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班固的庸俗思想及其人文思想

在理解班固的思想之前，我们先理解一下班氏的家世。兹据汉书(卷一○

• )叙传及后汉书(卷七○)班彪传所载，分述如下：

一、按班氏得姓，始于秦之灭楚。班固的七世祖班壹及六世祖班孺，当秦末汉初之陈，均为著名的边地豪强：“始皇之末班壹避坠(地)于楼烦，至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戈猎， 旌旗鼓吹。⋯⋯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壹生孺，孺为任侠，州郡歌之。”

二、从五世祖班长起，班氏即由富而贵，从豪强变成了官吏：“孺生长， 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茂材为是子令。

三、从曾祖班况起，班氏大富大贵，以农村的豪强进入了庙堂。“回生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 女为倢伃，致仕就第，赀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

四、从祖父班稚起，班氏一门，才人辈出，对正宗思想的生产上及对农民战争的镇压上，均有大功：“况生三子：伯、斿、穉”，“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稚”，“建始河平之陈，许班之贵，倾动前朝， 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尚矣。”更分别言之：

大伯祖班伯，少受诗于师丹，成帝召见于晏昵殿，班伯“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诏受尚书论语于郑宽中张禹，“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河平中，“定襄大姓石季郡辈，报怨杀追捕吏，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拜伯为定襄太守”。“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迎延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孙礼。” “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酒，共谏伯宜颇攝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 “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吏，分部收捕，及它隐伏，旬日尽得。郡中震栗， 咸称神明。”及“许商师丹为光禄大夫，伯迁水衡都尉，与雨师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

二伯祖班斿“博学有俊材”，“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 赐以秘书之副”。

祖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哀帝即位，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大司空甄丰“劾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稚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

五、伯父班嗣，父班彪，俱以学显名当世：“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稚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 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其门。”然嗣与彪的思想属性，则大异其趣：

1，伯父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桓生(谭)欲借其书，嗣报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遲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絓圣人之罔，不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 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繫名声之勒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繫孿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耀？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

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嗣之行己持论如此。”

2. 父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此所谓“圣人之道”，可分雨点： 其一，在王莽失败，群雄逐鹿之际，从符瑞迷信的宿命论观点，力说刘氏正统不可动摇。他在王命论说：“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盖在高祖， 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徵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孕) 高祖而萝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是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压其气，吕后望雲而知所处； 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厭斯位， 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铁铖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 超然远覧，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覬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此种拥汉思想的神学性，初不亚于董仲舒。其二，在儒学正宗时代，据儒家观点攻击司马氏史学思想的异端性。其后传略论(见本传)说，“孝武之世， 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见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祟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经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仿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在这里，所谓“条例不经”，只指出了“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至于迁之进孔子而黜墨子，则不在此例；其为正宗观点，其正宗思想之“细意委曲”在乎拥汉，已昭然若揭。而此种史学，正是“班司同异”的核心。

据上可知：两汉的班氏，自始即赋有边疆豪强的传统及正宗的⋯⋯家学渊源。从班壹“以财雄边”，到班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及其定襄太守任中收捕盗贼的“杰作”，再到班超之西域冒险与劫杀，更到作为班固繫狱致死主因的“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都是七世祖传的豪强铁证。所谓“固不教学诸子”，则是旧日史家的误断。从班伯的晏昵殿儒教神父式的诵说有法，到班彪的疾恶隗嚣及王命论之作，再到班固白虎观集议的“实主其事”，即是正宗的家学承传，从班斿与刘向同校秘书，并“以选受诏，进读群书”，及承“赐以秘书之副”，到班彪“继采前史遗书，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及后传略论的对司马氏史学攻击，再到班固的“除蘭台令史”， “典校秘书”，与其断代史(汉书一百二十卷，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创著，以及班昭的续成工程，则是正宗史学的家傅。凡此等等，皆是雨汉儒学宗教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学者神父化演进程序上的产物。理解了这些情况，然后始可以理解班固的思想。据白虎通义看来，班固的思想乃是董仲舒神学体系的延长和扩大。关于这一点，另有专章详述，这里从略。不仅如此，班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也承袭了董仲舒及刘氏父子滥释灾异的附会之法。这在五行志里，有明白的证据；其荒唐违

谬之处，也经刘知几驳斥。例如：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而大蒐

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夫围郓。’案：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围郓，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载。夫以国家恒事而坐延灾眚，岁月既遥而方闻响(感)应， 斯嵦非乌有成说，叩寂为辞者哉？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史通卷一九五行错误篇)

“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退蜚于宋都， 龙交门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既而古今路阻，闻见壤隔， 至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之徒，始别搆异闻，辅申他说，以兹后学，陵彼先贤： 盖今谚所谓季与厥昆争知嫂讳者也。而班志尚舍长用短，损旧习新，苟出异同，自矜魁博，多见其无识者矣。此所谓不循经典自任胸怀也。”(同上)

“所定各目凡二十种，但其失既众，不可殚论。⋯⋯又案斯志之作也， 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亦有穿鑿成文，强生异义。如蜮之为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徵；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 叔服会葬，郕伯来奔，亢阳所以成妖；郑易许田，鲁谋莱国，食苗所以为祸。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知音君子，幸为详焉。”(同上)

倘由此推理，班固应有一套神学的学术思想史论，方见其上下一贯：然而，班固承袭了刘氏父子人文主义的传统。如众所周知，他的艺文志完全抄袭了刘氏的别录与七略，据姚振宗考释，班固对于别录与七略不过是将作为总最的“辑略”折入“六略”里面：其诸书，除出入省并，皆“六略”所有： 其注亦不出七略之外。总之，艺文志乃七略的节本，所谓“别录繁矣，七略从简；七略简矣，班氏裁为儒林列传，编为艺文志，则简而又简”。(师石山房业书七略佚文叙)

诚然，白虎通义是笔录，艺文志是抄袭；笔录或抄袭不能与刽著同视。然而，从其裁成取舍之际，未尝不可窥得班固思想的大体。事实如前所述， 白虎通义是神学的，艺文志是人文的，二者之间殊无必然性的内在联系，而思想属性上判然两撅的两种文献，皆假班固之手传于后世，其为折衷主义观点，似无可疑。而且此两大文献。所影响于后世学术思想者至深且钜，使我们不得不着重地提出。

班固的史学与司马迁异。例如他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姦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凡此所说，是班固史迁之所以异，也是班彪略论之笔直的学舌。班固依此清规，将陈胜从“世家”里拖出，将项羽从“本纪”里拖出，取“以类相从”之义，而退之于“列传”：并在论赞里抄入了贾谊过秦论。在游侠、货殖二傅的叙文里，复据“各有等差”的阶级观点， 对于司马迁的正义是非，颠之倒之。例如：将司马迁以郭解为“廉潔退让， 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换书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子诛矣”：将司马迁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换书为“四民不得杂处，欲寡而事节， 财足而不争，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 等等。这样，就完成了与史记严有区别的“是非不颇缪于圣人”的正宗史学。

但是，纵令如此，班固的史学思想与其天道观念，依然不能结合。例如

在陈胜项羽列傅论赞里，抄完贾谊以“仁义不施”为秦灭亡原因的论断以后， 接着又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怨王侯畔已，难矣；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这样承袭史记从人为得失方面寻找王朝兴亡的原因，而与五行志及白虎通义里的神学思想，显属两种，其为折衷主义更为明显。

如果将汉书的全部论赞及叙文，加以归类研究，则班固的是非评断，不但自论相连之处甚多，且其思想的支离贫乏而无创见，亦难以为讳。

在这里，我们要问：官学的正宗思想，到了两汉之际，为什么竟转入于折衷主义？为什么像班固这样典型的正宗人物，亦竟如此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从思想家的思维能力优劣来说明。其最大的原因为在于两汉之陈的社会危机。西汉自成帝以降，农民战争渐趋高潮，而以王莽时代为最高峰，到了东汉光武末年，方告一阶段。但中古的统治者，经此震撼，虽然“宣布图谶于天下”，愈加走上神学迷信一途，但董仲舒以来的一元神学系统之不足以解决问题，则渐唤起学人的注意。从这时，就产生了刘向歆父子及扬雄的二重真理观。尤其到了班固时代(公元一至九二年)，桓谭及王充的异端体系正在形成中，他们的怀疑和批判的光芒，更使正宗思想暗淡无光：因而连白虎观神学集议的主稿人(班因)也失去了对正宗的信心，变成了二重人格的折衷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