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汉代统治阶级支配思想的表现形式

明白了汉代社会的阶级集团的地位和矛盾，我们再进而研究汉代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这应以武帝的“定于一尊”为完成的形态。为了全面了解汉代的正宗思想，这里，首先把汉代年号的创义及统治阶级天道天命的宗教思想，列表整理如下：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汉”；

“太始”；

应劭曰：朔，苏也，言万民品物大繁息也。师古曰：朔， 犹始也，言更为初始也。

冬十月获白麟，应瑞改元。赵翼云：正式改元，自此始。夏王月得宝鼎，应瑞改元。

始封仄山，故改元。诏曰：“腾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时于祀东，故用事八神(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日主、月主、四时主)，遭天地况施(言天地神灵乃赐我瑞应)，著见景象突然如有闻；震于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 与士大夫更始。”

初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

应劭曰：时频年苦时，故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师古引云汉诗意，以周宣王遇时修德致雨为证。

应劭曰：“言洗涤天下，与民更始。

“征和“(汉 应劭曰：言征服四夷，而天下和平，此说似有疑，自天

简作延和)；汉已有内乱，和之义不仅对外而已。

“后元”(五十四年，改元十一次)。

昭帝 “始元”；

“元凤”；

沿文景故事，复为后元。

更始之义。

汉书支：“七月已亥晦，日有蚀之，既八月，改始元为

元凤。”应劭曰：始元三胩凤皇集东海，于是以冠元焉。

“元平”(十三年，改元三次)。

宣帝 “本始”；

“地节”；

似与民休息之义，晨有流星西行。

诏曰：“谨牧养民而风德化。”亦与民更始之义。 崩应劭曰：“以先者地震山水出，于是改元曰地节，欲

令地得其节。”

“元康”；

“神爵”；

“五凤”；

“甘露”； “苏龙”(二十五年，改元七次)。

元帝 “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宁”(十六年，改元四次)

成帝“建始”； “河平”；

“永始”；

“元延”； “绥和”(二十六年，

诏曰：“腾末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四时，获蒙喜瑞，赐芘祉福。”元康者盖祈天赐瑞，神人交畅之义。

元康四年，神爵(雀)五采以万数，集于长东宫， 以瑞应改元。

神爵四年，凤皇五至，因以改元。

诏曰：者凤皇甘露降集“，祯祥之应。汉注云：此年二月，苏经见广汉郡。

诏曰：“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初元亦与民更始之义。

上年诏曰：“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娈。： 本年诏曰：”今治者，咎在腾之不明。“永光盖与民更光之谓。

上年“颍川水出，流杀人民”，本年“白蛾群飞日”，建昭自新。

边事千宁，诏曰：“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

诏曰：“火灾降于祖庙，有星孛于东方，始正而， 咎孰大焉！ 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诏曰：“河决东郡，流漂二州。 堤塞辄平， 其改元为河平。”诏曰：“阴阳错谬，寒暑失序， 日月不光，百姓蒙辜”，因以鸿嘉祈天佑嘉应也。诏有改过自新，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又谓重新作起。

日蚀星陨，无云有雷，谪见于天，大异重仍。改元诏曰：“德不能绥理宇内，百姓怨望者

上表是汉代从武帝以来七十五次改元的大略。我们再由上表所表现的内容，说明如下：

(一)封建制之完成，以武帝的“法度”为代表，改元之制，严格讲来也始自武帝，这里就集中表现了正宗儒学“经义断事”的统治意识。按改元等大事的诏命多出尚书之手，比之于北斗，称为天之喉舌，间亦有天子自作而为儒臣润色的(参看廿二史札记卷四)。

(二)汉代的鬼神世界观，是封建社会宗教的颠倒意识。凡鬼神世界必须有迷信的信仰，而信仰之表现为教条，主要为祸福的形式，汉代年号就是这种形式(参看上书卷二，汉儒言灾异、汉重日重二条)。

(三)统计七十五次年号，“元”字有二十个，“初”“始”二字有十四个，“永”字有十二个，“建”字有十二个，“和”“平”二字有十六个， “安”“康”宁”三字有八个，“光”字有四个，“嘉”字有四个，其余“寿” “熹”“兴”“汉”诸字次之。这些语彙，都好像是在五经中有根据的，三公博士要用千言万言，训诂得成为名号，条陈得失，以符徵验。

(四)凡目的论的迷信教条，都以意志神为依据，但到了不合目的之时， 结果与目的相背，怎样办呢？于是汉代年号，大量出现“元”、“始”、“初” 等字，所谓“与民更始”，就是说从头重来一次，不合目的者不算了，更始就要都合目的了，然而一次一次的更始，无异是一次一次的讽刺，越到后来改元越频仍，甚至一年中三次更始，使上帝的意志也慌忙得不亦乐乎。这样， 说明了一个矛盾，即目的论的主观形式与非目的的客观形势，发生背离，且越到末世表现得越发厉害起来。

(五)经常十儿个字，反复排列，所谓“更始”，就是形式上的教条在主

观意识中的简单的循环，好像来复日的周而复始，更始并非新的，而是最旧的重降，在这世界，所谓“太阳下面没有新事物”了。

(六)但从年号的顺序里，也可以发现封建制的规律，即形式的教条不形成则已，一形成反而是全无内容。例如“初始”一出现，不但表示出没有初始，而且感觉到寿终末日；“和平”一出现，不但表示出没有和平，而且大受农民暴动的威胁，故在客观的现实历史上看来，年号教条的形式与内容是成反比例的。始就是终，和就是乱，寿就是天，建就是破，嘉就是妖，光就是晦。这就叫做中世纪的愚昧黑暗。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建元既然是从汉武帝法典化了的封建制度，那么就容易看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政治法律制度所折射出的性质。如果我们把它和本书讲的白虎通义宗教法典联系起来看，就明白封建制的性质在哪里，这即马克思说的，封建制社会的思想是以道德名誉为代表形态，而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是以自由平等为代表形态。建元年号就集中地表现出统治阶级的道德名誉的形式。这是封建意识通过上层建筑的折射而表现出的典型例子。

从汉武帝以来，这种制度便成了中国封建制社会二千多年的固定形式， 历代帝王循而不改。不但如此，这儿十个道德名誉以至宗教的字样，反来复去地在后代再版，其再版的形式，还不仅是雨个字的换位，而且是前代年号的抄袭，例如“建武”，从东汉以至齐明帝有六次再版，晋朝就有两次(惠帝、元帝)；又例如“永兴”，从东汉以至北魏，有六次再版，而北魏就有雨次： 其他如“建兴”七次，“建元”五次，“建平”六次，“建初”四次，繁不列举。统计从汉武帝以至清末，年号重出者有一百十九个，而用此一百十九个年号的帝王有三百一十吹。这也说明一件可注意的事实，即汉武帝的封建法度是后代的范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些汉代社会性质的消息来。

从汉武帝以来，各代建元有七百五十余次(除了所谓僭窃等年号四百余次)，虽然到了元明以后，改元次数减少，但改元制度则是一贯的，所用的名称大都不离汉代的形式，大都限在有数的几十个道德名誉的字样上面。除了例外的少数年号引用佛教(如贞观)和道教(如太平真君)的形式教条，一般的年号大都采用经书特别是緯书的形式。后代“天”字“神”字出现不少，这是神权的宗教形式，以与皇权父权的大量的道德形式相结合。总之，建元年号是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的集中表现，它是从汉代法典化的，后代封建制， “建”来“建”去，大都因袭着这个传统制度。

我们看了三公博士们援引轭义所制成的年号，就可以了解汉代以来宗教的支配思想了。这种支配思想是从秦敲博士官开始的。所韶裁棘神学也是从秦代才出现的(叁看寨会耍圆裁)。这种为铣治阶极服务的思想家，在汉代叫做“儒林”人物。

汉高祖十一年诏：“今吾以天之灵、贸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 欲其是久世世奉宗庙亡相也。置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 置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拿显之。”文帝二年沼举暨良方正，十五年韶静侯王公卿郡守举贸戾能直言板谏老。武帝元调元年韶今州郡举茂材孝廉， 制分四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翘中博士，三曰明智法令，足以决疑，按章复罔，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舍。

武帝置博士弟子员。大史公融刺激：“自此从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

多文学之士矣。”班因贷道：“自武帝立五狸博士，开弟子员，殷科划策， 劝以官禄，苑于元始，百有余年，博案者漫盛，枝叶春滋，一狸歌至百余万青，大师众至千余人，盖溅利之路然也。”范摩榆：“荣路既广，腆望难戴， 自是窃名伪服，寝以流竟，权阴贵让，蒲褐繁兴。”文献通考觊：“武帝时， 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周。孔安国以儒者为侍中，特听掌御唾壶， 则其蝶慢已甚。⋯⋯人主亲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虽辅粥股肽之臣，亦不过贾明趋朝，鞠躬屏总，捂药奏事，卑卑而前，数语即退。”这种“儒林”的思想倾向，早已由太史公所踞待儒如“以徘优蓄之”所规定了。武帝如此，及至东汉，更每况愈下了。

汉代选士，是依据身分或财产为标准的。景帝韶：“共唯廉士寡欲易足， 今誉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宫，撅菩叉不得官，胺甚憨之。餐算凹得官，亡兮廉士久失职，寅夫层利。”可见必须先是富有的豪族始能得官。董伸舒所谓选郎吏又以富资，未必贤也。

顾亭林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日知录卷十三)我们不要相信官吏嘴里说的所谓堂皇的求贤良的标准，如文学高第、孝弟行义等，因为礼贤之道是要有身份和财产的限制，甚至公然鬻卖， 就说明了封建制的道德名誉的内容。制度是属于大多数的范围，一二出类拔萃者是制度的例外。故从县乡亭来的贤良方正也好，博士弟子也好，孝廉茂材也好，我们敢说基本上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者，和帝诏所谓“科别行能，必由乡曲”。后汉书第五伦传说：

“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资，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 以财货自达。偷悉简其丰赡者遗迹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

汉代之郡国选举和赐三老孝弟力田爵，同时并行，这是农村经济出发点反映于政治统治的必然结果。汉代列帝下诏举士，不下四十次，其次数与诏赐三老的次数相埒。举士的名目是繁多的，西汉文帝以来之标榜普通为“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其他如武帝之“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昭宜之“文学高第”，宣帝之“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圣之术，宜究其义”，“茂材异伦之士”，元帝之“明阴阳灾异”，“茂材特立之士”，成帝之“湻厚有行，能直言之士”，“可充博士位者”，“湻朴逊让，有行义者”，“勇猛知兵法”，哀帝之“孝弟湻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明兵法有大虑者”，平帝之“湻厚能直言”， “勇武有节，明兵法者”，东汉光武之“贤良方正”，章帝之“孝行为首”， 安帝之“有道之士”，“湻厚质直”，“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顺帝之“武猛堪将帅”，桓帝之“至孝笃行”，灵帝之“有道之士”。

选举明灾异阴阳之士，皆在两汉之末，这是面对着农民暴动而自我欺骗的反映。选举武功之士，也在季世，这是统治阶级的“安内”政策的必需措施。至于选举的主要的名目之所以是乡里闻名的明先圣之术，这是因为中世纪以道德名誉为支配意识的典型。在这样的名目的背后，却是另一种历史现实，例如武帝已经在求贤诏中说：“后世之干荐举者，皆巧于奔竞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士之不自重，深可叹也！”章帝诏说：“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甚至，章帝深钠韦彪之议，指破了“纯以阀阅”为选的

身分性的阶级制度。安帝诏说：“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左雄则直接说：“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这都说明，乡里豪绅高第阀阅，支配了汉代统治阶级的学术世界。徐干中论说：“勤远以自旌，托之乎疾固；广求以合众，托之乎仁爱；枉直以取举，托之乎随时；屈道以弭谤，托之乎畏爱；多识流俗之故， 粗诵诗书之文，托之乎博文，饰非而言好，无论而辞察，托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托之乎观风。⋯⋯苟可以收名而不必获实，则不去也，可以获实而不必收名，则不居也。”(考伪)

贤良方正以阀阅为选，已开后代九品中正制度的先河。自武帝从董仲舒之议以来，汉代就注意了通六艺教条的六国高第而知古代文学掌故的人物。因此，在汉代形成了知识界的基尔特制，班固所谓“百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蕃滋，大师众至千馀人”。及至汉末，王符更说，举士“以族为德，以位为贤”，“贡荐则以阀阅为前”。然而又如徐干所论，“依先王，称诗书， 将何益哉”。

汉代博士弟子与贤良文学的经学家法，最后是以宗教国教化的形式出现，文献通考总评说：

“太公曰：鸿都门，汉宫门也，⋯⋯学乃天下公，而从为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与为列者，则以为耻，公卿州郡之举辟也，必敕书强之。⋯⋯在昔明帝之朝幸辟雍，说讲白虎观，称制临决也，先儒戴氏论曰：天下是非，析于理不析于势，君子论学，无庸于挟贵为也，天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是非非，岂能尽断于天下之理乎？⋯⋯章帝患五经同异，博集诸儒，会议白虎观，天子称制临决，去圣久远，六经残阙，诸儒论难，前后异说，而欲以天子之尊，临定是非于一言之间，难矣哉！鸿都之兴，蔡邕言之，⋯⋯ 彼灵帝之童心稚识，何足语此？⋯⋯按：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然武帝时，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其在学授业者，至争第相更告讼，无复廉耻。且当时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园谐价献修宫钱之人矣，于鸿都学土乎何诛！”(卷四十)

从武帝，经过宣帝章帝，以至灵帝，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 “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曾严所在， 形式上比秦始皇之焚书坑儒自然高明，而黑暗的内容，则有过之无不及。(金马鸿都，稍不同于石渠白虎，说见本卷第十章清议思想。)

懂得了上面所说的汉代士大夫的出身以及汉代的儒学政策，我们就容易了解两汉的正宗思想了。

第一，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由秘传师法家法的特殊基尔特制，所谓“祖传秘记，为汉家用”， 经过秘藏文献(间可私藏)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中国中世纪的趣学的笺注主义。中论评儒学之训诂章句，“无异乎女史诵诗，内臣传令，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艺文志评：“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第二，汉代的正宗思想已经走向神秘的宗教的领域，尤其因了农民起义， 阴阳谶纬的神学就表现成为汉代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剂。复古与伪造笼罩住汉人的罗辑思考，这一原因归结于：中世纪社会挽救古代劳动力的危机，使广漠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而粗野的农村编制以及意识生产，却不能有崭新的人类出现(由奴隶到农奴，其解放的程度谓之“半”自由人，“半”字在人类性质上之意义是有限的，未可与古代由氏族成员到“作新民”，或与近代由农民到自由工资劳动者，所发生的新阶级性能，相提并论)，因之意识上不但不会脱离古代世界的范畴，反而更要依赖于古代形式，从适合于中世纪的内容，这就是“明先圣之术”的儒学神学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而笺注古书的经学更使学术走入了烦琐形式主义的路径。所谓汉人复古，是以春秋搢绅先生的行帮为目标，汉儒之首重春秋师法，正是畴人世官的重演，然而要知道，第一次的出现是悲剧，第二次的重演是喜剧。至魏晋之重演老庄，宋明之重演思孟，另在下面各卷群论。

第三，由豪门阀阅的家学演化而为特殊的弟子传授制度，尤其东汉，这一带有古代世族残余的齐学、鲁学、韩学等师承关系，渐渐形成了思想的基尔特式的封闭。第一阶段，即在两汉封建文化的初期，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是由齐鲁等大族子弟而来，这与强宗固本的政策相应，第二阶段，他们是由东汉近儒而来(廿二史札记东汉功臣多近儒)，这又与名门地主的发展相应。

这种特殊的名族基尔特制，即所谓“累世经学”。赵翼说：“古人习一业，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 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廿二史札纪)

所谓“累世经学”是由西汉的复古而形成的，其思想是以世族师儒的春秋搢绅制的复古为基础，在家族的家学秘传之中，春秋的形式教条的经学(六艺)，便成为儒者专门的功业。用武帝的话讲来，即所谓“具以春秋对”；以晋人的话讲来，如刘伶说：“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 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古形式到汉形式，是一套死灵魂，但前老为悲剧历史，后者为喜剧历史(如五德终始，三统三正之说)。

高门大族的家学，由西汉到东汉，逐渐形成名门朋党籍以反对皇族的工具，经过汉末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家学转向，到了魏晋的门阀士族，才形成了复古于老庄易的玄学，晋范宁所谓“搢绅之徒，翻然改辙”。但推求这佯变化的渊源，应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讲起，中论所谓“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更相叹扬，迭为表里。”这种家族的知识某尔特，更有如下面的授徒制度。前汉如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来；吴章弟子千余。后汉更盛，诸儒弟子多至数千，例不胜举，如杨厚门下三千余人，曹褒诸生千余人， 郑玄弟子数千人，魏应弟子数千人，楼望诸人著录九千余人，儒林列传赞： “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这样的门徒势力，在相互之间， 党同伐异，标榜品题。他们的活动反映了豪族名门势力的强大，表现出对最高统治者发生离心的倾向，“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起。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后汉书儒林列传)。到了党锢之祸，清议遭禁，遂埋伏下魏晋清谈的根苗，即从“清议”转化而为“清谈”。

第四，学术与秩禄的不可分离，是汉代正宗思想的特点。这是武帝根据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的原则，对于合法思想所制订的“法度”。博士官之争立，表面上是为了正宗思想的法度化，而其里面，却包含着博士们官禄荣利

的捷径，班固所谓“大师众至于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盐铁论大夫之言， 颇把博士弟子贤良文学的思想倾向，说得卑鄙可怜。创始者要归于叔孙通其人。我们知道，封建制之下的利禄，是超经济关系的，在这里没有等价交换的平等报酬关系，因而正宗思想家也就易于通过等级身分的政治地位，依据颠倒的意识而援引谶纬神学，这是经今古文学所同具有的性质。

第五，从秦汉起，中央专制主义的政权建立起来，通过家长制的父权的折射，必然要建树起国教化的神学系统，因此，五德三统的神权说，圆谶纬候的宗教说，都为“王霸道杂之”的绝对王权作了精神统治的武器。尤其因了氏族制的残余，使三代的神秘符咒，渗透于精神的血液，形成儒家是往古而非当世的一套理论，并为后世玄学理学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后世三代“传心”的精神实陈上是血统延续的意识证件。

然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通过汉代是有一条线贯串着的。我们约可分做三期，第一期唯物主义者以司马迁为代表，出现于汉代农民初期起义之后，第二期以桓谭、王充等为代表，都出现于西汉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第三期以仲长统为代表，出现于东汉农民暴动即起之陈。他们程度不等地暴白了封建制度的矛盾，并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展开激烈的斗争。正当他们剥夺神圣的宗教光轮的同时，统治阶级也针对了他们的批判， 更翻出花样来，以维持宗教的神圣性，同时也把他们看成“奸人惑众，挟左道”(郊祀志)的邪说，甚至用重法对付“异端”，“不知而向之，是背经术、惑左道也，皆在大辟。”(杜延年传)

第一期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对策起，至宣帝甘露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宣帝纪、儒林列传都说到诸儒“论于石渠”)，首创了宗教会议。第二期自光武置十四博士至章帝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称制临决(章帝纪、儒林列传详言会圆桥门而观者亿万人)，完成了宗教会议。第三期自本初元年太学增盛至三万人，至灵帝定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阴外，以取正而不来异，并仿石渠白虎故事，置鸿都门学士(儒林列传蔡邕传奏条之五)，这都是正宗思想的法典化并神圣化的划期表现，也是东方的中世纪寺院的具体形式。(鸿都门梢不同于石渠白虎)

如果我们从代表思想来说明，第一期是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对立，第二期是白虎通羲与论衡的“雨刃相割”，第三期是鸿都门学士和王符仲长统的斗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刻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烙印，他们之间的斗争反映着封建制社会的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