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议

上面我们已经指明风谣题目(称号)是反宦官的豪族地主阶级集团的封建性的“公”认的结晶。但这也正是当时之所谓清议。发生于乡党、郡国、以至京师的，对于个人人格的标榜与品藻，正是中世纪清议的一种结晶方式的表现。无论是由于“时人之语”，“时人之论”，或由于善风鉴者的一言论定，风谣与题目，正代表着中世纪名门豪族的一种“公论”。这种“公论” 并没有什么广大的社会性，仅发生于名门宾客之间，郭泰与符融是李膺的宾客，甘陵南北部党人是周福与房植的宾客，他们都是“公论”的主持者。甘陵南北部的党人之议，取舍相反，倍谲不同，两方面都以“公论”标榜自己。推而论之，当时的各种豪族集团，也都自有其宾客，自有其“公论”。这种宾客，大都是门生故吏之流，因此“公论”的是非代表着豪族地主的阶极性。

这种“公论”只能是一种地望或名望的标志。由豪门世家的两家宾客，互相讥揣而构成的甘陵南北部党人之议，是名门豪族的宾客的公论的最标本的例子。

把这样身份性地主阶级的狭义的“公论”称为清议，是当时名门豪族的宾客高自位置的一种虚矫表现。实际上，这种清议，清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憐的。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名宾篇说：“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又卷十五审举篇引汉末时人之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则清议之为清，也还是其濁如泥的。抱朴子所说的，虽指灵献之时，但即在灵献以前，也并无二致。

风谣的题目是清议的结晶表现。把议论意见结晶于极简约经济的几个字之中，实为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但在政治斗争，面对面作战的场合，要驳倒论敌，取得胜利，仍需要长篇大论的议论。因此，我们有再研究一下当时政论的实际内容的必要。这种政论，主要的是一些奏疏与牋记。我们认为这种政论，才是清议最主要的部分。如果不把这种政论作为清议来看，我们便无法了解所谓清议的真实意义与作用究竟怎样，清议将成为完全悬空的玩意儿了。

汉末的政论，其是非标准，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这就是说，论客之立场，尽管不同，而政论的理论依据仍有其共同性。那末什么是当时政论的普遍的理论依据呢？

综合当时的政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纲常名教，或者说是宗教，风教。纲常名教以及宗教的理论渊源是白虎通义一书，这是杂揉了儒学法术阴阳方士之说于一炉而加以冶铸的一部中世纪经典，自汉章帝以后，一直统治着东汉人的头脑。白虎通义的著作，其用意表面上是决五经同异，是正经义，实际上是要使庞杂的东汉论壇得到统一，使汉法度的森严在理论上获得坚强的统一的基础。要知道东汉人的“是非不谬于圣人”的圣人，是怎样的一位圣人呢？那就是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而“亲称制临决”的东汉孝章皇帝。白虎通义，便在他的直接指挥下面，由班固等偏写成功的。从此，解经决事，便一准此书。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汉末纷纭的论壇，才能把握其基本的特色，而理出一个清晰的条理来。

汉末的论壇所讨论的问题，最主要的有四个：第一，是农民起义问题：第二，是征讨羌人问题：第三，是经济破产问题，第四，是外戚宦官干政问题。这四个问题，充分地反映出东汉王朝至深且重的复亡危机。

农民起义问题。东汉末年频发的农民暴动，是东汉王朝致命的打击。在中世纪农民的愚昧状态下，农民起义是用巫教的迷信力量团结起来的。给予东汉王朝以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的黄巾，其“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是当时最有力的号召。他们是以太平清领道作为思想行动上的指挥的。后汉书卷六十下襄楷传：“初顺帝时，瑯琊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祟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楷传又载，桓帝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说，“臣前上瑯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注：“于，姓；吉，名也。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景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楷又说：“天子事天不孝，则日食星斗。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纬错戾。前者宫崇所献神

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可知黄巾的渊源是很早的。太平清领书虽由御用的方士宫祟襄楷之流，极力推荐，而一度走上了朝廷，但终于成为禁书。可是农民生活的贫困是严重的事实，巫教既未被方士所出卖成功，则其在农民中的作用自然大大地发挥起来。张角利用了太平清领道的力量，发展了三十六方的农民组织，这就是黄巾的基本队伍。

东汉的政论，对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是非常害怕的。东汉名将皇甫规在对策中说：“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者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指梁冀梁不疑)操楫乾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可不慎乎？”这就是有名的“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理论。(伪孔子家语有此语)荀悦申鉴也提出了这个理论。同时，太学生刘陶上疏说：“帝非民不立，戾非帝不宁，⋯⋯帝之与民，犹首之与足，相须而行，混同一体，自然之势也。臣窃观之，今玄象错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并兴，胤嗣仍绝，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废，商辛以斯而丧，若不悔悟恐惧，将无及矣。”(后汉纪卷二十一元寿元年纪)他们把人民与政权(君)的关系，比喻作水之与舟，足之与首，把地下的阶级斗争，从天上的神的谴告取得精神的解嘲，这些都是从封建制社会君民上下的名分观念和神学的麻醉剂出发，其欺骗性，不足为训，可是这种对于民变危机的警惕，确反映着对人民力量的一定的认识。

农民起义，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一派主张发兵去硬打，一派主张用政治手段去软化。后汉书卷九十六陈蕃传：

“零陵桂阳山贼为害，么卿议遣将讨之。⋯⋯藩上疏驳之曰： ‘昔高祖创业，万邦息肩，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尺，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其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敕三府，隐覆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

把民变问题，单纯地了解作官吏贪虐侵暴的结果，轻轻掩蔽了封建制社会的阶级的基本矛盾以及超经济剥削的罪恶，是没有触摸到问题的核心的，因此，即令陈蕃的主张竟得实现，问题还是没法解决的。然而在后汉纪中，却记载了张纲平“贼”的奇迹，作为一切陈蕃式的主张好像取得有效的佐证，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寄托于那种软化的办法了。后汉纪卷十九汉安元年纪：

“广陵贼张婴杀刺史二千石，(梁)冀以纲为广陵太守。⋯⋯前太守往，辄多请兵，及纲受拜，诏问当须兵几何，对曰：‘无用兵为。’遂单车之官，径诣婴垒门。婴大惊，剧走，闭垒。纲又于门外罢遣吏兵，独留所亲者十余人，以书喻其长老素为婴所信者，请与相见，问以本变。因示以韶恩，使还婴，婴见纲推诚，即出见纲。纲延置上坐，问所疾苦。札毕，乃喻之曰：‘前后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国恩，肆其私求。乡郡远，天子不能朝问之也，故民相聚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为之者，又非义也。忠臣不亏君以求荣，孝子不捐父以求富。天子仁圣，欲文德以来之，故使太守来，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也。今诚转祸为福。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发怒，大兵云合，岂不危乎。今不料强弱，非明也。弃福取祸，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无嗣，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祸祸之机也，宜深计其利害。’婴

闻泣曰：‘荒裔愚臣，不能自通王室，数为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久，可且以喘息须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婴等更生之泽也。愚戆自陷不义，实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纲曰：‘岂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当相显以爵位，何祸戮之有？’婴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领，以就农亩，则抱戴没齿，爵位非望也。’婴虽为大贼，起于狂暴，自分必及祸，得纲言，曠若开明。乃辞还营，明日，遂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谒纲。纲悉释缚慰纲，单车将婴入营，置酒为乐，大会月余，抚循以意，莫不委心。谓婴曰：‘卿诸人积年为害，一旦解散，方垂荡然，当条名上，必受封赏。’婴曰：‘乞归故业，不愿复从秽名汗明时也。’纲以其至诚，乃各从其意，亲悉为安处居宅，子弟欲为吏者听之，不欲不强。为吏则随才任职，为民则劝以农桑，四业并兴，南州晏然。论纲功当封，为(梁)冀所遏绝，故不侯。天子美其功，征用之，疾病卒官，时年四十六。朝廷甚惜，婴等三百余人，皆衰杖送丧，同哀考妣。”

这是统治阶级所排演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封建政治下的一个奇幻的插曲。不论张婴的投降是由于什么一种动机，照理来推，事情的解决，不可能采取这样一个轻松的结局的。这无非夸饰一下陈蕃式的主张，好像是有实现可能的，显示出在他们的主观上，有那么辉煌的幻想而已。

陈蕃解决民变问题的主张，是两汉时代一种颇为流行的主张，依照汉宣帝的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平吏良”的宁民政治主张，就是开明的封建专制下的官僚政治主张。这种主张在阳嘉元年地主阶级的温和的反对派左雄的上疏中，更有一套完密的理论。后汉纪卷十八，左雄上疏说：

“臣闻柔远能迩，莫大宁民，宁民之务，莫重用贤。是以皇繇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昔三代垂统，封建侯伯，世位亲亲，民用和睦，宗周既灭。六国并秦，坑儒泯典，革除五等，郡县设令，封豕黎民。大汉受命，蠲其苛政，宽以三章，抚以因循，至于文景，天下康复，诚由玄靖渊嘿，使万民不扰也。宣帝兴于侧陋，知世所疾，综名核实，赏罚必行。刺史守相初拜，辄亲见问之，观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质其言。常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愁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共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民知不久，划诈以求过。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爵至封侯，公卿时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汉元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共残。列城百里，转动烦救，以杀害为贤，以循理为劣，从聚敛为办，以修己为弱。髡钳之戮，生于睚眦：复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税之如狼。监司相望，旦非不举。观政于亭传，责成于耳目，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核实。虚诞者获祐，束修者见黜，或因罪而致高，或处危以成名。所以天灾屡降，治道未宁。皆由于此也。臣愚从为长吏理续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王制，锢之终身，虽赦令不在齿列。必竞修善政，亲抚百姓，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在东汉末年，张纲陈蕃等的“政平吏良”的宁民政治主张，是有其历史现实

的意义的，因为在宦官乱政的局面下，唯有这种开明的官僚政治主张，才对官僚群的强宗豪族最有利，才是排除宦官势力、保持本身地位的好办法。然而新兴的阉寺群是不答应的，他们要用大兵去剿.不过要了解，无论两者的主张有怎样的不同，在基本的要求上还是一致的，就是都要求把农民弄得服服贴贴，把所谓“叛变”平掉。

征讨羌人问题。对羌人的征讨，是东汉王朝极力从事的对外战争。当时的论壇，对这种对外战争，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是反对打的，主张恩抚，另一种是赞成打的，主张歼灭。前者是官僚群的主张，以自附于党锢的张奂为代表，后者是阉寺群的主张，以结托宦官的段熲为代表。后汉书卷九十五张奂传及段熲传，对这问题有颇为扼要的叙述：

“永寿元年，(张奂)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左薁鞬台蓍、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鞬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羌豪帅感负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人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吉己，威化大行。⋯⋯(延熹)九年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强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复复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奂至，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殊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

张奂的恩抚主张，段熲却认为不对，他主张徹底殄灭。熲传述两人主张相异，真是针锋相对。其时，东羌已破，余众四千落，悉散入山谷，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熲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熲，熲复上言：“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恩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汗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陈，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甚，殊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复，攻没县邑，剽赂人物，发冡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卫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川从东，故宫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虑折衄。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徒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是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儡，将向诊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

时量宜，不失权便。”

张段二人，不但主张相异，仕途的显晦，也复很不相同。张奂破羌之后， “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后又以党罪禁锢归田里。段熲却“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张段二人虽同关陇，同隶行伍，同讨羌戎，而主张行径，完全异趣，互相谤议疑危，无所不至，这在张奂写给段熲的一封信里，表现得很明白。奂传载：

“奂前为度辽将军，与段熲争击羌，不相平。及熲为司隶校尉(按在案锢党发后)，欲逐奂归敦煌，将害之，奂忧惧，奏记谢熲曰：‘小人不明，得过州将，千里委命，以情相归。足下仁笃，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复获邮书。恩诏分明，前以写白，而州期切促，郡县惶惧，屏营延企，侧待归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则泽流黄泉，施及冥寞，非奂生死，所能报塞。夫无毛发之劳，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诚知言必见讥，然犹未能无望。何者？朽骨无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马无所复用，而燕昭宝之。傥同文昭之德，岂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则呼天，穷则叩心，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俱生圣世，独为匪人。孤微之人，无所告诉，如不哀憐，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无所复言’。”

结果虽然段熲没有害他，但这里的忧危之情，却是极为可憐的。

与张奂同一主张，对羌人采用恩抚策略的，是皇甫规。在乞自效疏中，他认为，“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缴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所以“愿假臣两营二郡(注两营指马贤及赵冲等，二郡安定陇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从滌患，下可以纳降”。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复没营坞。规又上疏自效，歌：“臣生是邪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原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其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夏，三公举规为中郎将，特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靳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年，规因发共骑，共讨陇右，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先是，安定太守孙焦，受取狼藉，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吏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督乡里，既无他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合其文降(注：以文簿虚降，非真心也)，天子玺书诮让相属，规惧不免，上书自讼。书内说，“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复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写之权门(注言复军之将，旋师之日，多载珍宝，封印完全，便人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督本土，轧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其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

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宫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强凰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及党事大起，规上言前尝附党，且为党人所附，自原坐之。(以上旦后汉书卷九十五本傅。)

从皇甫规的意见来说，那些征羌立功的将军们，多半是买通仅贵宦官，谎报成功，因而封侯赏爵的，如此，则段颖的功劳，就很可疑。但从段颖那面说来，则皇甫规眼奂之流，又是“备拥强众，不时辑定”，恩抚策略，无非是“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如今降羌与边民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祸患很大。

东汉政府，对羌人的战争，在段颖这一流入的主张下，长期的持续下去，人民死亡在战场上，死亡在千里万里转输馈饷的道途中的，不可针数。东汉政府消耗于对羌人的战争中的钱，共三百九十余亿，这笔钱，等于东汉政府六个年头租税岁人的总数。这都是人民的血汗，战争粉人民带来死亡与饥饿。因此对外战争久延不决，更扩大加深了国内农民起义的危机。永和八年，征西将军马贤被羌人击败，羌众大合，攻烧陇西，那时皇甫规上疏乞自效，便指出这种外患所引起的内变的危机：

“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置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注，平人，齐人也，即平民)，回人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

延熹四年的上疏中，也同样指出： “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自鸟鼠至于东岱，

共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求孙吴，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注：乌鼠山名，在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钞处。东岱谓泰山，叔孙无忌反处也。皆由郡守不加绥抚，致使反叛，其疾同也。)”

皇甫规不但指出是期对外战争，足从加深内夏，并且指出外患之来与内变之起，同出一个原因，即郡将的不“清乎”，不“奉法”。这一点，实与上举陈蕃的主张完全一致。虽然一个是对内的问题，一个是对外的问题，一面是文官，一面是武将，而看法与立场却是一致的。这样，就非常明白的可以理解，为什么皇甫规张奂不为宦官所喜，终竟牵入党祸，而段颖则结托宦官，终于在司隶校尉任内，捕系了太学诸生千余人人狱。

现在，再引李固的“平贼议”，来证明一下官僚群对外患内夏问题的最具体的看法。后汉纪卷十八永和二年纪：

“秋七月，日南蛮反，交耻刺史樊演出讨失利，寇遂攻掠郡县，上甚夏之。议者宜遣大将军发荆扬竞豫四万人赴救。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议曰：‘荆扬安稳，发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扬盗贼盘结，武陵南郡夷未集，是沙桂阳数被征发，难复扰动。其不可一也。竞豫之民，间万里征役，无有还期，恐十五万户不得一士。郡县追促，惧有叛亡。共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如有瘴气，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比到，万里疲劳，不可复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日五升，用米十万斛，尚不计将吏纑马之食，但自致费但若此。其不可五也。设使军到，死亡者众，不足当复益发，此为刻割心腹，而乐四肢。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叛徒，还自相攻，但坐征发之故，何况

乃发四州赴万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使益州，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因共民困，旬月破灭殄尽，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不可任之验也。可但选有勇略仁惠，从为刺史太守，勿与争蜂，以恩信招来，赦杀访之罪，以息发军’。”

经济破产问题。东汉封建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以及超经济剥削，引起经济破产的危机。人民在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维特时，只得弃家逃亡，或举行起义。这样，更造成生产的萎缩，加深了危机的程度。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荒淫政府的横征暴敛，却日益厉害。桓帝初年，侍御史朱穆奏记于大将军梁冀，描写这种情形道：

“今宦官俱用，螽水为害，而京师之费，十倍于前。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榖，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宫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资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二千石攻吏，遇民如虏，或卖用田宅，或绝命捶楚。大小无聊，朝不保暮。⋯⋯近永和之末，人有离心，兴徒发使，不复应命，怀粮廪兵，云当向杂。⋯⋯今民心事势，复更戚戚，困于永和，抚安之急，诚在大将军先易二千石长吏非其人者。”(按后汉书朱穆傅与此引微异，后汉纪卷二十本初元年纪)

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食货，是在极度荒淫中消耗掉的。这里附带解释一下，为什么强调地提户调的布帛，而和“田宅”并重呢？这是中国中世纪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特殊形式，而超经济剥削的调课，就对准了食货二者的结合。后汉书卷九十六陈蕃傅说：“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资计。”又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寂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绮。”

为了挽救经济破产的危机，有人想到改铸大钱，从通货方面打主意。后汉书卷八十七刘陶传，时(元寿三年)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

“当今之夏，不在于货，在乎民饥。夫生养之道，先食后民。是以先王现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也。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盐之事。所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碟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义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竟，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皿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夏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敝，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乌烈火之上，水木本鱼乌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灿烂。⋯⋯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扁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献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

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复鱼溃，虽方尺之钱，何有能救其危？犹举函牛之鼎，组织枯之末，诗人所以眷然顾之，潸焉出涕者也。”

刻陶的看法是与朱穆陈蕃一致的，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如出一辙，是“止役”，“禁夺”，前者的目的在使农村的必要劳动力得以保持，后者的目的在使农民的生产所获，还能留下必需的生活资料。换句话说，要养鹞生蛋，而不要杀鹞取蛋。所谓“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之下，永远贡役输将。后汉书称陶著书数计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可见他是一个儒家正宗思想的继承者。

宦宫于政问题。宦宫干政问题，是豪族地主的官僚群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在第二节中，我们已大略举引了一些议论。最别致的，要算襄楷的意见。后汉纪卷二十二，延熹九年纪，襄楷对尚书之问回答说：

“臣闻古老本无宦宫，孝武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孝顺帝时，遂益昌炽也。按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当侍坐，得预内。今乃处古常伯之位，决谋于中，倾动内外，恐非天意也。”

这是好笑的一种意见。襄楷原是方士，既十分荒唐地推荐了宫祟所上的神书(太平清领书)，又以星象来论人事，主张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谬说。其所举宦官历史的渊流，尤为失考，难怪被尚书所诘责。后汉书卷六十下楷传：“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这令司寇论刑。”

我们并不惊奇襄楷的愚而诬，却佩服诘责的人虽是宦官的党羽，而竞也抬出“ 析言破律，违背经艺”那样堂皇的话来。那样堂皇的话，原是清流们的口吻。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论客的立场，尽管不同，而政论的理论依据仍有宗教和名教普通性，这里便是很好的例证。

捧住了綱常名教和神学教条作为护身符，然后向敌对的一面肆意攻讦，是汉末论坦的一个特点。因为有这样的护身符，表面上的是非藏否是分明的，但又因为这个理论的敌对双方都可得而利用，所以实陈上的是非减否是很淆乱的。朱穆在祟厚论里便曾指出这一特点：

“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减否。配短则兼折其是，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即往而不及，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后汉书卷七十二本傅)

在质帝时，有人作飞章诬李固，所说的话全是堂皇的大道理。灵帝时，宦官诛窦武陈蕃，所数说的话，也全是堂皇的大道理。所谓是非藏否，只是为了攻讦的便利而已。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从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臣固君不稽古，

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大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短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阴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香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丸人。又广选贾豎，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窗呈试。出入逾侈，辎輧耀日。大行在殖，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搔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但伤悴之心。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幅，莫固之甚。臣闻台辅之位，实和阴阳，璇玑不平，寇贼奸就，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伤捐，大化陵迟。而诋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狐廷争之忠，没有诽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会殊辟’。”(后汉书卷九十二李固傅)

“曹节等矫认诛(窦)武等。(陈)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监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人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窦武)忠以行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迕，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廷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那！公为栋梁，在桡阿党，复焉求贼？’遂今收蕃。”(后汉害卷九十六陈蕃傅)这种是非减否淆乱不清的局面，是怎佯会发生出来的呢？是非藏否既已淆乱不清了，但许多人还取以为武器，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认为汉末的统治阶级中间，阉寺群是最后起的一群。他们企图以自身的新兴地位在封建社会的整套图案中添上合法的一笔，自得牵住当时的所谓綱常名教以及纤纬神学，以取得理论上的支持，以便迎击官僚群的猛烈的捷伐。不论实陈的利害冲突，严重到怎样的一个情形，不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到怎样的一个情形，而一开口，却不约而同的都拾取了那名教和宗教的金字招牌。所以纵观汉末的论坦，在理论依据上似是互通的，而在是非减否上，却是互相背谬的。名教和宗教成为空洞无物的纯概念的东西，而名行善恶却伴随着切身的利害。抱朴子所引汉末时人之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性如鹞”，不就是最好的说明么？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郭泰之流，负知入之凿者，便有极大的权威了。

所谓汉末的清议，其形式与内容极相矛盾的本质，其言行不一。的人格分裂，其反映社会危机的自我掏空，便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就了解，所谓“公论”所标榜出的容止之“美”，实际上不过是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面前所夸耀的空虚身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