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两汉之际的思想

第一节 两汉神学正宗的危机及二重真理观的出现

汉代统治阶级思想的宗教化，是通过了“官学”形式的复活，在政权与教权合一、帝王而兼教皇的严格思想统制下面实现的，并由此而显示出露骨的奴婢作用。这种神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危机的暴露，是有是期而曲折的过程的，并通过政治法律的折射而表现出它的“圣光”的阴暗。兹据史实，分述其历史过程于下：

  1.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五月，诏策贤良：“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覧焉。”董忡舒公孙弘等以经术进。这是经术的宗教为汉制法的转折点。

  2. 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年)，武帝诏策诸儒，擢公孙弘对为第一，待诏金马门。每期会议，弘都献媚，利用经术来缘饰一切制度。

  3. 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夏六月，诏今礼宫劝学讲议洽闻，举经典遗逸者，置博士弟子员，大合天下之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4. 天汉□年，孔安国献古文经传，藏于秘府。

(5 )武帝□□□年，河闻献王得古文经传，献于朝。

  1. 武帝□□□年，第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 补廷尉史。

武帝时代正宗思想，是儒学神学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的中世纪统治阶级思想的典型。昭帝承“雄材大略”政策碰壁之余，“战战栗粟”(始元五年六月诏语)，除“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汉书儒林列传序语)而外，少有作为。但至宣帝时代起，更大有变本加厉之势。例如：

  1. 元康元年(公元前六五年)，修武帝故事，议论六艺群书，诏博举明先王之术者，以消“阴阳未时”之灾。于是，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 待诏金马门，而萧望之、粱丘贺、夏侯胜、韦元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进。

  2. 甘露元年(公元前五三年)召五经名儒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榖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榖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引入侍郎许广，监议者亦并引入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榖梁。由是榖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

  3. 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三月，修武帝故事，诏萧望之、刘向、韦元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欧阳地餘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帝亲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榖梁春秋博士。学者滋盛，弟子万余。

  4. 黄龙元年(公元前四九年)增五经博士员十二人，博士弟子员倍百人。

总观宣帝时代，其一，由亲覧贤良策到亲临决五经同异，说明思想统制更进一步。其二，由“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到“弟子万馀”， 到“博士弟子员倍百人”，说明学校＝寺院组织更见扩大。其三，石渠阁的神学会议更为神学奠定了钦定的基础。元成哀平四朝，仍循此路向：

  1. 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四七年)冬，以萧望之道经术功，赐爵关内侯。

  2. 元帝□□□年，通一经者皆复，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吏。

  3. 成帝口口口年，召见班伯于宴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

  4. 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六年)秋八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子歆，河平中受诏与父向校秘书。

  5. 河平五年(公元前二四年)，东平王字，求子史诸书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凰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备载，王審乐道，传相告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辨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6. 哀帝□□□年，刘歆请立左氏春秋，与五经并列学官，帝会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

  7. 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前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食，制度甚盛。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徽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议，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纲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

  8. 元始□年，置六经祭酒，秩上卿，每经一人。

据此可知：其一，武帝罢黜百家，以及史籍所称某某帝好经学，某某帝尊儒术，由大将军王凤的奏议所说，已完全暴露共秘密，正宗思想与中央集权的不可分性，已一覧无余。其二，寺院组织，循着自上而下的集权途径， 已由中央深入于郡国，五经博士及博士弟子员而外，又增设了五经百石卒吏， 及六经祭酒，完成了寺院的金字塔形式。其三，诵说儒经还有所谓“法”， 连“容貌”也成了说经者(学入＝僧侣)的必具条件，其神学性质，已须眉晕现。其四，在中央，既为“学者”(僧侣)划区“筑舍”“作市”，制度甚盛， 又令诣公车来京的千数僧侣，各于廷中记说，正乖缪，壹异说，是正宗而又加以正宗化，不仅儒外无学，儒内亦不得有派，宗教思想的统制至此已渐臻极峰。其五，中央存书既多，为选定正宗，淘汰异端，校正书籍巳成专业， 且有严密的分工。

至于东汉，又进一层，宗教思想与寺院组织更加完备：

  1. 光武中兴，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乐安，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家博士。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

  2. 建武四年(公元二八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议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

  3. 建武十九年(公元四三年)擢何汤为武贲中郎将，拜桓荣为议郎，赐钱十万，同授皇太子尚书。每朝会荣辄于公卿前敷奏经书，拜荣为博士。车驾幸太学，会博士论难于前，荣被儒服，温恭有蕴藉，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厭，不以辞长胜人。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后荣入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者皆怀之，荣独举手捧之以拜。帝笑之曰：“此真儒生

也！”以是愈加敬厚。

  1. 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宣布图议于天下。

  2. 明帝永平二年(公元五九年)冬十月，帝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 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三老五更。乡射礼■， 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之人，圆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3. 永平十五年(公元七二年)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帝亲于辟雍自讲所制五经章句(东观记作“五行章句”)，已，复令桓郁(即桓荣子)说一篇。帝谓郁曰：“我为孔子，乡为子夏，起予者商也！”

  4. 水平□□年，班固为郎，典校秘书。

  5. 章帝建初元年(公元七六年)诏贾达人讲北宫白虎观，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及“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周官解故”。

  6. 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冬十一月，议郎杨终上言：“今天下少事， 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帝亦以宣帝立大小夏侯简书，及京氏易，建武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 自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 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上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学者如博：赵博李育，校书郎班固，卫士令贾逵，议郎杨终，鲁阳乡侯丁鸿， 广平王羡，及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等，皆与会集议，连月乃罢。并令固撰集其事，著为白虎通义。似此，由“亲称制临决”，到“正坐自讲所制章句”，由“弟子万馀”到“冠带搢绅之人圆桥门而听者盖亿万计”， “共正经义”，由“皇帝亲称制临决”的集议，至“连月乃罢”，并令史臣撰集成书，作为正宗教义的经典，其规模之大，仪式之隆，诚千古所未有。

前后二百一十三年(由公元前一三四至公元七九年)来，儒书圣经化、学校寺院化的宗教思想完成的进程，由董仲舒开其端绪，白虎观会让集其大成。然而，汉代的宗教的仪式和思想，并不是如统治阶级的想法，而是愈到后来愈不美妙，就在图谶国教化的时候，也还有人提出反抗的意见，就在白虎观会议的时候，便有无神论的异端代表者王充的反抗。因此，我们更应该注意下列数点：

第一，两汉之际的折衷主义代表者，如刘氏父子及班氏父子，与扬雄等， 皆当时寺院中人。寺院乃正宗圣地，与秦之“以吏为师”者相对，汉行“以师为吏”之策，而从中竟生出了有离于宗的折哀思想，实为正宗危机的标帜。

第二，折衷思想所以出现于两汉之陈，系因此时期为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时代，正宗神学的一元原理，在农民战争对封建制度的摇撼之下， 已经显出了危机，因而产生了折衷主义的思想，以济正宗之穷。

第三，在正宗统制的二百余年里，“经义”的解释，始终有“同异”问题出现，每一次的皇帝“亲覧”、“临决”和“自讲”，都不能根绝正宗思想内部的同异纠纷，这一方面证明这种思想统制在历史上绝没有成功，另一方面证明地主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随着土地所有关系的复杂化而也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