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淮南鸿烈集中的子学及其学术(一)淮南子的诸子发生说及其对儒法的批判

淮南王刘安，生年不可确考，卒于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他的代表作即淮南鸿烈集。

要略篇的诸子发生说的要点是：

一、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三、晚世之时，六国诸侯，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英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四、申子者，韩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 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会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五、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呈塞从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以上所述的诸子要赂，是就时代取舍与地理形势，而说明各家的起源。在叙述中含着议论的是，各家都是因了时势变迁，乘机而兴，由孔而墨，由墨而纵横名法，时移世迁，人心亦向背不同，地异势别，好恶亦南北殊途， 因此，各家的真理价值亦是相对的，不足从称为大道。

在叙述中含着贬抑的是，各家的主张都是因了机会的适应，没有真正的创义，例如儒者之重衣冠篇籍，墨者之重节俭薄葬，没有“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的内容，因此，各家的主张更是形式的。

这里面所以未述阴阳家与道家，是因为他们的道术可以“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从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曮晲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刘安在主观上用阴阳五行之说合配于道家，以总统百家自居，文心雕龙所谓“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 盖指其主观高傲一切，有皇帝学者的势派。因此，他谓的诸子要赂比司马谈的总结，从历史价值上来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复次，在鸿烈集中各篇，每多评讥孔墨，这是由庄子中剽窃来的，连文句也相似，但附有他自己的意见，例如：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附不足经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极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柄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 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倜真训)

“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老人棒薄险阻也。⋯⋯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主术

训)

“逮至高皇帝，⋯⋯天下雄◻豪英，暴露于野泽，⋯⋯出百死

而绐一生，从争天下之仅，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 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履天子之圆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成池，扬干戚，为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 (“氾论训)

按以上所引的三段文字，反对儒墨，甚为露骨。我们应注意的是，其中所举的理由完全与墨家无关，但为什么儒墨或孔墨连称呢？墨家在汉初除了墨侠可以寻案外，并没有在朝的墨家，何以硬把墨者和儒者相混在一起呢？ 章太炎谓汉代礼法混合不分，我们看来，这里说的儒墨实际上乃指儒法。汉初黄老学派多沿袭了老庄反对儒墨的文法，在客观上没有多大价值。因此， 我们只有从淮南王的主观主张方面寻索他的理论。

上面的引文，把儒者形容得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成了一群僧道，专门替主人设计富贵，装饰门面，这指的正是叔孙通到董仲舒的行径，排演诗书礼乐的喜剧。显然，淮南王刘安的“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和汉廷法度之下的独尊儒术，形成雨极。因此，他才指出儒老之出卖六艺，荒淫无耻，专己之能，苟取名誉：甚至更说，“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泰族训)

他和武帝对立，“时欲谋反”，鸿烈集道术的号召成了斗争的精神武器， 明白地责骂汉廷是“俗学”，是“暴行越知”。在上段倜真训的后面即说：

“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 欲以通性于辽廓而党于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 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毫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乐)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

这显然是对于有天下的武帝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而毫无保留。有天下而越智暴行，是他羞而不为的，他甚至说这样的诈术欺骗，无耻暴行，不如作一个老百姓，何必专己之能，居极害人呢！淮南王的野心在这里是通过了政权争夺的实厦而展开学术的“鸿烈”旗号的。他手持了阴阳道家的圣学和通学，而与儒者的俗学和文学相抗，他说他具有圣洁清节的道德，而对方是“贪污之心”，前者才可以有天下，而后者“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同上)。由此可见，汉初统治阶级之间儒道之争是各以“外道”互讪，以遂其政争的目的。淮南王刘安的道家旗号，与司马谈的道家要旨不同，后老是托重言以全百家， 而前者则是托黄老以统一百家，例如：

“黜讒佞之端，息巧辩之说，除剥削之法，去烦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覧冥训)因此， 刘安虽然明白反对武帝的“法度”，但也主张黜息异说，屏绝外道。

同时，他在客观上把儒者歌颂的汉代隆盛之治，形容为乱世衰世的征象， 例如：

“乱世⋯⋯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 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诡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 (齐俗训)

这颇暴露出封建统治者的享乐生活，尤其暴露出封建制社会不雇再生产而倾向于贵族的享乐范围。叔孙通的一套礼仪布置，董仲舒的一套春秋大义， 除了反映封建制的“不周于用”的浪费外，便是虚伪的宗教形式。淮南王书更说到：

“衰世之俗，以共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共 目；芻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 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共心。⋯⋯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 且富人则车舆衣纂(缯)锦、以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条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晗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

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俘虏，不足以论之！” (齐俗训)

这指出贵族的豪奢与农民的穷困，形成了对立阶级的普遍现象，贫富的分野即人君与俘虏的区别，也指出封建的超经济剥削的后果，因此在后面又说：“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 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因此，汉初的社会矛盾，恐怕就是刘家圣朝内部也不能再隐瞒的。他曾经比喻亲戚手足对于这样衰乱之世也不能相顾，暗示出汉武帝的淫威政治。

复次，刘安也深斥法家。 “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燕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

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览冥训)

“水浊者鱼噞，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缪称训)

第一节已经讲过了汉室内法外儒的制度，鸿烈集中批评到缛礼便与苛刑并举，故反对儒者同时即反对刑名。我们只要看前面所引批评儒墨之文，就知道实际上是指儒法。淮南王刘安非议申韩商鞅，实际上是针对了汉庭来施行攻击，至于他在别处说明的法家道理，反与申韩法家之言没有多大出入， 他不过并重人治，所谓“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请看他的原法的理论：

“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子人间而反从自正。⋯⋯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主术训)

这不是剽窃法家所谓无尊卑贵贱一断于法的道理么？他更说：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入主之準绳也。丝法者，法不法也；

设赏者，赏当赏也。⋯⋯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 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法籍札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 道胜而理达矣。”(主术训)

他更申言法家的术与势，例如：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

取道致远，而气力有馀，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明分以示之，则蹠蹻之姦止矣。⋯⋯故法律度量踽，人主之所从执下。⋯⋯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坠于国，则不能‘专制’。”(主术训)

这显明地又是一套封建专制的法术论，比申韩所讲的更加“专制”，所谓“失处而贱，得势而肯”正是他自己的注脚。由此推行，齐俗训中更露骨地表白出封建自然趣济的小夭井意识：

“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各安其性，不得相干。”

由这种分割、不相干与的基尔特思想，又导出对于智能的轻视和对于思辩的抹杀，依此反对名墨诸子：

“先知远见，远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 不汗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剞阙无迹， 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萇先知祸福，言无遗策， 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不可使为工也。⋯⋯视高下不差尺寸，明生弗任。⋯⋯故国治可与愚守也。”(齐俗训)

这样在精神上宣扬毫无个性发展的、高下智愚相齐的“俗”，是中古不动的人性返原。在他看来，愚民政策的与愚守国，就是最好的统治方法。因此，他对于名家纵横家，更有如下的批判：

“公孙龙粲然于碎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故以巧门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诠言训)

他从“齐俗”一观念出发，对于百家，主用黄老的道未来驾御。从精神上的齐俗，要求实陈上不使习俗相反，所谓“有术以御之”，这样就可以为王称霸了。因此，刘安和武帝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他反对是非之论并作， 例如：

“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札，厚葬久丧以送死，孔于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于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氾论训)而且百家对于治道并无什么关系，他说：

“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电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倜真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