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汉代白虎观宗教会议与神学思想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的历史意义

白虎通义这一本书，自隋书经籍志著其篇籍以来，各史记载稍有出入。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等撰。后汉书斑固傅称它做白虎通德论，隋书、旧唐书称它做白虎通，新唐书称它做白虎通义。它的篇目，各史记载也不大相同。按“白虎”指汉宫白虎观，汉章帝在这里大会经师，钦定经义，连月乃罢，后汉书章帝纪称，令群臣“作白虎议奏”， 儒林列傅序称“命史臣著为通义”。我们可以这样讲，原来诸儒所讲说的经义，大经都称作“议奏”，或“通德论”，经章帝最后裁决以后，史臣所撰集的就称作“通义”，现存的白虎通义或省略“义”字的白虎通一书，当是班固所撰集的。后汉书班固傅所谓“令固撰集其事”，即指此书。

汉代自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经义为汉治法，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术为一尊的法度，首创金马门特诏的制度，显示出封建制社会的法典的雕形。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共议，上亲制临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这是封建制政权的完整的法典，可惜书佚不传了。东汉光武帝中元四年(公元五十六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经义庸俗化，完成了国教的形式。到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把前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白虎观奏议”的历史意义。后汉书鲁恭传说， 东汉章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章帝纪说，“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鞫狱断刑之政。朕咨访雅儒，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 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注引礼纬斗威仪说，“三微者三正之始，万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三正指夏商周三代正朔之月(周尚赤，十一月；殷尚白，十二月；夏尚黑，十三月)。这正是白虎通义三正篇的历史证件。他诏定刑律，要咨访儒生，稽之典籍，然后作出自己的号令，这也可以和白虎通义这一完整的法典互证。后汉书曹褒傅更显示出皇帝制订“国宪”的消息：

“〔汉章帝〕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 十一以兴’(按上三句话，属于会昌符，也见于汉书律历志。“九” 附会光武，“十”附会明帝，“十一”附会章帝)。尚书璇璣铃(纬书)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按与纬书本文略有出入，因汉代五经家都说汉为尧后，故这里这样说)。予(章帝)末小子， 托于数终(即“十一”之数)，揭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下引纬书从略)⋯⋯每见图书，中心恧焉！⋯⋯勑〔曹〕褒曰：‘此制(指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準旧典， 杂以五经谶纪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

上面讲的章帝和曹褒的话，和白虎通义的年代相次，两相印证，就可以了解汉章帝的法典内容。曹褒传论更指出汉代法典制作的演变，最后说到章帝的“国宪”：

“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

我们认为白虎观所钦定的奏议，也就是赋予这样的“国宪”以神学的理论根据的谶纬国教化的法典。谶纬在战国以前是没有的，约在秦、汉之陈才制作出来。这些书到了隋代大都毁禁不传，余有不少佚文，散见各书。谶是符谶、图谶，是借助于趣义而附会的一种变相的隐语，从秦代开始利用这种预兆吉凶的符验，来为王朝统治者服务，史称“秦谶”。纬对经而言，是解经家在经的章句以外附会出的一套迷信，利用来为汉代政权编排统治合法化的根据，如汉为火德，承尧之绪等等。汉代各经有纬，史称“纬书”。因此， 图谶纬书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这种经义国教的意义，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基督教是一种神学和庸俗派哲学的混合物同样，“它(基督教)那留停下来的官方形态是国教形态，是尼克亚宗教会议(按三二五年在罗马尼克亚城举行的宗教会议，统一了宗教思想，确立了教会在争取政权斗争中的组成基础和策略基础)为着配合国家的目的而制出的。⋯⋯基督教已成为国教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它是适合当时情况的宗教。在中世世，随着封建制度的驳展， 基督教形成为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宗教。⋯⋯中世纪把哲学、政治、法律等思想体系的一切形态囊括在神学之内，变为神学的分科。”(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看中文版焉克思恩格斯文选，卷二，页三九七)从西汉的石渠阁的经义钦定到东汉白虎观的经义钦定，就是这种形态。所谓“亲制临决”的钦定的法典形式，企图使皇帝成为国家的本质，使上帝成为宗教的本质，并使二者的关系固定化起来，这也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王一词乃是君主制的完成，这犹之乎对上帝一词的崇拜是宗教的完成。国王一词是国家的本质，犹之乎上帝一词是宗教的本质，尽管这雨词毫无意义”。(英国状况，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四一)

明白了汉代经学国教他的历史性质，我们再进一步详述一下所谓“白虎观奏议”的历史事实：

“〔建初四年〕十一月王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按甘露三年论定五经于石渠阁)。至〔光武〕建武中，复置颜厌、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按此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至〔明帝〕水平元年⋯⋯〔樊〕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后汉书章帝纪)

左汉章帝白虎观钦定经学的史实，又见于后汉书儒林列傅、贾逵傅、班固傅、丁鸿傅、杨终傅和陈敬王羡傅等，此外后汉书蔡邕傅、东观汉记、后汉纪各书都有记载，并把石渠阁和白虎观的法典相提并论，追述渊源，即后汉书翟酺傅所谓“武帝大会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在这些记载中，杨终傅讲的可以参证，兹择录于下：

“〔杨〕终多又言(上面讲的是天下多乱事)，宣帝博徽群儒， 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章句之徒破坏大体，

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从上面白虎观会议的形式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作为“国宪”的钦定经义是集合了大群儒生的奏议而最后由皇帝裁决的法典，在经义统一之后，它是“永为世则”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不能再有异议。皇帝是以一个大家是和大教主的身分参与经义的裁决的。现在我们再从白虎观奏议的另一方面，研究其主要精神是什么东西。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人物，在后汉书中可考的有数十人，其中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表面上虽有争辩，但他们都迷信谶纬。例如贾逵是当时的著名人物， 也大倡图谶，他说：

“昔武王终父之业，狺旌在岐，宣帝成怀戎狄，神雀仍(频)集， 此胡降之征也。⋯⋯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左氏以为少吴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逻。” (后汉书贾逵傅)

后汉书论曰：“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这就说明白虎观会议的人物庸俗化到什么程度了。

丁鸿也是参加白虎观会议的重要人物，东观汉纪说他附会图谶，有这样的话：

“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业。祀五帝于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泽降澍，柴祭(尔雅：“祭天曰燔柴”) 之日，白气上升，与燎烟合，黄鹄群翔，所谓神人以和答响之休符也。”

他大谈什么日食的天人感应，后汉书本傅记载他的话和白虎通义中说的内容相一致：

“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朽，君之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 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虧陵阳，月满不朽，下骄盈也。⋯⋯ 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霓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

后汉书赞，对于鸿“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的日食的宗教说，讽刺道：“高论白虎，深言日食！”

又例如杨终是建议召开白虎羽会议的人物，他曾受诏把司马迁的史记删除了十余万言，又作过赞颂汉代嘉瑞的诗十五章。又如李育是在白虎观和贾逵辩论的人物，但他和贾逵一样，“多引图谶，不据理体”(儒林列傅)。撰集白虎通义的班固更有完整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曾根据图谶纬书，做了一篇历史理论，从开天辟地，讲到汉章帝的白虎观法典，所谓“作典引篇， 述叙汉德”，用荒唐的宗教呓藉，说明汉继尧统的天命。这篇东西实可当作白虎通义的序言。他说：

“⋯⋯夫图书(河图、洛书)、亮章天哲也(天授于天子)，孔猷、先命圣孚也(孔子的图书专给合格的汉家皇帝)，体行德本正性也， 逢吉丁辰景命也。顺命(瑞符)以刽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神)之繁祉，展放(效)唐之明文(语出尚书纬璇璣铃，言汉为尧后)。⋯⋯ 是时圣上(章帝)固已垂精游神，包举艺文，屡访群儒，论咨故老， 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覈仁义之林薮，以望元(天)符(瑞)之臻

焉。既成群后之谠碎，又悉经五(指五年卜征)繇(兆辞)之硕(大)虑矣。⋯⋯汪汪乎丕天之大律(语出尚书太誓篇，“律”即法典)，其畴(谁)能亘(竟)之哉！

唐哉皇(汉)哉！皇(汉)哉唐哉！(唐指尧，皇指汉，即言唯尧唯汉永垂世则)”(后汉书班固傅)班固上面的话，不但人僧侣主义的宗教理论说明历史的变化，而且用经学和神学的混合观点，颂扬汉章帝的历史功绩，这即是说，章帝之所以能“永年丕天之大律”，制定法典，是因为他要应天之瑞符，以“垂精游神，包举艺文”的神圣天资，把一切道德仁义和礼法制度的所以然都作出最后的裁决， 发扬光大了西汉宣帝石渠阁的传统。因此，后汉书赞，不能不指出“〔班〕固迷〔于〕世纷”了。

这样看来，参与白虎观会议的“理论”家们和西汉宣帝石渠阁集论的“理论”家一样，好像罗马末期的庸俗哲学家们，不是贪财营利的学究，便是投靠富豪之家的清客，甚至是皇帝宫中头号得宠的隐谋家。他们不是讲哲学， 而是为统治阶级安排宗教，迫寻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或者是利用经义为汉制法的法学家们，他们为皇帝制出空前极无耻之能事押国家法来。同时，风毛麟角的思想家如王充便不能不“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蜕化的同时代人”(参看恩格斯：论布鲁诺·鲍威尔与原始基督教，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六九——七○)。

根据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看来，它是尽其杂糅混合的能事的，它把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纬书混合在一起，望文附会，曲解引申，特别是谶纬，构成白虎通义的依据。清代今文学家庄述祖也不能不说：“傅以谶记，援纬证经，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其后灵台郊祀，皆以谶决之，风尚所趋然也。故是书论郊祀、社稷、灵台、明堂、封禅，悉◻括纬候，兼综图书，附世主之好，以绲道真，违失六艺之本。”(珍蓺宦文钞卷五，白虎通义考序)按庄氏似只以郊祀等篇杂引谶纬，其实如果把白虎通义的文句和散引于各书中的谶纬文句对照，各篇都是一样的，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谶纬。我们以为，白虎通义之为庸俗经学和神学的混合物，从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两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恩格斯说， “对向来的一切宗教说，仪式是大事。只有参加祭祀仪式和巡行瞻礼，而且在东方更须遵守十分繁荣的吃住与清净戎律，才能被接受进教。”(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页七一)白虎通义的宗教仪式是十分繁荣的，在这方面就需要杂引经义来做附会的理由，但是宗教更要求把过去的传统遗说，唯理地庸俗化， 白虎通义在这方面就大量地“◻括纬候，兼综图书”，以曲说六经，附和皇帝完成国教的意志了。因此，白虎通义与其说是杂引趣义本文，不如说主要是杂糅图谶纬候。

为什么白虎观神学主要杂引图谶纬书呢？因为依照神学大师们讲来，一切经义都是为汉制法的，而所谓经又是天授古代皇帝们制作的，白虎通义五经章说：“后世圣人易之技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后世圣人者谓五帝也”。这些书都是神书，例如尚书纬璇璣钤说：“孔子曰，‘五帝出受录图’” (文选注引)，又说“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尚书序正义引)。白虎通义五经篇就根据这种纬书的神话，附会说：“传曰：三皇百世，计神元(天)书，五帝之世，受录图、史记、从政录，

帝魁以来除札乐之书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又按这些神学大师们说，五经是这样的东西：“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趣。”(同上)因此，五经是“五帝之经”，又必须经过孔子来定，才没有失真，“周衺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放五常之经(按此句也是经书语)，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同上，原文下接“而乖设法谤之言”，虚文弨校云：“有讹”，陈立疏证云： “意谓孔子未定之前，书则设诽谤之言，诗则歌谣怨讲之词，当更有礼乐失所之语。”按脱文必指除易以外之五经。)

为什么又要“五帝之经”以外的孝经和论语呢？白虎通义暗暗地杂引纬书说：“复作孝经何？欲专制正(虚校：正字下脱“法”字)。于孝经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虑校：此句有脱文)。⋯⋯所以复记论语何？见夫子遭事异变，出之号令足法。”(同上)这段话虽然脱讹难解，但如果把纬书的来源指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白孝经论语在神学家的附会之下是专什么“制”，正什么“法”了。公羊传序疏引纬书孝经鉤命决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太平御霓六百十引鉤命决说：“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孝经序疏引鉤命决说：“人偷尊卑之行，在于孝经也。”孝经疏引孝经纬援神契说：“天子孝曰就”，“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誉”， “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其次，论语没有纬书，但有谶书八卷(见七录)。白虎通义辟雍篇说：“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古微书也载这句话)接着讲帝王和孔子的传授。这样看来，孝经论语都是孔子为了后代帝王取法而预言的法典，而汉代皇帝所专之制，所正之法，就是孔子早已设置安排好的神权、皇权和父权三者相结合的专制主义和封建法律。孝经纬援神契更明白地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虹郁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 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见御霓五四二及宋书符瑞志引，按同样文句又出于春秋纬汉含孳)“卯金刀”即“刘”字。这种符咒式的经义完全把孔子的书说成了天授为汉立法的东西了。春秋纬汉含孳更说：“孔子曰：‘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公羊传序疏引)我们看了汉代用春秋之义，代替法律以断狱的史实，更可以明白这一道理。因此，宗教地改变历史传下的思想形式和材料，是石渠阁从至白虎观钦定经义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

这就是白虎观会议的历史意义。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统治阶级将物质的生产归其统治，同时也要求安排精神的生产手段”(德意志意识形态，郭译本，页九○)。汉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皇权集中、中央专制主义和文化思想钦定以及谶纬经学国教化，是相为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