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太学生与郡国学生的“浮华”“交会”

在上节,我们指出罨寺群这一最高统治者的御用势力,是在顺帝阳嘉四年才由“诏许中官养子袭爵”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政治 上世袭的合法地位的。我们又指出阉寺群,是在桓帝永焘二年,才由“初听中常侍行三年之丧” 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札俗上的尊祟仪式的。要知世袭制度,是强宗豪族之所以确立的政治上的保证;礼俗上的三年丧服制,是强宗豪族之所以被法定的社会地位的标识。因此,阉寺群虽然是作为皇族地主的御用势力,但它的地位却相当于当时的强宗豪族。他们从士君子不齿的污辱地位,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忽然上挤于诗礼世家之列,在他们本身自是绝大的升迁,而在豪族门阀的诗礼世家一面看起来,却是“朝衣朝冠,坐于涂炭”,高贵的世家圈子里,忽然闯进混小子来了,未免是清高的玷辱。因此,豪族地主阶级的官僚群,从身份性的观点,群起攻击,而且也连带地痛击乳母的封爵。早在阳嘉二年,李固在对策中就说:

“今封阿母恩赏太过,常侍近臣,威权太重。⋯⋯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纳方直,令在左右⋯⋯阿保(引者按此指乳母宋娥) 有大功,勤劳之恩,可赐从货贿,传之子孙;列土分爵,实非天意。汉兴以来,贤君相继,岂无保乳之养,非不宠贵之,然上畏天威, 俯察经典,不可,故不封也。⋯⋯仅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限防,⋯⋯政教一坏,贤智驰骛,不能复还。”(后汉纪卷十八)

这虽说的是偏指乳母,然而用意却在宦官。李固以大臣之子(父为故司徒李郃),被举敦朴,代表着豪族地主阶级的官僚群的利益而说话是很明显的。他抬出天意,经典,祖宗等尊严的牌子,来证明这种封爵是不应该的,是败坏政教的。顺帝看了诸人的对策,以李固为第一,史称“诸常侍悉叩头谢罪, 朝廷肃然”。同一年,李固又以内竖乱政,奏纪于梁商(时梁商以后父辅政), 说:“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决,宫省之内,容有阴谋。”是年八月,洛阳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李固曰:“阴类专恣,将有分坼之象。”都是对宦官的攻击。

顺帝建康元年(一四四年),九月,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对策说: “臣伏见孝顺皇帝(时顺帝于八月崩,冲帝即位——引者按)初

勤王事,纲纪四方一天下欣然,几以获治。自后中常侍小黄门凡数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马。竞思作变,导上以非。因缘嬖幸,受赂卖爵,分贼解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吏,交私其门, 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 从乱如归。至令风败俗坏,招灾致寇。今宜庭问百僚,常侍以下, 尤无状者,及便绌遣,与众共之。披扫其党,荡涤其贿,以答天诫。大雅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此之谓也。”(后汉纪卷十九)

桓帝初立(一四六年),太后临朝,梁冀辅政,大将军掾朱穆奏记于冀, 欲言宦官,恐泄漏,附以密记:

“今年夏,月运房星,明年又有小厄,当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天咎。”

穆为侍御史时,自从冀故吏,数奏记谏说:“今宦官俱用,螽水为害。”

元寿元年(一五五年),宗室太学生刘陶上疏:“当今忠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在于讒口,擅阎乐以咸阳,授赵高以车府”,因此他主张引用朱穆李膺夹辅王室。

这些,都是攻讦宦官的,而最激烈者,是白马令李云。李云在桓帝延嘉二年(一五九年)梁冀被诛,宦官单超等五人封侯,专擅朝改之时,露布上书, 副在三府。他引纬书的教义,说:

“故大将军梁冀难特权日久,今得诛之,犹召家臣而杀也。而猥封谋臣(按指单超等)万户,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不事?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日进,财货公行, 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谛乎?”(后汉纪卷二十一)

但李云因此获罪下狱,五官掾杜众上书愿与同日死,大鸿臚陈蕃上疏救云,均无效。结果云众死狱中,蕃免官归田里。

上面所引的所谓“权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所谓“政教一坏”, 所谓“风败俗坏”,所谓“官位错乱”,所谓“帝欲不谛”,都是着眼在宗教和礼制的神圣性上讲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所规定的宗教和礼教的神圣性, 所谓“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身份,不容随便变动与于犯。因此,宦官群在整个的汉制度上当然是一种纲目的添补,白虎观奏议上是没有此等人的地位的。在诗礼世家的豪族地主看来,这都是不可原谅的和不容存在的凟冒, 不能不运用宗教理论把这群人物打下去。

诗礼世家的人物,面对着这一种飞扬跋扈的御用势力(所谓宦官),愤怒憎厌之余,自然容易厭怀起往昔的耆旧来。后汉纪卷二十一,载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年)十一月,“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从劝风俗。⋯⋯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这种耆旧传的著作,后来广泛流行,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有如下几种:汝南先贤传, 先贤行状,海内先贤传,楚国先贤传,汉南纪,襄阳记,冀州记,丹阳纪, 兖州纪,凉州记,东阳记,高士传,名士传,江表传,英雄记,逸士传。其他如家传,别传,家谱,也兴盛起来。于追怀之外,不胜其当前的怅惜,心情是非常黯淡的。

反对这一宦官群的御用势力的,既为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则儒学,关陇(李云所谓西北列将),当很自然的与之取同一态度。特别是作为官僚的后备军的太学生,所表现的愤激恼恶,最为强烈,这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考自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年),至延熹二年(一六二年),这十年间,太学生曾三次上书:第一次上书讼朱穆;第二吹上书议铸大钱;第三次上书讼皇甫规。除第二次外,其余两次,都是针对宦官的。第三次讼皇甫规,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指阙讼冤,规模是很不小的。其所以有这样的规模,是因为豪族地主阶级的潜在势力非常强大。

太学生对宦官的斗争,指阙上书以外,尤在平日的交游与活动,这就是所谓“浮华”“交会”。关于这,我们有详细研究的必要。

范书儒林列传序里,叙述汉末太学生数量的发达,写道: “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一四六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从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

风盖衰矣。”

这三万余的太学生,都是从天下各处来到京师的,所以称为“太学游士”, “京师游士”,或称为“游学”。三万余生,数量不算少了,然而数量尤其众多的,是郡国学以及私人精舍中的学生。汉代郡国有学,屡见载籍,生徒之众,自不必说。而各地经师,私人讲学,注籍的学生,常有数百数千以至万人之众的。在儒林列传中便有不少例证:

  1. 刘昆字桓公,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

  2. 任安宇定祖,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3)张兴宇君上,习粱丘易,以教授,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

人。

  1. 欧阳歙宇王思,教授数百人。以臧罪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髠剔者。

  2. 曹曾字伯山,门徒三千人。

  3. 牟长字君高,自为博士,及在河南,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

  4. 宋登字叔阳,教授数千人。

  5. 杨伦字仲理,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9)包咸字子良,立精舍讲授。

  1. 魏应字君伯。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 著录数千人。

  2. 伏恭字叔齐,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12)杜抚字叔和,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

  1. 杨仁字文义,静居教授,拜什邡会,劝课掾吏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

  2. 董钧字文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

  3. 丁恭字子然,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

  4. 周泽字穉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

  5. 甄宇字长文,教授常数百人。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 讲授常数百人。

  6. 楼望宇次子,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19)程曾字秀升,受业长安,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

常居门下。

(20)颖容字叔陵,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此外,不在儒林传,而教授门徒的,例子还很多:

  1. 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盗掠其衣资,后悔,乃就精应求见,皆叩头谢罪。(后汉书卷八十三本传)

  2. 刘淑字仲承,学明五经,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

  3. 檀敷字文,立精舍讲授,远方至者尝数百人。(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

  4. 郭泰字林宗,党事起,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后汉书卷九十八本传)

  5. 夏恭字敬公,习皆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后汉书卷一百十文苑列传)

  6. 刘茂字子卫,习署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一百十一独行列传)

  7. 索卢放字君阳,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同上)

    (8)李充字大逊,立猜舍讲授。(同上)

  1. 廖扶字文起,习督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一百十二方术列传)

  2. 班英字季齐,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同上)

  3. 唐檀字子产,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同上)

  4. 公沙穆字文乂,习韩诗公羊春秋,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同上)

  5. 董扶字茂安,少游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同上) 从这里,可以窥见私人教授的盛况。其中有的居官讲授,如伏恭杨仁,而大多数是隐居教授。这居官教授与隐居教授两类人物,便是郑玄所谓“在位通人,处逸大儒”(语见郑玄传戒子书)。隐居教授的经师们,自立精舍,或称精庐,以便招致远方来学之士。读书的人,便不远千里,负笈寻师。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裴注引原别传, 写原千里寻师的情形,颇为精详具体,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

“(原)欲远游学,指安丘孙崧。崧辞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 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文疆识,鉤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原曰:‘⋯⋯ 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人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人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崧辞谢焉。⋯⋯原旧能饮酒, 自行之后,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 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庐子干。”

这种千里寻师,负笈单步的苦学情形非常普通。他们离乡别井,远行千里,苦志求学,累年不归。在老师门下,有的经好多年还见不到老师的面, 如郑玄之于马融,便是这样。或偶婴疾病,赍志而殁,临终,只得拜托同学好友,送丧归家,如陈平子之于范式,便是这样。后汉书儒林列传论里,对这些情形有个总括的说明,颇为扼要: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战,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 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论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可见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 树朋私里”。如果没有豪族地主作为背景,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盛况。

在太学中,在私人精舍中,学生对师长要恭敬尽礼,对经师的家法,尤其要篇守勿莲。所谓“享相传租,莫或讹杂”。在师长殁后,门徒常自动的制三年的丧服。在远道的学生,常从千里外来赴,也有从千里外送师丧归家的。荀淑殁后,李膺自表师丧。独行列传载:“陈国强季礼远赴师丧,遇寒

水车毁,顿滞道路。”又载:“封(戴封)指太学,师鄮合东海申君。申君卒, 送丧到东海。”这种师弟间的关系,颇为密切。但如学术门径不同,家法互异,相攻讦起来,却也毫不留情。儒林列传载:“张玄,⋯⋯少习颜氏春秋, 兼通数家法。⋯⋯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 则家法一杂,诸生就要上书告他,连博士也做不牢了。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 与经学家法的篇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一直沿袭到后来的书院制。封建制的党争常是拿这种学派招牌作为号召的。但这种所谓笃守家法的风气,汉末自马融以后,学术界好像不再畦町分别,相反的, 却着重所谓抉破藩篱的通儒了。例如荀淑(范书卷九十二本传)韩融(卷九十二韩韶传)都是不为章句,而博学辩理。后汉纪卷二十五,也说韩融博学不为章句,又说申屠蟠学无常师,博览无不通。这种形式上抉破藩篱的现象,并不是知识基尔特的解体,而是因为在宦官群势力新起之后,豪族地主所培植的儒学官僚群的系统,为了对付主要敌人不能不采取较扩大的形式。

东汉的名公钜卿,宿儒大豪,如有丧事,赴葬者常集数千人,多至数万人。他们远远地从四方来会,郑重其事地一定要来的。其间门生故吏,吊其先师,吊其旧主;同僚同学,则吊其故友,吊其相知。或有偶加期许,或曾加辟召,也便认为终生知己,千里来赴。陈寔之卒,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从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範先生。楼望之卒,门生会葬者数千人。黄琼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者六七千人。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载,郭泰之卒, 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但据章怀注引谢承书,则说有万数来会。谢承书更说,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 鱼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盖有万数来赴。这种大规模的赴葬,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特别在汉末为然,上举陈寔,黄琼,郭泰,都是汉末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在经济上没有附徒万千的依附农民作为豪族地主的物质基础,那就也不会在社会势力上有门生故吏万千的阀阅形式。汉代“以阀阅为选”的举士制度正是魏晋九品中正的先行制度。

聚集着数百数千以至数万人的精舍与太学里,学生们展开了炽烈的交游活动。本来年青的学生们,在官僚的预备阶段,想冲破基尔特的严密限制, 马上与名公钜卿们交接是很困难的。范书卷一百十文苑列传赵壹传,载赵壹的结交,是典型的故事:

“(壹)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 因举声哭。门下皆惊,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 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而壹(按亦为上计吏之一)独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

陟遂与言,谈至熏夕,极欢而去。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夫想望其风采,⋯⋯州郡争致礼命。”

未曾有名,日谒不遇,一经题拂,士夫想望,这一幅图画,写尽了中古社交场的壁虽森严。据交苑列传,赵壹年青时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

解摈。又同卷刘梁传,载粱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人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其心。惜其文不存。又著辩同和之论,主张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同卷侯瑾传,瑾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又以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莫知于世,而作应宾难以自寄。卷七十三朱穆传,载穆常感时浇薄,慕尚敦篇,乃作崇厚论。又因与刘伯宗交,伯宗先恭后倨,乃作绝交论及诗,与伯宗绝交。后蔡昌以为穆贞而孤, 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由此可见因交游问题的严重,遂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而成为议论的中心。然而在太学中、郡国学中、私人精舍中,学生们的自由交游,已经形成党同伐异的清流,特别在学生数量发达了之后,为了支援外戚以及官僚的抗宦官行动,交游活动更有政治实际的需要了。蔡邕的正交论, 一开头便说,“君子以朋友讲习,而正人无有淫朋。”结论说,“仲尼之正教,汎爱众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文,择其正而黜其邪。如其不获己而矫时,则将从夫‘孤’也。”所谓“以朋友讲习”, 所谓“交游以方,会友以文”,指的当是太学及精舍中的一般交游活动。一方面,“以朋友讲习”,加强了自己的阵线;一方面,以“正人无有淫朋”, 来相攻击,分清了敌我的壁垒。汉末学生们的交游倾向便是这样的。

这样的交游活动,是与汉代传统士风不相同的。传统士风是在皇帝亲临裁决同异之下而埋头章句,今却结交而择正黜邪,明明分出邪与正的两个壁垒,有所择而且有所黜,由交游而发展到政治的斗争了。所以儒林列传说: “章句惭衰,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浮华是为皇帝所不欢喜的,范书文苑列传载苑炎诗:“绛灌临宰衡,谓谊祟浮华。”西汉时,雒阳少年贾谊上书文帝,一年内不次迁升至大中大夫,终被老辈的绛(周勃)灌(灌婴)所不喜,斥为浮华,而且远贬长沙。这要算是浮华的最早的出处,而它一开始便与“年少”“上书”分不开。范书卷一百孔融传载,曹操与孔融书: “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 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馀矣。”这书是曹操吓唬孔融的,意思是说,你别瞧不起我,我有足够的力量来打倒你们这些浮华交会之徒。又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说:“廙尝与曹伟书曰,魏讽不修德行,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魏讽后来也是伏诛的。前书以“浮华”与“交会”并举, 后书以“华而不实”与“鸠合”并举,可见“浮华”与“交会”是一件事的两面,为绝对皇权所深恶的。而浮华交会之所以兴起,正证明豪族地主力量的强大而皇族最高地主权力的削弱。

所谓“浮华”与“交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引一个例证: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仇览,又名仇香)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霓曰:‘⋯⋯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蓝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齐刺就房谒之,邀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后汉书卷一百六仇香传)

从这一件事,可注意的有五点:第一,京师的太学,是英雄四集,名士

交结之地。第二,太学生曳长裾、飞名誉,是从结交中得来的。第三,游谈之士,不务经学,虽有务者,亦守之不固。故经争与游淡,某风尚并不相同。第四,游谈成风,非天子修设太学之本意。第五,太学生之有高名者,常常宾客盈室。

考当时太学生中的领袖,是郭泰贾彪符融等,观上举仇览传可知。郭泰符融,又与田盛许劭俱以“品鉴人伦”有名。郭泰之被李膺所识扰,盖出符融的介绍。范书卷九十八符融传记此事说:“郭林宗始入京师,时入莫识, 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谢承书说,“融见林宗,便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皇,羽仪未翔。膺与林宗相见,待从师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载: “(泰)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从圣者眼中望出来的却是“神仙”,而非圣者同俦,这实为思想史的一大变化。

符融不但积极地识拔了郭泰仇览,还消极地指斥冒滥虚名的人。同传载: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 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 ‘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 空誊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惭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 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融益以知名。”

“融同郡田盛,字仲乡,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入,优游不仕。” (符融传)

许劭与其从兄靖,亦“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章怀注,命品藻为题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 ‘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卷九十八许劭传)。

南阳何顒名知人,见(荀)或而异之,曰:“王佐才也。”(卷一百荀或传) 这些都是有名的“品鉴人伦”的人物,可是负“品鉴人伦”之盛名的,

还得淮郭泰。谢承害谓:“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融),游太学则师仇季智(览),之陈国则亲魏德公(昭), 入汝南则交黄叔度。初,秦始至南州,过袁奉高(闳),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 汪汪若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蜀,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闻天下。”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谓泰“奘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强,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则泰之品鉴,当时曾流为士林佳话,而为好事者所附益增张,至如卜相之书。可见当时人对郭泰的“品鉴人伦”,倾心信服的一斑。郭泰传记泰:“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粱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章怀注引泰别传说:“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褒衣博带,周游郡国,载刺盈车,活画出这一位在野的名士是非常了不起的。

郭泰这一流人物,除了善于风鉴交结,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善谈论。那便是所谓“游谈”吧。郭泰传说,泰“善谈论,美音制”。符融传说,融“师

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 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泰传又载:“汝南谢甄,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

京师的太学生,与郡国学生间,当时也有了联系的。郭泰周游郡国,到处将拔士类,如上文所引谢承书所说的,在事实上是做了不少联系工作的。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郭泰谓宋仲曰:昔之君子,会友辅仁。夫周而不比, 群而不党,皆始于将顺,终于匡救,济俗变教,隆化之道也。于是仰慕仲尼, 俯则孟轲,周流华夏,采诸幽滞。”足以证明这点。在党锢列传中,叙牢脩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里虽说是“诬告”,但“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 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而和皇权对立,应该是事实。

所谓“浮华”与“交会”,便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同时应该指出,浮华与交会,不仅限于太学生,郡国学生与私人精舍的生徒,也都是如此的。

牢脩上书中提到的李膺,是党锢中在官僚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他跟太学生们联结得最密切。在上面,我们已经知道郭泰是太学中的领袖,而郭泰是李膺所奖拔的。李膺不但奖拔了郭泰,而且被人比做天下的人都想望而攀登的“龙门”,成为天下的宗师。范书李膺传载:

“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士被李膺所容接,便算是登龙门,做了一次李膺的马夫,荀爽便得意洋洋,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李膺是一个比郭秦更为尊崇的偶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膺曾是一个贵公子,而后来又是一个大官僚,在官僚的后备军年轻的太学生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应该是这样。

考李膺祖父脩,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所以他是一位贵公子。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复征,再迁渔阳太守, 转蜀郡太守。转护乌桓校尉。公事免官,复征为度辽将军。延熹二年,征, 再迁河南尹,复拜司隶校尉。灵帝初年,为长乐少府。其官历如是,可见他是当时的一位资兼文武的大官僚。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实为师友。在做护乌桓校尉时,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党祸初起, 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秽朝廷。其交游如是, 可见他为士流所宗仰。他是贵族公子,是大官僚,又是为士流所宗仰的大宗师,因而当时被目为“八俊”之一,而且为“八俊”的首领。范书范滂传论里讲到李膺,说是:

“李膺振拔汗险之中,蕴义生风,从鼓动流俗。激素行从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上,奋迅感◻,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这评断指出了李膺在反宦官的官僚群中的地位与作用。

然而在官僚群中,地位更高的,还推陈蕃与刘淑。陈蕃曾登三公的首席太尉,后又为太传,刘淑是“宗室之贤”,为尚书,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 都是大官僚。党锢列传引太学中语:

“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

李元札为“八俊”的首领,已见前述,陈蕃与刘淑,则为“三君”之二, 而陈蕃尤其重要。他对宦官的搏击,最不客气。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论李膺

陈藩高下的一段: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说:“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肚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也。” 这里陈蕃地位比李膺更高。不畏强御,与强于犯上,意义相似,天下模楷与严于摄下,却不相似。照我们的判断,似乎学中的意见是天下模楷比不畏强御,在道德上的比重,是更有分量一点的。

陈蕃以立窦后的关系,与外戚窦武密切联结在一起。范书卷九十六本传: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

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及后临朝,故委用于蕃。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协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

外戚窦武,据范书卷九十九本传,是这样的出身: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父奉,定

襄太守。武少以经行著称,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 关于以女儿之故而更其贵显起来的经过,后汉书里写道:

“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武郎中。其冬, 贵人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门校尉。⋯⋯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简刘倏,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攸称解渎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拜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

窦武荣显的路是东汉后期一切外戚所照例经由的路,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在当时却有势力强大的宦官存在,于是他不得不与宦官群结着强固的联合。本传载他“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 匄施贫民”。借此因缘,他得太学生的拥护,遂成为“三君”的首领。

我们综合看一看反宦官的豪族官僚集团的共为部党或宗党的阵容吧(据范书党锢列传。后汉纪与此略异,说见后):

  1. 三君——窦武、刘淑、陈蕃,窦武为首,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2. 八俊——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李膺为首,俊者,言人之英也。

  3. 八顾——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郭泰为首,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4. 八及——张伦、岑■、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张伦为首,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

  5. 八厨——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蕃乡、王章,度尚为首,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范书又举张伦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亦有八俊八顾八及之号。显然只是地方性的,此故略。)

这里,可以看出称号的次第来。三君大致是指三公以上的大官,八俊大致是指交一等的卿尹,八顾大致是指高名的游士们,以上都是在京师里的; 八及大致是郡国的名流。同时,这次第也大致依据名行德操的高下而排列的。

唯八厨以财见称,虽附于末,而实不与于排列的次序,是很显然的。依上引世说品藻篇所谓“共论其功德,蔡伯喈评之,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所谓“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 疑论乃定”,以及党锢列传所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可知这种称号与次第,是当时反宦官集团中公论的结果,而且这种称号,也是当时反宦官集团中斗争方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