：“(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将以道周性圣，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聩然共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后汉书把他编在周燮徐稚姜肱申屠蟠同卷，卷首的传论与卷未的赞，都标示“隐身”“韬伏”之旨，剔是视同隐逸一流的。停中列记与宪往还的人物，为荀淑、袁闳、戴良、陈蕃、周举、王龚、郭泰诸人，除陈周王三人外，其余均属同一类型可知。从这数点来推论，黄宪实为一“儒道兼综”的人物。以儒道兼综的人物，而得到当时诸名士的高度倾服，可知“正始之音”，汉末固已发其绪论。

颍川荀淑父子，在言论迹象上，比之黄宪，都是文献足征，容易寻求的。后汉书本傅称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其八子时称八龙，世说载其与陈实相会一节，直至夸饰为“真人东行”，“德星聚”，“五百里贤人聚”：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贱无俘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特杖后从，是文尚小，载箸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箸厀前。于是太史奏具人东行。注引檀道鸞续晋阳秋曰：‘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父子，于是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在八龙中，负“无双”盛誉的荀爽，共与李膺一书，最足代表颍川荀氏家传的“避就”之隐。后汉书李膺传载：

“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圣乱世，为书贻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 以为夭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煇，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气阴，大人体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 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恰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仰扬’。”

荀爽深于易义，故书中多引易义。其易传一书，上接费氏之传，而下开王弼易住，与正始之音，有甚深关系：固不仅书中所揭示的“怡神偃息，与时抑揭”的生活态度，为后来林下诸贤如山涛嵇绍等开一条先路而已。荀爽居官之后，所上奏疏，论三年之丧，论尚主之仪，论采女猥多，论臣僭君服， 均非当时紧要问题，故其所论虽非避实就虚，然而却是避重就轻。其后荀悦(爽兄俭之子)作申鉴，亦多茹而不吐之语。而论尚主一节，更为直承其季父之作， 当是传家之学。

与荀淑同卷的锺皓，李膺常叹以为“至德可师”，范书说：“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副所安多此类也。则其明哲保身之道，与荀氏同风。与荀淑同卷的另一人是陈实，其名声之盛，尤出荀淑之上。但细案实传，其为人并无奇节伟行，不过“善则称君， 过则称己”而已。然而这一点，正合乎道家“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的处世哲学。我们看他往吊中常侍张让父丧一事，可以知道他是很能够“与时抑扬”的。实传称：“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风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实乃独

吊焉。及后复诛党入，让感实故，多所全宥。”这与荀爽就董卓之征，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荀淑以下，锺皓，陈实，都是颍川人，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他们与郭林宗，在“保身怀方”一点上，是彼此相同的。

至于徐稚，则干脆是一个隐士。但他在吊丧时的“只鶏絮酒米饭白茅” 的公式，正与严子陵的五月羊裘，有同样的广告作用，虽不见丧主，不告姓名，而商标具在，人必知其为“南州高士徐孺子”。隐身而不隐名，就是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缘故。他曾托茅容转言郭林宗，说：“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这话，是在黄琼会葬时说的，琼卒于桓帝延熹七年，在第一次党锢前二年，那时正是郭林宗最活耀的时候，及党事起， 林宗遂转趋消极，闭门教授。可见这话对林宗是发生了作用的。

在第二节、第三节中，我们已经指出郭泰是当时清流的领袖，诸名士的谈宗，其品题学风，曾莫可匹敌，风靡一世。所以自徐稚黄宪以下这许多人， 只能看作是郭泰的一道同风者，他们虽与魏晋清谈有血缘关系，然而使清议转而为清谈的契机人物，我们仍得认定乃是当时的谈宗郭泰。郭泰的生活态度，在许多地方，与上述诸人相似。颍川荀氏这一类型，避重就轻，保身圣家，正与郭秦的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相似；陈实独吊张让父丧，训譬梁山君子，正与郭泰受凶德贾淑之吊，慰勉犯法见斥的学生左原相似，同是所谓“贞不绝俗”。周勰向栩之流的玄虚任达，外表似与郭泰的褒衣博带，奖训士类不同，而精神上的虚无倾向则并无二致。所以郭泰在生活的消极一面， 正是汉末那些隐逸君子与随时抑扬的明哲之士的集合体。试看一看郭泰对汉末大局的观察与其自己处身的表白的那一番话，便足以证实我们的看法。

“(宋仲)劝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观乾象，书察人事， 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无用之象，潜居利贞之秋也。独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术，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者。’遂辞王公之命，阖门教授。”(抱朴子卷四十六正郭篇，字句与此微异：“或劝之出仕进者，林宗对曰：‘吾书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运在明夷之曼，值勿用之位，盖盘桓潜居之时，非在天利见之会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后汉纪卷二十三灵帝建宁二年纪)

郭泰与荀淑黄宪袁闳等在人事关系上是师友，而人事关系上的师友，也正是思想渊源上的师友。这一事实，是颇为明显的。

郭泰的学术思想，后世所知道的并不多。范书说他“博通境籍”，后汉纪说他“蓺兼游夏”，又说“其家有书五千卷，率多图纬星历之事”。可见他决非章句之儒。从他“书察人事，夜观乾象”一段话来研究，他对图纬星历之学是有心得的。他又说，“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则对易经也有研究。又说，“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木，优哉游哉， 聊以卒岁”，则又以道家为归宿。再拿他的周游郡国，奖训士类的行为来看， 当初未尝不想“仰慕仲尼，俯则孟轲”，从儒家的面目出现。这些地方，都与荀爽的为人极为接近。魏晋清谈，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三玄，而郭秦则兼究其二。魏晋清谈，儒道兼综，即阮瞻所谓圣人名教与老庄自然将无同， 而郭泰也儒道兼综。魏晋之世，大大地宏揭了戠鑒品题的学风，而郭泰在汉

末即先已予从导扬。综合地看来，郭泰的学术思想的途辙，与魏晋清淡的关系其他密切，这是可从断言的。

抛开并时人对郭泰的拿祟不说，在后代，对郭泰的批评可以说是毁誉参半。誉之者如嵇生，说他“学无不涉，名重于往代，加之以知人，知入则哲， 盖亚圣之器也。及在■世，栖栖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断，行道与仲尼相似”，又说，“林宗存为一世之所式，没则遗芳永播”：毁之者，如诸葛元逊，则说“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囊时也”，又如殷伯绪，则说“林宗入交将相，出游方国，崇私议以动众，关毁誉于朝廷。⋯⋯ 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时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谈闾閻，无救于世道之陵迟，无解于天民之憔悴也”，又如周恭远，则说“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者，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也”(以上并见抱朴子正郭篇)。这种批评，无论是誉是毁，都着眼于器戠或行为的效果方面，没有能直接批判到他的思想上去。比较起来，周恭远的话还见得深沈些，指出“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由于林宗的“交游”之故，斥他既不能“乐道”，又不能“夏道”，复不能“守道”，“似仲尼而不得为仲尼”，则几比之于阳货了。然而这也只是魏晋间驳斥“浮伪”者的恒言。葛洪从汉未当时的客观现实与林宗的生活态度上着眼，说他不是“真隐”，差能抉发到林宗思想的真实。葛洪说：“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躍则畏祸害，确然则非所安：彰徨不定， 载肥载臞。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中坏，犹复见效，不觉其短，皆是类也。”葛洪把华与实，形与神区分开来，指出郭泰的彰徨不定，载肥载臞，乃是客观环境与主观愿望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无法解决时，生活态度便表现出一种忽冷忽热的两面作风。我们以为，就在这种时代的苦闷中，后来才迸起了正始之音。

世说新语一书，如后世所共同理解的，乃是一部清淡的渊薮，而书中所引举的人物，凡属汉末者，都是徐穉黄宪袁闳荀淑陈寔郭泰以下诸名士。而且许多重要篇目，都自汉未诸名士叙起。我们不难窥测世说新语的撰集者， 以徐穉郭泰等乃是清谈的揭幕人物，故撰集从他们开始。这即是说，世说新语的撰集者不仅目郭泰等为清议转向清谈的契机人物，且直认他们为清谈的始祖。跨越王何，直寻徐郭，在清谈之风尚未泯绝的刘宋时代，撰集者刘义庆对清谈学风的渊源，作如此看法，是颇可深思的。今依世说篇第，准照篇中顺序，作一所叙人物统计表，如下：

篇 第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文学第四方正第五雅量第六

■■第七尝誉第八

品藻第九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夙惠第十二豪爽第十三容止第十四自新第十五企羡第十六伤逝第十七栖逸第十八贤媛第十九术解第二十

所叙人物

(依照篇中出现顺序，此顺序乃撰集者准时代先后排列，极有历史意义)

陈冲举，徐孺子，周子居，黄叔度，郭林宗，袁奉高，李元礼， 荀淑，锺皓，陈太丘，陈元方，季方，荀氏八龙，苟亘伯。(以下华歆，王朗等，■入魏晋，不录，下例同。)

边文礼，袁奉高，徐孺子，孔文举，李元■，陈韪，陈仲弓， 陈元方，荀慈明。(以下祢衡，庞士元等，不录。)

陈仲弓，陈元方。(以下贺兴伯，山巨源等，不录。) 马融，郑玄，服子慎。(以下锺会，何晏等，不录。) 陈太丘，陈元方。(以下宗世林，魏武帝等，不录。) (首即雇劭，嵇中散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首即曹公，乔玄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陈仲举，周子居，李元■，谢子微，许子将兄弟，(以下公孙度， 邴原等，不录。)

陈冲举，李元■，蔡伯喈。(以下庞士元，陆绩等，不录。) 汉武帝，东方朔，京房，仅元帝，(按以上四人，西汉人，在全书为特例之一。)陈元方，郭林宗。(以下为孙休，孙皓等，不录。)

(首即杨德祖，魏武帝，汉末以下人，不录。)

陈太丘，陈元方，季方。(以下何晏，魏武帝等，不录。) (首即王大将军(敦)，王处仲等，无汉末人。)

(首即魏武帝，何平叔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首即周处，陆云等，无汉末人。)

(首即王丞相(导)，裴成公等，无汉末人。)

(首即王仲宣，魏文帝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首即阮步兵，孙登等，无汉末人。)

(皆非汉末人，不录。)

(首即荀■，阮咸等，无汉末人。)

巧艺第二十一(首即魏文帝，魏明帝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宠■第二十二(首即晋元帝，王丞相等，无汉末人。)

任诞第二十三(首即阮籍，嵇康等，无汉末人。)

简傲第二十四排调第二十五轻诋第二十六假谲第二十七黜免第二十八俭啬第二十九汰侈第三十 忿■第三十一谗险第三十二尤悔第三十三纰漏第三十四惑溺第三十五仇■第三十六

(首即晋文王，阮籍等，无汉末人。)

(首即诸葛瑾，诸葛恪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首即王太尉(澄)，王眉子等，无汉末人。)

(首即魏武帝，袁绍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首即诸葛■，王夷甫等，无汉末人。)

(首即和峤，王武子等，无汉末人。) (首即石崇，王丞相等，无汉末人。)

(首即魏武帝，王蓝田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首即王平子，袁悦等，无汉末人。)

(首即魏文帝，任城王(曹彰)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首即王敦，晋元帝等，无汉末人。)

(首即甄后，荀奉倩妻等，汉末以下人，不录。) (首即孙秀，石祟等，无汉末人。)

观上表，自夙惠以上的十二篇，除雅量，戠鑒，捷悟三篇外，余九篇， 每篇的起始部分，均反复叙述陈寔，荀淑，徐樨，郭泰等的事迹言论。因此， 世说之撰集者把他们作为清谈学风的开始者来处理，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又考世说三卷自豪爽以上十三篇，共占二卷，容止以下二十三篇，合占一卷， 盖自夙惠以上的十二篇，即已占全书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了。故汉未诸名士在世说一书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而有关他们的言行叙录，在全书的篇幅数量上所占比例，也足可与王何诸人相比。又，各篇篇首，除魏晋以下诸人起首外，凡涉魏以前者，必自汉末诸名士始(规箴篇系特例)，可知汉末之与魏晋，在世说新语撰集者看来，同属于整个清谈时代。

这样，我们从世说新语的人物举引上，以及人物撰集次第上，研究撰集者的用意，因而窥出清谈与徐郭诸名士的相关消息来，其方法虽党绕了许多弯子，而如果以诸名士思想与魏晋清谈思想的血缘关系，来证诸这里的论断， 则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世说新语撰集者以为徐郭诸名士就是清谈的揭幕人物：我们虽不能完全同意这一见解，但当我们把郭泰诸人看做从清议转向清谈的契机人物时，世说新语的撰集，却使我们的论断获得了更坚强的依据了。从郭泰的折角巾中， 我们不是可以看见何邓诸人的“烟浮”“鬼燥”的形容么？我们不是也可从看见嵇阮诸人的散髪裸裎的狂态么？

自郭泰之后，继起者有孔融，祢衡(二人俱见后汉书本传)，焦先(见三国志管宁传注)诸人，接联成一道思想的桥梁，直达正始年间的王何与稍后的嵇阮。循此桥梁而追索前后承藉，则清议转而为清谈的脉络是分明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