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与理论根源

在上节我们已经说过，王充的时代特征，就政治上说是农民战争的低潮期与农民生活的慢性饥饿期，同时又是农民战争第二个高潮的准备期；就思想上说是“正宗”思想由神学堕落为谶纬迷信的黑暗期，同时又是“异端” 思想由反今文到反谶纬的形成期。从阶级斗争到思想斗争都在深刻发展着。王充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农民斗争的素朴而天真的性格，另方面又是“正宗”的反对者与“异端”的综公者，从而导出了他的伟大的唯物主义体系。但是，为要理解王充所以走上了“异端”道路的具体情况，尚需对其出身家世，所遭逢的境遇，更重要的需对其所从出发的阶级立场与所从学习的思想经历、理论根源等事，分别加以研究。

据论衡自纪篇与后汉书(卷七九)本传所载：

第一，王充的家世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他有着“任侠”的传统。自纪篇云：“世祖勇任气，卒质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今世扰乱， 恐为怨仇所禽，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安稽，留钱塘县，⋯⋯生子二人，畏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敝蒙诵在钱塘，勇势凌人，未(卒)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按此段自纪，前人颇多误解，如四摩总目提要、十七史商榷、史通序传篇、惠陈后汉书王充传补注、及钱大昕养新录等书，皆斥王充为“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这都是封建学者的诬蔑！此因墨侠在汉代深人民间，惭与农民战争汇合，任气所注， 私结怨仇，子孙相报，蔚为风尚，官法亦不能禁(参照王褒集僮约注)。所谓“侠以武犯禁”，至汉而益烈；前节所引桓谭疏陈时政所宜，即指此事。是知王充所纪其祖父的勇势任气性行，乃是实录其家世的墨侠精神，绝不能说对于他的祖先有所诋毁。否则，本传“乡里称孝”一语，即不可解。且自纪篇为王充大十四岁时作品(抱朴子自叙篇)，于四年前充亦曾“徙家辟(难)”(见自纪篇)，以遭遇及情理推度，与其指为诋毁，毋宁视为以任侠自负。其二是他的世代微贱及劳动。自纪篇述及他先祖以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而后，即“以农桑为业”；他祖父汎徒家避难，就是“举家担载”； 留钱塘县后，更“以贾贩为事”。此在汉代学人里，实为罕见！一般的讲来， 汉代思想家，多出家学渊源；如司马谈迁父子，刘向歆父子，班彪固父子， 乃至贾徽达父子等，皆世代贵显，家学傅承；未有如王充以微贱贾贩子弟而成一家言者。且自汉以后，六国氏族转为豪右世家，学术多出自门阀大姓。身份性地主阶级是有种种特权的，至于王充，出身贫贱，又显然和“豪家结怨”，那么他自然要为俗人所轻鄙。自起篇说：

“充，细族孤门。”

或啁之曰：“宗租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遣，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 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

答曰：“鸟无世，凤凰；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常，嘉珍。才高见屈，遭时而然。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文孰常在，有以放置(按黄校：“字有讹误”)，是则醴泉有故源， 而嘉未有旧根也。屈奇之士见，倜傥之辞生，度不与俗协，庸角不

能程。是故罕发之迹，记于牒籍，希出之物，勒于鼎铭。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载异发。士贵雅才而慎兴， 不因高据以显达。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妨)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起偷；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按朱校元本，“可”作“古”)，遹(按同本作“谲”)出君山。更禀于元， 故能著文。”

此段自纪，是研究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的重要文献。“或啁之曰”一段， 是中世纪身份性地主阶级的门阀观念的剪影；“答曰”以下，则是对于中世纪贵族支配思想的“家学基尔特制度”的勇敢的抗议书！王充一面坦白地自认为非身份性的“细族孤门”，一面又倔强地自命为“屈奇之士”，“才高见屈，遭时而然”，“士贵雅才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祖浊裔清， 不妨奇人”，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大胆的“疾俗”战斗！同时，又是何等反映封建时代高士奇人的悲剧性格！然而问题还不在于他的身世是“细族孤门”并和豪家对立，而更重要的是，他从阶级立场所表示出的明确的态度， 即他自己承认祖宗的微贱身份，并从态度上表现了和“豪家”对立的战斗精神。这就是王充通过反抗特权而反映出来的农民反抗贫困的性格，他曾经明白地讲出富贵人物对贫贱人物的关系，“军功之侯，必斩死兵之头；富家之商，必夺贫室之财”(偶会篇)，但他的理论的表现方法却限于文化批判，即是说他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斗争，还元做天才雅士对俗人显贵的斗争，以反击正宗人物所说的“变异妖怪”的谬诬理论！我们以为，在王充头上扣上一顶“中小地主阶级”的帽子，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分析。

第二，关于王充的学历，本传与自纪篇说法不同。据本传来看：“充少孤，⋯⋯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似此，既“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则王充为儒家(经古文家)出身的思想家。且后汉书(卷七０上)班固传注引谢承书云，“固年十三(按固少充五岁，此时充年十八)，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见必记汉事！’”意林引抱朴子云：“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见必为天下知名！’” 此与本传“师事状风班彪”之说，亦正印合。再据自纪篇来看：“充⋯⋯为小儿，⋯⋯不好狎侮；⋯⋯诵奇之。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似此，王充并未自认为班彪的学生，且前引“或啁之曰”云云，也对于“未尝履墨涂出儒门”的世俗非难，未有反证，益知王充不以儒家自居，不承诅曾经“师事班彪”。尤应注意者：论衡全书，甚少称引班氏的史学；反之，对于班彪所指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后汉书卷七０上本传)的司马迁的史学，则多所称誉，具见赵奇案书对作诸篇，学者可自参证。然则，本传与自纪的这一矛盾，究宜如何处理呢？关于此事，我们认为，都是事实，其矛盾即在于事实本身。茲更分别说明于下：

一、王充之帅事班彪，不但见于纪载，为历代学人所共信，即就思想上来看，王充也多少保留着班彪的影响。此可由治期篇与王命论的比较而证明， 茲各摘其论题二则并整齐其程序，表比之如下：

班彪的王命论 王充的治期篇

(一)“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 (一)“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

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

(二)“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英雄诚知觉悟，⋯⋯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二)“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 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治非圣贤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置之君，明明之政，无能损益。”

从这样两相契合的国命论看来，他们有师承关系，殊为明显。

二、王充的晚年自纪，未提“师事班彪”，此中心有其故，例如，“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明言其学于儒；但接着却说，“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则又自人其离于儒；其“专门”之学，反成于“谢师” 之后，其据“专门”所学而援笔，必有“众流百家”的遗绪，以至于“众奇”， “奇”者惊异之义，则具专门之学必有背于儒学或师说。且就“谢师”二字推衍，此中或有一幕“谢本师”的悲剧。淮南子(卷二一)要略篇对于儒墨关系周题曾说：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木；以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我们以为王充之师事儒家班彪，也有与墨子相类似的经历。并且青年时代的王充(据黄晖王充年谱，充师事班彪“必在具二十一三四以后，二十七八以前”)，对于班彪，从信徒而来，以叛徒而去，：在背师的初期，似有一段京师流亡之苦。本传于“师事扶风班彪”之下，接叙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当系暗指此事。果然，则王充自纪篇故略此事，当出于“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自纪篇语)的修养与抱鱼。

三、王充虽曾一度学于儒，而其“专门”之学则又不在于儒，而在于其自学所得。此事与王充以微贱身份而反抗豪家的态度有必然的关系。这就是说，由于他的微贱身份的反抗态度，一方面为显达之士所“啁”，同时他对于显达的“正宗”思想本具有不相容的阶级立场；又由于他终身微贱，被排斥在“正宗”的樊篱以外，成了统治阶级侮蔑的“妖怪”，反而使他摆脱儒学的桎梏，从思想上得到了解放。所谓“士贵才而慎兴，不因高据从显达” 的坎坷自负，与其能以“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遂通众流百家之言”，实有上下对应的关联。这就导出他的唯物主义的理验根源。

第三，王充的生平行事，可以终身潦倒、终身战斗八字概括之。所谓终身潦倒，例如：(一)青年时代，流落京师，“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二)壮年从后，“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本传)，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五官功曹行事； 人州，为从事。⋯⋯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数仕不偶，而徒著书自纪”(自纪篇)；(三)老年时代，“以元和三年(年六十岁)，徒家辟难，指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人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 仕路隔绝，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同上)。如此坎坷，实在是异端悲剧的范例！至所谓终身战斗，则可由两方面来证明：

一、著作方面：(一)讥俗节义。自纪篇谓“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夫。志俗人之寡思，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二)政务。“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同上)(三)养性。“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 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偷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庚辛域(或)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方以智说：“沛沛”即“沛沛”，“沛”与“迈”近)，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同上)(四)论衡。“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 绝庆弔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本传)“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显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对作篇)这样看来，讥俗是对俗人的战斗或对社会的批判，政务是对人君的政治批判，养性是战斗生活的晚年自我检讨，论衡是对于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战斗或思想批判；总之，王充著作，都是战斗的结晶。前三书皆已不传。单就论衡来看，问孔、刺孟、非韩是对于古书及古代思想的批判，书虚、道虚、语增、儒增、艺增、对作是对于当时伪书的批判，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是对于纬书里天人感应说的批判，寒温、谴告、变动、抬致是对于当时俗儒天人感应说的批判，讲瑞、指瑞、是应是对于祥瑞思想的批判，死伪、纪妖、订鬼、四讳、◻时、讥日、卜筮、难岁、诘术是对于当时一般社会迷信的批判。并且论衡八十五篇，从明帝永平二年(充三十三岁)著起至章帝元和二年(充五十九岁)尚在改定旧稿，和帝永元元年始续完讲瑞篇，同二年(充六十四岁) 始成自纪篇，前后历时凡三十余年，可见王充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之历久不懈，老而未衰。

二、思想方面：在汉代的“异端”思想里，除了司马迁父子扬道而抑儒以外，其余各家，多未能逃出儒家的约束，如前所述，郑兴、尹敏与桓谭等人，都是经古文学家。正因如此，故他们的思想的战斗性就未能十分贯徹。且在司马迁父子时代，王朝的思想统制刚行开始，“论学术则祟黄老而薄五经”尚非严重，在王充时代，思想统制政策已达百年从上，他居然敢于“试依道家”来批判“儒家不知推夫妇之道，从论天地之性”，居然敢于以“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为公开的战斗立场(见自然篇)，其魄力之大，殊湛惊人！西汉以来的儒学“正宗”地位，遭受了王充的批判以后，虽然在形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动摇，所以到了魏晋时代，老庄思想便压倒了儒家学说。此一思想史上的大变化，诚与普列哈诺夫所分析的“敌对王朝的心理的反对命题的作用”及东汉安帝从降农民战争的冲击不可分说，而思想上的前导，则不能不溯之于王充的批判活动。

明白了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他的思想属于什么学派的问题也就易于解决。

四库总目把论衡列入“子部”的“杂家类”，显然错认了王充，因为所谓“杂家者流”，乃是折衷主义的学派，而王充的思想则有其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唯物主义的知识论与逻辑学，首尾相应，体

系并然，绝不能纳诸“杂家类”。

有人以王充之学仅出于经古文学派，而经古文乃是儒家之一支。这也是片面的看法。王充明说其学“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故以王充为儒家也同样错误。

王充虽非“杂家”，而却“通众流百家之言”，“杂”与“通”异，“杂” 为混合，而“通”为融合。王充虽非经古文家而却与经古文家有渊源关系， 前述他承惜桓谭，师事班彪，皆其明证；但“承借”于某或“师事”于某均不足以定其学派性，所以墨子受儒者之业，学孔子之术，而墨子思想非儒家学派，马克思承借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而马克思既非黑格尔学派，也非费尔巴哈学派。

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而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其一，先秦的老庄思想是形而上的唯心主义，而王充的道家之义则是形而下的唯物主义；其二，先秦的老子思想是“有见于诎无见于信”的卑屈思想，而王充的“道家主义”则是积极的战斗思想；其三，先秦的庄子思想是“蔽于夭而不知人”的超世观念与“泯是非，齐物类”的不可知论，而王充的“道家主义” 则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反“自然之说”的主验能动(“虽自然亦有为辅助”)思想与“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的认识观点。

总之，王充的思想来源是复杂的，他善于吸取古代思想的优良传统，善于利用传统的思想材料而加以新的修钉，因而他虽然承借了过去的学派，但能独立成一家之言。

王充虽是汉代的道家思想的主张者，而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及西汉末叶以降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相同。前者是对于逐鹿群雄及民间战乱生活的一种麻醉剂，同时由于“无为”的放任主义，也是一种战后恢复人口(劳动力)的方案；后者则是农民战争的宗教形式的反抗旗帜。王充的道家思想，由于与反谶纬的无神论思想相结合，是东汉“正宗”的反对命题；由于从理论上反对了“正宗”，揭穿了”正宗”的“是反为非、虚转为实”的颠倒欺骗作用，这种思想自然是一种战斗的变革的“异端”思想， 但正因其无神论的反宗教的特质，遂不能成为直接的农民战争旗帜，只是由于反对“正宗”而在客观上效力于农民战争。

王充思想的学派性问题，还可以和王充对古代各派思想与当时各派的思想的批判联结起来考察。这样也许可以使这一问题更明确起来。

首先，王充对古代的思想流派，大都有所批判：

一、关于古代儒家，如孔子、孟子、荀子，都有批判。

(一)关于孔子部分。论衡称引孔孟者凡四百四十余处(见熊伯龙无何集)，可见王充并非根本反孔。但孔子是谶纬“正宗”所神化的思想偶象，为了反对“正宗”遂不得不将孔子列入批判对象；问孔篇之作，义即在此。此篇对孔子问难凡十六发，大都揭露孔子之言“上下多相莲，其文前后多相伐”， 并斥“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且宣称为了“证定是非”，“苟有不晓解之问，迢(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窥其根本用意，实在于以孔子为人而不以孔子为神，借矛盾律以打破对于孔子的偶象观念，归精于暴露谶纬“正宗”神化孔子的无据。

(二)关于孟子部分。王充的孟子批判，主要见于刺孟本性二篇。刺孟八章，主要在批判孟子逻辑概念的混乱与其推理的不合于矛盾律，以及其“五

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故生圣人”的目的论世界观。本性篇批判孟子的性善论，虽承认“性善之论亦有所缘”。然究其实陈，则“未为实也”，且指出其“相人以眸子”的方法与性善论相为矛盾。

(三)关于荀子部分。王充的荀子批判，见于本性篇。主要在于批判性恶说之“未为得实”，指出性恶说不能说明“人之为善安从生”，然而，率性篇所举“練丝”及“蓬生麻间”“白纱入缁”之喻，以明人性“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的看法，则与劝学篇的思想内容相似；再比较王充的自然篇与荀子的天论篇对于自然现象的无神论见解，可以看出王充从荀子所接受的思想影响，实远过于其对荀子的批判之深厚。

(四)在人性论的范围以内，王充对于古代儒家，以为世硕与公孙尼子以及宓子贱漆雕开等人所持“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的看法，“颇得其正”。

二、关于墨家的批判，见于薄葬案书二篇，主要是接受墨家的“节葬” 之义，而反对其“明鬼”之论；重在揭发“明鬼”与“节葬”不能而立，以暴露墨家的矛盾。论衡的物势自然二篇，对于目的论的批判，只以儒家为对象，而未涉及墨家的天志论，这因为他在实际上要批判的是汉儒，对墨学的批判不是他的主要对象。

三、关于名家的批判，见于案书篇：“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 务曲折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这指出龙说纯为概念游戏，形式上虽备极曲折，而实质上则殊无道理，更不能作实践的指导。王充这一批判， 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总结性的价值。

四、关于法家的批判，见非韩案书对作等篇。非韩篇大旨，在于批判法家任法而不尚贤之失，以为“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 二者不可偏废；法家之术，任力而不养德，“必有无德之患”。王充强调礼义而非薄耕战，主德治而非法治，排斥法家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思想。我们认为：王充的这一批判，是通过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批判了汉室的严刑峻法的统制与干涉，未必是以古代法家为批判的真实对象。所以对作篇关于韩非曾说：“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案书篇关于前期法家更说：“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富民丰国，强主弱敌，与公孙龙驺行之书不可并言。”可见王充对于古代法家的评价不为不高。尤足注意者：王充对于韩非的逻辑思想与批判精神，俱有深刻的理解与高度的同情。案书篇云：“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监铁，君山新论之类也。”桓谭(君山)是王充最佩服的人物，新论是王充最称赞的著作(见前文)，今乃以韩非的四难与桓谭的新论评为同类，可证“非韩”之实际所指乃是“非汉”的酷吏。

五、关于阴阳家的批判，主要见于谈天案书二篇。对于驺衍的“大小九洲”之说，王充以为：“驺子行地不若禹益，闻见不过被吴(被即五被，吴即左吴，二人皆淮南王所召术士)，才非圣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又以为： “齐有二驺子(原作“三驺衍”，茲据黄校改)之书，洸洋无涯，其文少验， 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主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 我们知道，王充以“效验”为方法，此处所谓“其文少验”，“无实是之验”， “无审察之实”，一方面击中阴阳家的唯心观点，另方面也证其批判之严厉。

六、关于道家的批判。王充虽自谓其学“合黄老之义”，而实于古代道家有重大修正。自然篇所说“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即继承荀子所谓“蔽

于天而不知人”的批判。在这里，“主观的能动性”被强调至于合理的程度： 所谓“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即是此义。此所谓以有为辅助自然，即是说人类的主观只能顺从着客观的规律以促进其发展，而不能脱离客观的规律强自然以从我。用王充的例子来说明，即是：

“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人地，日夜长大(原作“是夫”，茲据黄校改)，人不能为也。或为之者，败之道也。”

据此，王充的批判，即在于将“蔽于天而不知人”的道家思想，转化成“因春播种”“来耜耕耘”的主客观合致的能动思想。从这里，就孕育了由批判而产生的薪的观点。(参照效力篇)。

综合前述王充对于古代六家要旨的批判，就其取舍从违之际与增损拟议之分，不难窥见王充思想继承古代优良传统的脉络，以及他在思想史上总结的历史意义。

其次，王充对汉代各派思想，同样有许多合理的批判。茲摘要论述于下： 一、汉代的儒家，在王充看来，不但是低级迷信思想的代表者，而且是

既不知古亦不知今的愚昧无知的代表者，甚至对于自己所专业的“五经”也解说失实，谬误百出。谢短篇对于“陆沉”“盲瞽”的儒生，一口气提出了十四个历史问题，三十个经学问题，六个法律问题，皆不能解答；因而对于儒生的“守信师法，不颇博览”的门户观念，即对于中世纪知识基尔特制度的桎梏性，发出了反抗。比较可以令王充稍存敬意的汉代儒家，只有刘子政父子，扬雄桓谭等少数经古文学家。至于董冲舒一辈人物，一则说“公羊高、榖梁寘、胡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按汉书儒林列传： “胡母生治公羊春秋，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再则说“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皆见案书篇)他的批评的言辞虽委婉，而义则严苛。

二、对于当时流行的道教，王充指为“好道学仙之人”，季少君之类， “方术之学”，“此虚言也”。对于黄帝老子的种种神话，以及所谓“真人食气”，“食气者寿而不死”的长生迷信，尽情攻击。(道虚篇)王充一面宗“黄老主义”，一面又拒绝关于黄老的迷信，这正是王充无神论思想的特点。在这里，王充所批判的，不应为农民战争的宗教旗帜，而应为秦皇汉武以来的帝王长生的妄想；这又是他的“异端”的战斗本质。

三、与反迷信基本思想相平行，王充批判了当时整个的荒唐思想界。此点，除前述种种而外，再举数例如下：(一)讳西益宅；(二)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三)讳妇人乳子；(四)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上合称世俗“四大讳”， 见四讳篇。)(五)起土兴工避日月有所食(◻时篇)；(六)葬避九空地陷，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偶)；(七)祭祀之历亦有吉凶；(八)子日沐，令人爱之， 卯日沐，令人白头；(九)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制则有幅；(十)起宅盖屋必择比；(十一)学书讳丙日(讥日篇)；(十二)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难岁篇)；(十三)信祸祟，起功、移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择吉日， 避岁月(辨祟篇)。对于此等世俗禁忌，王充均有批判；其中有一部分思想， 到了唐代，曾为吕才所继承，所发展。

最后，在王充思想的学派性及其对各家批判的问题上，我们以为，可从将王充与司马谈迁父子的“异端”思想作一比较。兹为简明起见特列表对照如下：

司马谈迁父子 王充

武帝罢黜百家，从儒家的经今文学为“正宗”。

光武宣布图谶于天下，定谶纬化的儒学为“正宗”。

闻春秋于董仲舒而不与同归。 学儒学于班彪而不师其说。

论学术则祟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自居于任侠传统，与豪家对立。

迁贯经传，旁搜史子。 好博览通众流百家之说。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善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

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息， 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

通论六家要旨，辨其短长。 论衡古今诸家学说，判其

是非。

史记一百三十篇，凡前后 论衡八十五篇，凡前后三

二十余年始成。 十余年始成。

迁志难为俗人言。 疾俗情，志俗人之寡恩。

迁遇腐刑之咎。 数仕不偶，而徒著书自纪。

总之，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是代表着农民以及微贱阶级的要求，因而他在阶级立场上树起了反抗皇权和豪权的斗争旗帜；他的思想的理论根源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而他在观点上一系列地展开了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理论斗争；他的学派性是承借了古代以及汉代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传统，因而他的理论体系就比前人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