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汉中叶的社会危机和社会批判的思想第一节 汉代异端思想的源流

严密地讲来，汉代的异端思想，起于贾谊，但贾谊还是在预觉的阶段。第一，他主要认为汉循秦制(过秦论一篇作品寓意于秦之不可法，实在是“过汉论”，后来葛洪的过汉篇即仿效过秦论)，有蹈秦人末路的危险。第二，他根据的东西，不是治安的有效政策，而是治安的主观图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发生极大的矛盾之时，便产生了他的悲剧歧路。第三，他从历史的教训之中，强调了儒家对古制的观点，而在其思想血脉中又保留着道家的狂士传统， 因而离开现实更远，走进了理想主义的道路。第四，在汉朝封建王权已经确立的时代，地上的世界并不是乐土，好像西方人在中世纪寻求到天国，汉代人也在中世纪寻求到三代，来作幻想的寄托。有诸子传统的贾谊，不会成为叔孙通的现状主义老，也不会成为晁错的权力主义者，因此，贾谊没有走入庸俗化的途径，他的超俗的理想被司马迁赞为“其志洁、其行廉”的抗议思想。

有正统思想的“法度”化和庸俗化，就会产生反抗正统思想的“异端”， 这二老中间的对立，正如恩格斯说的，通过中世纪历史的延续中有一条红线贯注着，这基本上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罢绌百家而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完成时期的人物。所谓中世纪的秦皇与汉武正如古代的文王与周公，他们都是适应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出现的，一定的人物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即是典型与现实的关系。汉武帝的“法度”使正统思想确立起来，这是中世纪历史法典他的产物。但法度与思想之间的主观的统一、现实世界与“颠倒的世界意识”(马克思语)之间的讽刺画似的人为和谐，即使在开始的时候，就已表现出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到了农民起义之时，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被历史现实所拆散，“彬彬然文学之士”群的说教，在竹竿铁锄的摇撼之下，显得越发矛盾，死的明堂辟雍和活的灾异变乱，显得越发不成节奏。然而，正因为如此，神秘的宗教才更成为庙堂之上的最后根据。武帝天汉二年的汉代初期农民起义，并没有使“法度”退伍，相反的， 宣帝“中兴”(汉书宣帝赞)，更发扬了武帝待诏金马门的合法制度，创出了钦定的“称制临决”，宣布了石渠阁的统一五经同异的思想，“综核名实， 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宣帝黄)，诸儒也多以“论于石渠”(儒林列传) 为经院学者的标榜。汉书宣帝纪说：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箫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决焉。(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二年)”

在西洋中世纪，皇权与教权是分立的，而在中国中世纪，则皇帝统一了教权皇权，石渠阁的会议可为代表，这是吸取并复活中国古代“学在官府” 的传习而复转变成中世纪的制度。然而，以司马迁为首，就早已与武帝时代的农民战争相应，在中国第一部伟大的史书里，发抒了个性嶙峋的批评，尤其在讲制度的平准书与货殖游侠二列传，讲思想的儒林酷吏二列傅，裁植下汉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根苗，以后桓宽撰述盐铁论所暴露的思想矛盾(文学之评，即儒林眼里的酷吏：大夫之评，即酷吏眼中的儒林)，多摹仿平准书的论断，反映出武帝以来的社会矛盾。重禹的奏议更归纳成为原则，把汉代说成是阴暗无日的世界。

这是汉代异端精神的第一期。它与桓谭到王充的第二期思想——名符其实的异端思想不同的所在，是后者更深刻地形成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体系，而与统治阶级的谶纬迷信的合法正统(白虎观的神学)正相对立。至于第三期和鸿都门对照的王符、仲长统等人，则更指出了不可挽救的社会矛盾， 导入了现实的危机，王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