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代政权的矛盾与儒法的辩难

盐铁论所述的“文学曰”部分，凡古之云云，大都是儒林的空想，凡今之云云，大都针对国家财产所有制的结果(不是性质)，反映出一部分身分性地主阶级的不满。因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造成另一部分大豪富的政治特权以及因此享有的经挤特权，不但没有真正消灭豪强，反而是打吉一类豪强地主， 制造另一类豪强地主。儒林“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杂论)，其阶级愤懑情绪是露骨的。他们指出“今杀人者生，剽攻窃盗者富”(周秦)，“其位弥高而罪弥重，禄滋厚而罪滋多”(褒贤)，“为利者满朝市，列田畜者弥郡国，横暴掣顿，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救匮)， “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躍，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垂青绳，擐银龟，擅杀生之柄，专万民之命”(除狭)，从这些话看来， 一切问题都归结在财产关系。

按贤良文学来自乡村，如丞相史指出他们“穷巷多曲辩，而寡见者难喻。⋯⋯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希望他们在京师久居，渐识世事，明白政策之所以然(国病)，而和缓阶级的内讧，以期他们不“坚任古术，而非今之理”，但他们则终以“殊途”立异，仍“辩讼愕愕然，无赤赐之辞，而见鄙倍之色”。从这一点来看，文学所批评的话， 是以受扛击的豪门地主阶级的意识而与寄生于皇权势力的富豪的思想相诘难，更明白地说，这是封建政权的矛盾反映于酷吏与儒林的对立。

以下我们考察文学与大夫诘难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国有财产的问题。贤良文学对于国有财产的政策的责难，是根据儒林的道德观点而出发的，特别采用董仲舒对策的思想(论菑篇引江都相董生之言)而出发的。他们和酷吏的权利思想相反，开宗明义即说：

“窃闻治人之道，坊淫侠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 毋示以利。⋯⋯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 成贪鄙之化。”(本议)

他们也反对官家的与民争利的所谓“万物并收”的平准政策，以为那些财政政策并没有帮助国有财富的积累，而是便利了富商与官吏，例如：

“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排困市井，坊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本议)

“县宫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躍，腾躍则商贾牟利自市，牢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本议)

大夫主张平举的最大理由，除供给边费以外，是为了通有无；文学则以为这样的通货不是为了通有无，而是为了皇族的享乐，所谓内兴功业：

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焉之功，鼲鼦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 一揖而中万锺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 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力耕)

凡封建享乐都是不生产性的糜滥消费，蠹触再生产，文学曰： “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

珍恠，鑽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纲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卭筰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 旷日费功，无益于用。”(通有)

“若则饰宫室，增台榭，梓匠斫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 下成山林，则村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 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技尽巧， 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厨橘柏，忠无狭廬糟糠也。”(通有)

大夫以为“内兴功业”；正是“功巨者用大”所必要的设施，不能省事节用。文学则反对功业所依托的“公田”：

“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三辅迫近于山河。⋯⋯假税殊名，其实一也。”(园池)

文学数责“功积于无用，财尽于不急”之滥费，几为各篇通义，名之曰“聚不足”，他们指出了一堆武帝的糜费结果，例如：今富者井干增粱，雕文槛修，琧忧壁饰；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輧；今富者缛绣罗纨：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玉锺；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今富者绣茵翟柔，蒲子露林：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今富者(棺木)绣墙题凑；今富者(嫁娶)皮衣朱貉，繁露环珮；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妻妾)； 今猛兽奇虫不可以耕耘，而令当耕耘者养育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大马衣文绣，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兽食肉：今县官多畜奴婢，私作产业，⋯⋯百姓或无斗筲之储，宫奴累百金，黎民■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遨游也：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货佐，贫者筑道旁，小者亡逃，大者藏匿(此寓武帝，非指秦皇)：以至于今世俗宽于行而求于鬼， 怠于礼而笃于祭，嫚亲而贵势，至妄而信，日听驰言而幸得，出实物而享虚福。因此，贤良文学对于武帝以来汉廷苛削的结果，得出以下的论断：

“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财用之蠹也，衣服靡丽， 布帛之蠹也，狗马食人之食，五谷之蠹也，口腹纵态，鱼肉之蠹也， 用费不节，府库之蠹也，漏积不禁，田野之蠹也，丧祭无度，伤生之蠹也。坠成变故伤功，工商上通伤农，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散不足)

第二，关于随着国家财产所有和豪族财产占有的矛盾而产生的阶级关系。贤良文学对于官吏与富商的相通，对于官吏法外的渔利，造成社会危机之结果，更有露骨的责难。他们把计臣与酷吏并举，例如：

“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隐。泾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偃孔仅建盐铁册(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抗弊而从法， 故■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以属文决理‘贵’， 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题’。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刺复)

从这话里可以看出，打击了一部分“贵显”的地主阶极，又因此造成了另一种身分的阶级，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是被文学们所反对的。按当权的大

夫和乡野的文学好像在原则上有相似的主张，即中央集权的统一政策。但他们之间的主张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大夫们的统一主张是建筑在土地和共他财富的国有，其政策的打击对象实为郡国诸侯和豪强地主旧时所享有的财富权力。例如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而笼一盐铁，即是“统一则民不二”的方策。又曰：“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吴王， 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早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 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矣。”(禁耕)又曰：“今意总一盐佚，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绝并兼之路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复古)又曰：“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萝，宋之钜野，齐之孟诸， 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 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斡，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 恩足以邮下，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队于家。⋯⋯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萝孟诸也，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敦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刺权)

文学在形式的原则上虽不反对享制主义的统一，但他们主张有本以“统” 之，礼义以“一”之，即从思想上从事于专制的统一，而反对从国家财产的所有上统一，如说：“古老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自食禄之君子连于义而竟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错币)。他们更主张节欲式的俭约， 如说：“禁溢利，节漏费，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是以生无乏盗， 死无转尸也”(通有)。他们的财富观点是从自然经济的“利土自惜”和小生产性的“分土耕田”或“均贫而寡富”出发的，并根据这样的有利豪族地主兼并的观点，反对敛器国有的政策。他们以为，“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别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而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 以自相接而莫相利”(禁耕)。他们虽然同意于大夫所谓之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但注重救伪以质，坊失以礼，而反对只识小利而忘大志，以利相趋使。他们说，强暴兼并而不能统一，归结于土地财产的皇权独占，所谓“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反其道而行之，“均贫而寡富，⋯⋯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土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趋时，不在岁司羽鸠也”(通有)。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文学贤良乃以小生产性的“散不足”的地主阶级的意识，而与“利在势居”或“聚不足”的皇权集中的意识，相为诘难。这是一面。另一面在文学批判大夫的政治主张时， 有许多合于历史的现实，值得我们注意。

他们认为“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的财富集中，其原因是财富成了权贵的附丽：

“古老事业不二，利禄不兼，然后诸业不相远，而贫富不相 悬也。⋯⋯因权势以求利者，人不可胜数也。食湖池，管山海， 刍尧荛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子贡以布衣致之， 而孔子非

之，况以势位求之者乎？”(贫富) 藉权势或势位，枉道而假财，其结果是权家富而百姓滋伪。

“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苓意所禁微，而奢僭之道 著。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攘 公法，申私利，跨山泽， 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监也；执国家之柄 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 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 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 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渊钓鱼，放犬走兔， 隆豺鼎力，蹋鞠门鸡，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歈作于 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紵，子孙速车列骑，田蚡出入，毕戈捷健。”(刺权) 大夫以为国家垄断天下监钱诸，可以排除豪富大贾，买官赎罪，可以损有余补不足，而文学曰：

“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盆富，贫者盆贫矣；严法任刑欲 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轻重)

由富而贵，和由贵而富，是息息相通的。故因势致富，利在权家，而因财獵势，复权在富家。文学以为这就是大乱的原因。例如：

“今吏道壅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躍， 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擅杀生之柄，专万民 之命。弱者犹使羊将狼也，其乱必矣，强者则是予狂夫利剑也，必妄杀生矣。是以往者郡国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锯颈 杀不辜而不能止， 执耦纪非其道，盖傅乱愈甚！”(除狭) 大夫所谓的“受命专制，宰割千里”的国家权力，其结果乃是“一官之伤千里”，而“有富贵， 由蹠蹻之养也”。因此，“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这经济外法纪外的暴夺，正由于“大夫君以心计册国用，言利末之事析秋毫”，有以助成之。封建中央专制主义的政策依据于权力滥用，上下形成了一套贪污机体， 不仅是大官贵族而已。故文学说：

“繇使相遣，官庭摄造，小计权吏，行施乞贷，长吏侵渔。上府下求之县，县求之乡，乡安取之哉？⋯⋯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 (疾食)

封建社会是经常的在动员状态之下，一切人力物力的收夺都超出了经济的报偿法则。像在汉朝文景之世，由于相对的休养生息，还不至于使危机暴露，还可以因循节约，到了武帝，“内兴功业，外事四夷”，动员是无止境的，暴夺是可怕的，文学说：

“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繇役远而外内烦也。⋯⋯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痛积于骨髓。”(繇役)

“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赋常取给贱民，田家又被其劳， 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未通)

“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 城邑不能止，然后遗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当此时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东豪杰颇有异心(按指天汉二年农民起义)。”(西域)

贤良文学们反对土地和重要财富的国家所有制，因而暴露出统而一之不使有二心的国有政策，不过是封建的巧夺与暴征，取与于经济报偿之外，赏罚于法纪绳墨之外，以致不但没有消灭豪族，反而使财富集中于另一部分贵族，糜澄腐蚀，其结果产生汉代第一次的农民起义。

文学们所主张的“散不足”和所反对的“聚不足”，好像有均贫富的思想，而实质上所谓“均贫而寡富”的小所有制正是豪族地主阶级兼并的温床。这种论点完全是为了反对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理由的“人君统而守之” 的财产政策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