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司马迁所整齐的学术及其思想的人民性

司马迁“厥比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经传与百家之排列，没有如后儒那样看得先后不同，很平常地依据这些旧闻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罢了。

关于诸子的评述，他在史记里并没有完全依照其父的“六家要旨”，发挥道家高于诸子之说，由他列孔子于世家看来，他还是比较重儒，但他严格地把古代儒家和汉代儒林区别开来。我们先看他的百家提要：

关于孔子及其门弟子与孟荀：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

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

“孔子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祟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傅。”

“獵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 作孟子荀卿列传。”

关于道家、法家：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

非列传。”

其他如兵家有孙子吴起列传，纵横家有苏秦与张仪等列传，墨家名家与阴阳家则附属于他处论列。按情理讲，司马迁有谈的六家要旨为本，对于道、墨、名、阴阳萧家，应有详传，然今存史记李耳庄周虽有传，异常简略，甚至含糊其词，墨、名、阴阳三家则间或交代几句，其插叙之中也与文法不称， 必非原来草稿。太史公书问世之时，已有散落、删削、增补、错简，这已成为定论，尤其诸子列传，更由于触犯到当时的法度，更要遭不幸。试看他的自序提要，说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在列传里应有的文章甚多，而重要的文字仅此八学，即使故意简略，也可以由儒道互绌的话里，看出在法度的威炎之下，不敢申述。他说：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 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结论)”

关于墨子的“要旨”，司马谈歌的很详明，甚至说道家“采儒墨之善”， 迁也说孟荀二家“豈儒墨之遗文”。然而不但在史记中没有墨子传记，而且仅有二十六个字羼人孟荀列传之末尾，“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丝毫没有谈所谓“尊卑无别”的教义。这一疑案，只有从法度不许言墨来推想。由战国儒墨互绌，被汉初儒道互绌所代替，墨家在此时首先遭绌，事自显然。这也不完全是司马迁的隐约，他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时，更因时忌有删削的可能。汉书司马迁传说：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 遂宣布焉。”

成为一家之言的史记和官立五经的博士书不同。史记是当时的私家著述，宣布之后，先藏汉秘府(例如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 经过转折，始达民闻。因此，史记整齐的诸子百家学说，断章插话，不能完整。王国维说：

“汉时太史叙但掌天时星历，不掌纪载，故史公所撰书，仍私

史也。况成书之时又在官中书令以后，其为私家著述甚明，故此书在公生前，未必进御。”(太史公行年考)

现在我们再研究他的子学评远。

上面指出史记所述老子道德之意仅有撮要八个字。此外，他虽然赞老子深远，而所次旧闻，则把老子其人的身世，记得莫名其妙，伏下了后代的一笔老子疑案。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一段，还稍存有其父谈重视道家的寓意， 如：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 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 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老庄申韩列传)

但 上面的传说，还暗示着反对封建法度的寓意。所谓当时修明法度的俗人，正是“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的专制人物。史记还引述一段杂言， 并无评论，似拟老子与孔子的对话，来托为重言，申斥当时的博士，例如说：

“老子送之(指孔子)，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 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世家)

他说庄子著书，“以诋訾扎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并在论荀子时兼斥“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颇有抑意。因此，他说：

“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洮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老庄申韩列传)

“善属书离碎”，说明庄子是诡辩的能手；“指事类情”，说明庄子风自然类比人性；“洮洋自恣以适己”，说明庄子以主观唯心的理论来对人世游戏。这三句评语颇中肯。

关于儒家，首先要看史记中对孔子的评述。

汉初人所造的老子与晏婴论孔的故事，类似于儒者之托尧舜，藉以反对汉代的儒者。司马淡的“要旨”显然就是这样，史记评儒者的悖师，即出于所谓晏婴论孔的传说。孔子世家里也保存了司马谈的遗意，例如：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这是司马迁论儒学所谓“具见表里”之里，至于现实社会的儒者的“表” 呢？首先就有孔甲、叔孙通。

汉初叔孙通率鲁诸生制礼作乐以来，至武帝置五经博士，儒者独尊，这就是所谓“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他们争竟利禄，也就是所谓“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叔孙通的一套礼仪又是所谓“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儒林传是一篇儒学史，说明儒者之源流。从孔子论次诗书，修订礼乐并作春秋，七十子或做师傅卿相，或友教士大夫，经过战国孟荀显学，至秦六艺缺亡，以至秦汉之际的儒者。汉代就不是过去的儒者了，在史记的叙述里，成了一种礼拜仪式的宗教神父学派了，他说：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

为陈涉博士。⋯⋯然而搢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老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帝⋯⋯国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向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

“(孝文孝景)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及窦太后崩，⋯⋯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司马迁在上面一段朴实的记载之中，一再暗示儒学末流是为了具官待问，封侯拜相，他们伪托礼仪，取得太常博士等官。于是司马迁大叹天下学士儒者，靡然从风，从复古于搢绅先生的春秋形式为号召，以奔竞利禄之途为目的。

所以，我们认为晏婴论孔的传说，是一种托辞，藉以骂汉儒末流下贱到“滑稽而不可轨法”。儒林列传在此段文字下面，还详引博士弟子的制度， 说那些“仪奘端正”的“出入不悖”的斌斌少年，都有资格惭进而为官儿， 食几百几千禄石，因而儒林便成“乞贷人”了！史记礼书缺亡，恐怕也是因为讽刺过火吧。

司马迁把管晏列传次于伯夷列传，以晏婴人格甚高，“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并进而赞美说： “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恩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 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明明又是对合法博士的反语责斥。他认为“今上”天下，都是些卖膏药的谄谀博士，像晏子的人一个也没有了，故说晏子在，他愿为之执鞭。由此看来，上面晏子论孔的话是托为重言，便更加了然了。据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谓其旨多尚同、兼受、非乐、节用者，皆出于墨子，断为墨子之徒所作。那么，司马迁之重视晏子，颇有以墨反儒的暗示。按晁公武郡齐读书志说晏子春秋是“晏子之后为之”，但未定何人为之。刘向把此书列为儒家，实甚不类。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一在形式上兴儒术，一在精神上兴儒学，在司马迁看来，都是晏婴的罪人，试看史记如何为他们做列传，便知道“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不是指孔子，而是影射谁人了。

史记合传纪人，都有取意，如管晏合传，孟荀合传，屈贾合傅等。刘敬与叔孙通合传也有寓意。刘敬的“和亲”献策开中国封建制皇朝屈辱政策的创例，和刘敬配传的是叔孙通的创礼仪，使汉高帝享受得尽然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一创对外的献媚，一创对内的献谀，这可看出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春秋笔法。他纪叔孙通创朝仪说：

“汉五年，⋯⋯诸侯共尊汉玉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上曰：‘可试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雨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吾不忍为公所为，⋯⋯公往矣，毋汗我！’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

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即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隶。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 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阴，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 从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从下至吏六百石， 以次奉贺，自诸侯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让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这一段喜剧的描写，是太史公的绝妙手笔！高帝自补了白青黄赤四天帝以外的第五帝，以应符瑞，在人间还没有享受皇帝的场面，故在这样活刷的彩排里，他乐得称做皇帝极为可贵，而通与诸生弟子则“乞贷”出官禄，洋洋自喜，于是乎叔孙通成了识世务的大“圣人”！礼仪在汉初儒者手里就是这样的法宝！叔孙通之识当世之务，在于懂得高帝的心理，廿二史答记指出汉初将相大都粗人，不是狱卒材官白徒，便是屠狗吹鼓手贩缯輓车者，这些人是不会温顺的；叔孙通所说的“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的话，可谓动人的“游说”。司马迁的这段描述，就是对于晏子论孔的活现的注脚，含有思想斗争的精神，这正是他的史学思想的反抗精神！

武帝不仅需要这种形式，更须在精神内容上利用儒者了。董仲舒的灾异阴阳说，会载之儒林列传，前面已经提及，兹再据汉书说明一下继叔孙通而更进一步的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他的建置方案，罢黜百家灭息邪说，已如上言，这里仅论他的儒学。

叔孙通止于看到高帝羁驭群臣的心理，而“面谀”礼仪；董生更看到武帝“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依据春秋大一统之义，配“天下之常经”， 立“古今之通谊”。武帝的意旨是：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由于这种惶惧，才问董生“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在董生 133 的对策里，首先说了一篇命符灾异的宗教理由，进而说明，王者承天意以从事于正，要据春秋一元之意，由上而下地统一法纪，“壹于正而亡有邪气”， “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武帝还疑“当世之务，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故董生说要“有始有卒”，必须原大道之“天不变，道亦不变”，居君子之位如同乘车者，不能如小人之负担者，结论是春秋之大一统，其策便是绝灭百家邪说而一统于六艺(详见董仲舒传)。

这不是晏子所说的“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么？合叔孙通和董仲舒而论，又不是“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俗， 非所以先细民”么？更不是对于叔孙通“道固委蛇”以及对于董生“更化” 民俗的反驳么？

从上所辨，是关于司马迁评儒之一表一里，经过这样具体说明，便使他所说的“具见表里”，始由隐约而显著，从而知道这位伟大的历史家“原始

察终，见盛观衰”的真意。他尊崇孔子作春秋，并从史记继绪春秋自居，他正是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他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实际上他是托春秋来表白自己，从后两句话更可以看出他婉转地反对法度的干涉。

他在孔子世家中，着重纪述两点。第一点是说明春秋之义的创例，辞约指博，谓“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 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甚至他以为孔子对于礼乐诗书的整理，是广义的历史纪述，“以备王道”，不是如谶纬所说的“孔子为汉制法”。第二点是说明大儒的道行，卓尔独立，结论是，“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 而不能为容，今尔(子贡)不修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颜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第一点是他所师承的，第二点除率己外，更反对汉儒的无行。

史记关于后期儒家，有孟荀列传，可注意者如下：

一、他记述孟子的思想并无内容，而特详于继承孟子的驺衍，并评论他“其语闳大不经”，“其言不轨”，似以阴阳家与孟子有源流关系。

二、他记述荀子颇重在反对当时“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并开启“营于巫祝，信禨祥”的风气；“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这似以荀子为战国学术之综合者。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史记中的子学研究，缺亡甚多。因此，关于名法墨以及阴阳，甚少详远，多附在孟荀列传之后。如对名家公孙龙仅指出“为坚白同异之辩”，对法家先辈李悝，仅指出“尽地力之教”，对韩非叙述略详， 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䁓少恩”，这和六家要旨是相同的，惟对于纵横家的记载特别祥尽，这是战国史的一种侧面叙述。

汉书说他“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利而羞贫贱”，实在是大谬不然的。我们认为这正是他的思想富有人民性的地方。他不但独创了广及人民各方面言行记载的先例，而且变相地发挥墨家的要旨。兹将他在这方面的创例提要录后：

“布衣匹夫之人，不善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 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

他在货殖列传中更有大胆的评论，他说：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

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

他从自然史与社会史论远货殖家的理由，以为求富是“物之理”，“人之欲”。他编次货殖列传，列举着春秋战国的名贤，把货殖家和百家之学同样看待。这自然更要被汉代统治阶级目为异教徒，然而他说：

“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矣！”

这无异对乞贷献谀的儒者当头一棒！他以为素位而行，致富可以“比一郡之君，与王者同乐，⋯⋯所谓素封”，何必从儒言儒行向皇帝乞憐呢！我们认为这是墨家的变相说法，此义即所谓“能者富之贵之，不能者贫之贱之”。他说：

“贫贵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据“六家要旨”说，“墨者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之道，不可废也”，他在这里的货殖经济论，正是墨家的要旨。因此，他不写墨者列传，自有隐忧。

从游侠的叙述中，更明显地可以看出墨家的墨侠派了。游侠列传说： “韩子曰、⋯⋯(墨)侠以武犯禁。⋯⋯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

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按墨经说：“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司马迁的话正合此旨。战国墨侠的言行早已失传，因此司马迁说：“(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他编次的游侠的旧闻，不失为墨侠的要旨。

墨子说，窃夫彘，世谓之不仁，而窃国都，则以为义，这是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他更以为攻取国家民人财富，统治者可以铭于金石钟鼎，布为诰词， 以戒子孙对于所有权的曾重，为什么贱人窃取行为，不能书于竹帛铭于席豆， 把他的占有物成为合法的财产呢？他依此，说明仁义是俗人之论，不合逻辑。这一理论很可能成了墨侠的行动原则，游侠列传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己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 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 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醜之！”

这一段墨侠反抗统治阶级、而不苟取荣名，为人民打抱不平之流风余韵， 可以作为汉初墨侠的写照。司马谈比较稳妥，还说“其事不可遍循”，而司马迁却为墨侠抱恨了。在他看来，真正与儒林对立的，实在是游侠义士。因此说：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侠)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他所记载的汉初游侠诸人，朱家，“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 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軻牛。专趋人之急， 甚己之私”，这不是难以使人遵从或“时忧过计”的墨子传统么？郭解，“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这不是像一个墨者钜子么？

然而，王孟、周庸、瞷氏皆江淮以北豪侠，被“景帝尽诛其属”。郭解之父任侠，文帝时被诛死，郭解则遭公孙弘所议“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这不能不使司马迁悲恨世俗之无知，痛惜侠士之不 幸。

汉儒多说山东儒墨，迁也说“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由此语可知儒侠在汉的分野。据他说，游侠虽遭皇帝之杀害，而侠风尤甚，“其后， 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况，陕(郏)韩孺，纷纷复出焉”，“自是之后， 为侠者极众，⋯⋯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 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遂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我们不能不想到前后汉之交的农民起义，和他们“大逆无道”或“时扞文罔” 的脉络关系了。司马迁不敢正面提出墨者，而以当时流行的游侠为墨者列传， 转折地说出前世“湮灭无闻”而汉兴风行的匹夫之侠，这种考究源流的史笔是杰出的。

汉代墨者转化为游侠，与儒者棘化为博士，两相对照，其流变显示出时代的学术斗争演化的显明痕迹，由此我们就知道到封建制社会，合法正统与异教“邪道”是怎样地不可两立。司马迁说：

“⋯⋯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司马迁的史学“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有内

容的。章学诚甚重此旨，而力辩迁无讪上谤君之意，对于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文史通义史德)。章氏此论不确。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固然有史学价值，但他并非仅为史学而史学，其“成一家之言”的内容，多针对现实的黑暗而批判，并对社会制度提出他的积极愿望与理想，这实在是他的史学的战斗精神。他充满了感慨、深叹、愤恨、悲愍、伸诉与讽刺，更富有人民性的思想，西洋中世纪的初期还没有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