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司马迁诸子要旨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转述司马谈论六家的要旨和礼乐诗书春秋的大义，其先后顺列， 没有什么轻重，同视为史文不可或废的精神遗产。

我们在研究司马谈、迁父子的诸子要旨从前，首先说明一下汉初的学风。汉初人对于道家与法家，同等重视，所谓黄老刑名，是相提并论的。汉

制多沿秦制，已成定论，秦尚刑法，故汉初法家思想尚支配一时，管子、商君书即成于汉初人之手。汉高帝本不好儒，还因讨厌儒士，溺污儒冠，孝文孝景之世亦不任儒，黄老之学在这时颇有势力，在淮南王的治下更多道家之流。此时虽有山东儒墨之称，而墨学在汉初早已衰微下去，据王充说，墨学“得愚民之欲”，墨侠正是游侠，其后转为民间的宗教。后来，道家从庙堂之上打下来，蒋为汉朝的道教，成为农民暴动的宗教旗帜，似有和墨侠汇流的可能。

黄老在汉初得势是有原因的。当时经过了秦灭六国的战争、六国反秦战争、楚汉战争以及秦汉对外战争，这些战争比过去战国的兼并战争，规模大了不知若干倍。到了汉朝统一，人民稍得喘息，厌乱安定之情思，唤起宗教的安慰，故变质了老庄之言所谓黄老“道家”(汉人名词)思想，“有见于屈， 无见于伸”(荀子语)的不抵抗心理，发展而为“以虚无为本，从因循为用”(自序)的泯没得失的观念，这对于统治阶级是一剂适时的补药。同时，“无为而治”的君道，正投合了汉初皇帝消灭异己的心理武器。汉朝皇家有一个时候是想把“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自序)的道教祟为国教的。

司马谈和汉初的思想有些不同。他仕于武帝“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要旨”。他崇尚道家，主要在于托黄老以为重言， 而讽刺俗人汉武帝与俗人董仲舒，“论六家之要旨”是这样的：

“阻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老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

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侣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 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老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 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

“墨者亦尚尧舜道，(下引韩子叙墨者食衣住行之伦德)⋯⋯使

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法家不别(辨)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能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 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名)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名)者谓之款(空)，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 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别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老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司马迁在史记自序所载的这一篇司观谈传授的六家要旨是当时很好的诸子概说，其中可从客观的与主观的雨方面来研究。

一、就客观价值而言，这种“整齐百家”的“要旨”，多从结果上云分析，虽不能概括诸子的学旨，但说出了薪子部分的真面目。

第一，阴阳家的思想在诸子中最无足取。其言吉凶禨祥，实如谈所谓“未必然也”，它对于人类的思维无疑地是一种迷信的束缚，“使人拘而多畏”。后来司马迁在别处评讼驺行之说，攻击更加露骨。但这种思想在秦汉学术界是颇有势力的显学，司马谈父子拿古代朴素的自然天道观，反对宗教的世界观，似想恢复原来唯物的五行说。

第二，儒者的六艺教条，荀子所谓“俗儒”“贱儒”的仪式，正由汉儒继承下来，汉初鲁诸子的行为，实为代表。所谓“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博而寡要”，实在是对儒学末流的入骨批评。

第三，墨者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确是“尊卑无别”四字，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家的进步性质来，所谓“兼”是“别”非，正是墨家的优良传统，比“人给家足之道”更重要些。由“伦而难遵”、“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 看来，墨家在汉初是衰微了的。

第四，法家的基本观点在于“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点和墨家的非“别”相同，他们都反对氏族贵族的亲亲制。但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又和儒者序君臣之礼可以互相沟通。司马谈虽然把法家的优劣颠倒了， 但由此可以看出汉代阴法阳儒的趋势。

第五，“大家要旨”中对于名家批评得比较概括中肯。名家之控名责实， 是有逻辑学的片面道理的，然而他们陷于“专决于名”的唯心主义，这就缪误失真了。

第六，道家是司马谈所服膺的学派，“要旨”中所说的道家思想，已经不是老庄哲学的真面目，而是汉人所认为的“道家”思想。从道家纲罗了阴阳、儒、墨、名、法之长处看来，要旨实在肿胀了老庄，客观的批判价值反而甚低。

二、就主观价值而言，“要旨”除了把道家抬高地位，兼容百家而外， 另有一种针对武帝思想统一的反抗精神，这是前入所泼有理会的，而又是异常重要的。

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当武帝罢黜百家，定黑白于一尊之时，他“愍学者之不达共意而师悖”，提出百家皆务为治、殊塗同归的主张，不但不赞成武帝时代一般儒士所明之法度，而且站在表章六经的反面。他嘱告他的儿子迁：“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接受了其父修史的遗嘱，他们父子在思想深处实有难言之隐。

按武帝“修明法度”的建置中心，在于表章六经，绝百家之道，不使并进，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司马谈借了道家玄虚的至高无形之义，认为武帝的固定形式的法度，难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他说：“形神骚动， 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司马谈以为道家的容量甚大，可以“用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只要有这种海量，不管阴阳、儒、墨、名、法，都可以并至兼进，使他们各以其术争鸣，这样自然而然地使贤不肖分别，使黑白是非表现，何必要来一个统纪于一的千古不变的法度呢？所以他说：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共声者稠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这不是很明白的么？这和董仲舒的对策不使百家并进，而统纪可一的话，不是针锋相对的么？道理的最高处是“无成势、无常形”。“儒者则不然”，引导统治者走向徒劳无功的背大道所在处。“六家要旨”更明显地指出所谓“法度”不知时变的精神，反之，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却没有把形势定死，所以说：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由此看来，一于法度，就是违背了大道之常，而失君之纲，毫不懂得虚因之义。使人民不自明，而自己一个人全明。这不是形敝神竭的愚策么？

司马谈的意思是这样：人君要把精神专一，先定其神，而不着其形，由无为之虚，而因循万变之实，这佯就撅所用共梳耙于一，的法度，否则，如儒者的建置方案，就必流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了。人君如果不在根本上定其神，而反在法度上定其形，使形神离叛，虽有法度修明的表面统一， 然而他说：“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因此，他主张一道不可遍循，而要省察时变，应物咸宜。百家之旨，都是务为治的，欲用之在我。一旦罢黜，黑白和贤不肖的评价就失去自然的标准。特别更不必要什么一个法度，一个儒术，一个信仰，强劳不自然的神形。百家各有“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 “不可不重之”的优点，为什么要悖师害理的统一思想呢？因此，不干涉之义，正是司马谈祟尚道家的内心隐处。

严格地讲来，这并非如汉书所说的“先黄老而后六经”，而是托黄老以为重言，隐约其词地反对当时儒者绝百家之道不使并进，而主张百家争鸣才是明理的大道，这里道家便成了反对法度统纪的依据。这更不是以道反孔， 只要看司马谈说的“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序)，嘱告他的儿子迁取法春秋之意，就知道司马谈评儒，重指末流，而非拢

统地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