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贡禹的社会批判

贡禹(公元前一二四——四四年)是宣元之间的博士贤良，在儒林中是铁中铮铮，他和王吉并为世所称，所谓“王阳在位，贡公弹冠”，可见他与一班利禄之辈道不相谋。汉书王吉列傅赞说：

“汉兴将相名臣，怀禄眈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指守死善道)⋯⋯。”

贡禹虽感自己“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但并未忘草茅民间，而以素餐尸禄为耻。史称他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但保存于汉书中的言论仅有些片断文字，其全部思想，已不可确知。大体看来，他似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温和的反对派，专以武帝从来的苛政为攻击对象，如他说，“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武帝始临天下⋯⋯ 自见功大威行，遂从(纵)耆(嗜)欲”。他的奏议内容见于汉书者，有下列几点：

一、封建的滥费，造成人民的贫困。他指出这是起自武帝(其实是以武帝为代表人物)的现象，他说：

“后世(即武帝以来)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仿) 效。⋯⋯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老是也。今民大饥而死， 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固当若此乎？”

二、封建的享乐，造成人民的死亡。他攻击统治者的淫乱，说： “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从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

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减金钱财物鸟兽鱼龟牛马虎豹生禽， 几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是安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与贫民。方今天下饥馑， 可亡(不)大自捐减以救之，(而)称天意乎？⋯⋯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武帝的国有财富政策，造成社会的危机。他针对这种现实攻击的言论是大胆的，他说：

“起武帝征服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 卒徒攻山取铜钱，一岁功十万人已(以)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以)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耙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槀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 穷则起为盗贼。⋯⋯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钜万，

宜免为庶人，⋯⋯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武帝⋯⋯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

三、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权，镇压农民起义，设置了一套服务于封建经济基础的机器。贡禹指出礼义孝弟的官话，其内容包含了犬彘行为， 这更是对汉代的道德教条、人伦诏旨的矛盾的揭露。请看他的名论：

“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其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姦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按此盖为舆论)，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髠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 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姦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从然者， 皆从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祟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

贡禹上面的批判，把汉代封建的政治和礼法，形容成了中世纪的黑暗。他指出汉武帝的“法度”内容，不是法律，而是“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这已经暴露出封建制的经济外和法律外的“一切之变”，即统治阶级的政策所表现的，是一切皆在常规的平时之外(普通叫做动员)：他的宗教信仰所表现的，是一切皆在理性的逻辑之外(所谓任私意即独断)；他的仁义孝弟的教条所表现的，是人类意识的一种自我掏空。这里对于宗法礼教的批判，同时包含着对于法律政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