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崔寔政论中的进步思想

崔寔，桓帝初以郡举“至孝独行”之士，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 生年未详，灵帝建宁中卒(约公元一七○年)。他是家世寒素的人物，有经史百家的传统修养。后汉书把他和他的祖父骃、父亲瑗三代合为一传。他的父亲作官，“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他在五原作官时， “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识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宴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纴綀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他并对边政有所建树。他的父亲，“无担石储，当世清之”，他“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实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宦，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范晔论曰：

“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骃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鼂错之徒不能过也。”

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现有断片节存于后汉书与群书治要。仲长统说政论一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范晔说此书“指切时要， 言辩而确”，又谓“子真(寔)持论，感起昏俗”。我们看了他的生活志趣， 和人民在一起，就可从推定他的言论必为异端，而难为正统。在汉末的社会， 他们父子的归旨既异于苟取富贵的俗途，又欲表现其人格之独立，那就会在思想上走到另一世界，试看他父亲对他的遗嘱：

“瑗临终顧命子寔曰：‘夫人禀天地之气从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其贘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遗令，遂留葬洛阳。”(后汉书卷八二)

这些简短的话里，包含着无神论的色彩。因为行为与思想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种反厚葬的实践就要决定他的理论。

汉末学者稍敢说话的人，多不侈谈三代，而以取法文宣为已足，左雄、王符、崔寔都是如此。崔寔以为“文宣拟式，亦至隆平”，更进一步说：

“济时救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期于补绽决坏， 枝柱邪倾，随形载割，取时君所能行，要厝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施，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闻也。⋯⋯然疾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玮所闻， 简忽所见，策不见珍，计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恶足与论家国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德者，或下群臣令集议之，虽有可采，辄见掎夺。”(群书治要节录)

这一批判是儒林的自觉。既然以耳代目的传统信仰，在活生生的黑暗现实面前破产，那么连补绽的衣服都成了问题，怎样还能幻想无缝的天衣呢？ 背诵古式的人，只怕连欺骗作用也不能起了。这时，党锢的残酷，更使正和邪或贤和佞成为时人最注意的问题，因为道德批判好像是中世纪社会制度批判的总和。俗人的坏道德和善人的好道德二者间的对立好像代替社会的总矛盾。俗儒的脚色当做戏剧的表演者出场，三代经典的成语当作台词来背诵， 只要技艺像佯子，便可以弄假成真。然而在善人们看来；这是“贤佞难别， 是非倒纷”。崔寔对此，发抒了很多贤难之论，他说：

“顽士暗于时权，安習所旦，殆不知乐成，况可与虑始乎？心

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不从己出，则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屏弃，虽稷契复存，由将困焉。⋯⋯且世主莫不愿得尼轲之偷以为辅佐，卒然获之，未必珍也。自非题牓其面日鲁孔丘、鄒孟轲，殆必不见敬信。⋯⋯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徼名，耻乡原之誉，比周之党，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别异量之士，而适足受谮润之恕。⋯⋯贤佞难别，是非倒纷。”(群书治要节录)王符对于地主阶级的豪侈痈加攻击，他说：“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人民已经无法供奉地主贵族的穷奢极欲。同样地， 崔实有天下三患之论，他说：

“今使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 贾人之列，户蹈逾侈矣。⋯⋯奢侈者⋯⋯乃时势趋之使然 ，此则天下之患一也。⋯⋯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有年，财鬱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匿而为姦寇，是以食廩空而囹圄实，一谷不登，则钱餒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斯则天下之患二也。⋯⋯舆服无限，婢妾皆戴■楴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乃送终之家，⋯⋯至用■梓黄胆，多藏宝货，亨牛作唱，高填大寝。⋯⋯ 今豪民之填，已千坊矣。欲民不匮，诚亦难矣。⋯⋯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 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继荒顿之绪，而往欲修旧修故而无匡改，送唐虞复存，无益于治乱也。”(同上)崔宴更对于官吏贪婪，比之为割胫以肥头，引诗句“贪入败类”，痛加责斥。他说：

“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苟解面前，不顾先哲，作使百工，及从民市， 辄设计加以诱来之，器成之后，更不与值，老弱冻饿，痛号道路。⋯⋯百姓创艾，成以官为忌讳，遯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捅之，劫以威势。”

“进入之宾，贪餐之吏，竟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 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鎧铁粹醯中，令脆易洽，孔又褊小， 刀牟悉钝。”(同上)

汉末学人多以“壹切之计”一语来形容专制主义的吏治，崔寔更特别指出酷吏所促进的阶级对抗，即所谓“仇满天下”：

“重刑阙于大臣，而密罔刻于下职，鼎辅不思在宽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竞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诋，以中伤贞良。长吏或实清廉，心平行潔，内省不疚，不肯媚灶，曲礼不行于所属，私敬无废于府，州郡侧目，以为负折，乃选巧文猾吏，向壁作条，诬复阖门，摄捕妻子。⋯⋯卒成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夫，而世俗归称， 谓之办治。⋯⋯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土，劫俗为虐， 本操虽异，驱出一揆。⋯⋯百姓之命，委于酷吏之手，嗷嗷之怨， 咎归于天，⋯⋯仇满天下，可不惧哉！”

他计算了百里长吏的奉禄为栗二十斛，钱二千；但其开销，客庸一月千， 芻膏肉五百，薪炭擥菜又五百。二人月食粟六斛，所余甚少，不够衣室宾客奉事俯蓄之费，最低限度的养廉也不能保证，于是官吏只有“卖宫鬻狱”了。

我们读汉史，常见践祚改元，必颁赦令，表示与民更始，赦令之多，就已看出狱满乃苛政的结果。且由于政治腐化，赦者多属豪强，实陈上“更始” 者还是末路一条，这已为王符所痛论，概见下章，崔实更说，“赦以趣姦， 姦以趣赦，转相驱踧，雨不得息”，故政权所施的思惠，同于其他一切场合， “华繁而实寡”，绕一个圈子，仍然是有利于豪强。酷吏莫不借法令之名风

行“侵渔百姓”之实，在法令的皇皇文藻上，不妨“题牓其面曰：鲁孔丘、鄒孟轲”所垂经典，而在其实际结果上，自有后门的交易，“放纵天赋”也可称仁贤了。

上面曾说到崔寔在五原教民耕识。这就不是“五各不分”的搢绅博士所能为的，他的这种实陈学问，叫做四民月令，还保存于齐民要术中，茲择录其要于下：

“正月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急茲强土黑墟之田； 二月阴冻单泽，可茲美田缓土及河渚小处；三月杏华盛，可茲沙白轻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茲麦田。”(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平量五谷备一升，小罂盛，埋垣北牆阴下。”(收种第二) “二月三月可种植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种谷第三) “四月蚕人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黍穄第四) “正月可种豍豆，二月可种大豆。三月■参夕杏花盛桑椹赤可

耘大豆谓之上时。四月时雨降，可种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大豆第六)

“夏至先后备五日，可种牡麻。”(种麻第八) “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寸日

种美田，唯穬麦(大麦类)早晚无常，正月可种春麦，尽二月止。”(大小麦第十)

“三月可种稉稻，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水稻第十一)“正月可种瓠，六月可蓄瓠，八月可断瓠作茲瓠，瓠中白膚实以养猪致肥，其瓣则作烛致明。”(种瓠第十五)

其他关于各种植物种作的时令，皆有说明，不再赘举。按他的四民月令， 是指示人民劳作的方法，但最重要的，是他反对读书与劳动二者的对立，而主张手恼并用。农事已起则劳动，农事未起则学习，在齐民要术的杂说第三十中，保存了他的一条遗文，殊足珍贵，他说：

“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人太学，学五经，硯水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命女工趋织布、典馈釀、春酒、染■及治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