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初百家子学的余绪及其庸俗化的倾向第一节 汉初诸子学说的变质概说

汉初自高帝以至景帝，一方面儒学渐向正统的路上发展，另一方面古代诸子之学的传统还存在着余绪，而在内容上显示出变质的改造。这一期间， 是汉代思想的前奏阶段。经过秦皇焚书，楚项焦土，正统经学的建立并不是立刻可以成为定局的，这中间需要一个斗争和酝酿的时期。

武帝元封时代，罢绌百家，“法度”确立，合法思想与异端思想才明显地对立起来。在这划期时代的代表人物，正统方面为董仲舒，而异端方面为司马迁。由这时起到宣帝的石渠阁称制临决，“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庞，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汉书艺文志)。所谓经学正表现出神学化庸俗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异端思想虽遭受统治阶级的抑制，但它针对作为“贫困的表现”的宗教，提出了对“贫困的反抗”的反宗教思想，表现出对以宗教为芬芳的世界意识的斗争，而斗争是在“两刃相割，二论相订”(王充语)的倾向中发展起来的。

汉初百家之学，除名、墨未见代表思想的人物以外，各家还有相对的势力，尤其是道、法、阴阳、纵横家言，尚相对的显于汉廷与郡国之间。当时王国势力的强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子学的活跃。

一、关于道家：

“(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史记卷五四)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卷五六) “田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么所。”(史记卷一○四)

“其(邓公)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史记卷一○一)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史记卷一○二)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 不好立名称，称为畏者。”(史记卷一○三) “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洁，⋯⋯其治责大指而已，

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治务在无为而已。”(史记卷一二○)

“宝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宝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卷四九，按宝太后好黄老言，并见于史记者其例甚多， 兹不具引。)

“(楚元王曾孙)德，少修黄老术。⋯⋯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 (汉书卷三六)

二、关于阴阳家：

惟南王刘安的鸿烈集，本阴阳家言者重出互见，祥见下节。汉书五行志说：

“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 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 “景武之世，董促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按汉儒学与阴阳学已经融合，纯阴阳家言不显。)

三、关于法家：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宝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史记卷一二一) “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错为人陗直刻深。”(史记卷

一○一)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振仪之言，乱国政， 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按武帝，史称他内隐忌而外好施仁义，又称好以法驭下，故绌刑名乃是表面文章。)

“杜周曰：‘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 何古之法乎？’”(汉书卷六○，按宣帝言汉朝以霸王道杂之，非效周制，故自肃何创律以来，刑名之术甚著。)

四、关于纵横家：

战国策原名“长短术”，史记酷吏列传云通学长短，汉书张汤传作短长。据罗根泽考，战国策即成于蒯通之手。汉楚争天下，纵横之土的活动也很明显。

“郦生因言六国纵横。”(史记卷九七) “陆贾从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史记卷九七) “蒯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

永’。”(汉书卷四五，按班赞通，一说而丧三隽，实在是一个大纵横家。)

纵横家到了武帝时，在他的法度之下已经衰微，武帝对严助说：“具从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纵横和刑名颇不同其命运，汉书卷五五卫青说：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武帝)常切齿。”故自汉武帝以后，游说之士渐息。

汉代的学术复古，是从春秋搢绅先生的儒术为中心，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以春秋之学为模范，武帝所谓“具以春秋对”，即他的法度的特质。我们可以这样说，汉代在初期与末期，都借重老庄，初期试求夏古于老庄，以与儒学相抗，末期再试求复古于老庄，从代替儒学，然都没有成为支配势力。故通观汉代，儒学的经学笺注是“宣明旧艺”的代表思潮。

然而诸子百家之学到了汉代还可以分成两个倾向来说明。

第一、在子学传统衰微的时代，对于战国百家的述评，颇具有总结的作风，或者用进步的历史观点探求其师承流变，或者以综合者自居企求汇萃诸子于一炉。前者如司马谈父子的六家要指，如刘向父子的诸子要略，后者如杂家淮南鸿烈集(应当从秦代吕氏春秋作始)，它“出入儒墨名法”，即史通所谓“牢笼天地，博极古今”，黄氏日抄所谓“会粹诸子，旁搜异闻，⋯⋯ 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淮南要略说：“若刘氏之书(高诱注：淮南王自谓也)，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洁，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盘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第二，在子学传统衰微时代，对于诸子余绪，与其说是继承，毋宁说是改变它们的思想材料，把其中一家扩大变质，作为理论斗争的武器，而遂自己的学术目的，或者托一家为重言以保留百家，或者想建立这一尊以绌别一尊，或者肿胀膨大一家之说以反对他家之说。如司马谈的六家要指崇尚道家，

便是以道家虚因之术，反对汉武帝法度的一统。如宝太后好黄老之术，即有以道家试求统一百家之意图，和当时欲以儒家统一百家者相抗，史记田蚡列传说：

“宝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 贬道家言，是以宝太后滋不说魏其等。⋯⋯乃罢逐赵绾王臧等，⋯⋯ 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汉书儒林列传也说： “叔孙通作汉礼仪，⋯⋯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

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宝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宝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所以，儒道互绌是汉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重要斗争，这里面包括了儒道皆欲在统一百家的趋势中各显身手，一直到武帝推恩削藩，诸侯王势力下降，独尊儒术的局面相应确立，才结束了这一合法思想的争论。太史公说：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 学者只知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尊儒，而不知秦汉之际还有一段定于一尊的互绌争霸阶段。

历史还不止这样的简单。在这一互绌的意识形态背后，更有统治阶级的政权的争夺。不少外戚、郡国王是以道绌儒，代表者为宝氏与淮南王，而皇室则虽以儒绌道，集其成者为武帝。宝太后罢主儒术老，儒术之士又上绌黄老之议，其间政权的争夺显然是以儒道互绌来标榜，这在史记汉书都有详记。又史记儒林列传表面上讲汉代儒林博士，而实陈上则已说出这一斗争。“儒林”之名起于汉初，史记正义引姚承说，“儒林，谓博士为儒雅之林，综理古文，宣明旧艺”，这是和百家对立的名词。上引汉书言儒道的互绌情势， 即取村于史记儒林列传叙文，在鲁诗博士申公传里复说：

“天子(武帝)以(申公)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

太皇费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粕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

在齐诗辕固生传里，首言固与黄生辩踢武受命是否为弑，景帝似无成见。后面即说：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今上(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徵固。”

从这里可以知道，在汉初文景武三世，儒道争霸相当厉害，尤其通过了政权的争夺，更加惨酷，罢制废杀，互相报复。文景虽立博士，但并不甚好儒，似在道家政派气壮之时采取折衷政策，直到武帝初，和窦太后斗争，开始犹两面而倚重于儒，窦氏死后，才清算了道家，立出法度，所谓“天下靡然乡风矣”。

复次，提倡阴阳之学与道家之术以为政争的工具而与武帝对立的，在郡国王中有淮南王刘安。刘安在失败时罪名为：

“魔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史记淮南列传)

然而淮南王则又大不满于武帝的祟儒术。伍被对淮南王说：“朝庭之政， 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措遵古之道， 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淮南王听了大怒，几乎要把伍被下死罪。

这个比照，说明了思想意识的斗争是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的，统治阶级的内部政治斗争决定了他们所各持的思想武器之不同，各是其正而非其邪，以为纪纲。武帝尊儒术，立法度，“时方好艺文”，而刘安则“招致宾客方术之土数千人”，大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立也)，“讲明道德，总统仁义”。一儒一道，水火不容。

按淮南鸿烈集要略明说“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其中不但对儒、墨、名、法、纵横各家皆有其时势背景的说明，独于道家例外，而且明示老庄可以总统百家。关于淮南王针对武帝的法度所发表的言论，将于下节详论。兹举他骂武帝的一例如下：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 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末世之曲政也。”(要赂)

最后，我们再看汉初的法家与儒道的离合关系。

按法家到了汉代，并非如秦从前的法家的理想，而是在狭义的“刑名” 或律合之下，沿着秦制成规来保护君权，诚如顾亭林所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会稽山刻石条)。由贾谊到董仲舒，莫不痛斥秦之亡国由于苛法严刑，其实汉制袭秦，比秦更甚。汉书刑律志首骂秦人玩法，致天下众叛亲离，接着说：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共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姦，于是相国萧何攟摭(收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九章散亡，但据唐律疏议云：“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可知汉律之峻峭， 比秦更甚。人民稍微不小心，就要违犯大逆不道、对上不敬的专制王法。章太炎汉律考说：

“汉律非专刑书，盖与周官礼经相鄰，自叔孙通定朝仪，而张苍为章程，通因作傍章十八篇，意者官制在通傍章，章程则在杂律淫侈踰制之部，⋯⋯驿传法式宜衣厩律矣。其后应劭删定律令，以为汉仪，表称国之大事，莫尚载籍，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 靡有子遗。亦以见汉律之所包络，国典官合无所不具。”(检论)

所谓“一切著之于律”，是汉代内法外儒的法典性质，正如史书关于文帝的无敖，一方面说他“本好刑名之言”，是其里，而他方面说他“除诽谤， 去肉刑”，获得儒家的“善人胜残去杀”之赞誉，是其表。汉书刑法志讲到周勃陈平维持旧律之对，复行三族之诛，就不能不叹：“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 而况庸材溺于未流者乎！”到了武帝，尊儒术，绌百家，然而他又“好以法制驭下”(读史管见)，这就是内法外儒的一套作风。

汉代的内法外儒已如上言，同时也有法术与儒术对立的争论。文帝时晁错学申商刑名，颇为文帝所奇，号称“智囊”，“法令多所更定”，因此惹起汉庭与诸侯间的不安，错因以遭斩。武帝时，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

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因而汉书说“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宣帝时又有桓宽所录盐铁论，记大夫与文学的辩结，即法儒的争论实录。

总之，汉代是“蕃刑”(研法志)与缛礼并进的，共间法儒或相互为用， 或相为攻诘，而本质上则是相反相成的，法律通过经义的庸俗化，更加成为封建主的专制工具了。如晁错所说，“不如此，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封建制社会的法典形式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有了显明的证据，这和古代法家的思想是不同的。酷吏人物和法术之士本质上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