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今古文学正解

首先，我们应该说明“经”、“经学”、“今文”、“古文”等几个名词的涵义。

第一，什么叫做“经”？说文：“经，织从(纵)丝也。从系，圣声。” 这是“经”字的原始的意义。后来“无学”的“经”字的意义即从此出。释名说：“经，经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径”训“经”，当在训“经”为“常”之后，观其末语“可常用也”可知。

关于诗书等古书籍称经的起源，有种种说法：

一、章太炎以为“书籍得名，实冯传竹木而起”，故谓“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他说：

“余以书籍得名，实冯传竹木而起。⋯⋯世人以经为常，从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驯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 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二、刘申叔引说文所释，以为“古人见经之多文言”，故“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他说：

“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伸之则为组织之义。⋯⋯六书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 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之多文言也， 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文言者，亦称之为经， 以与鄙祠示异。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 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刘申叔遗书经学教科书第二课)章太炎刘申叔都是经古文学者，但经今文学者如：

三、皮锡瑞则以为：

“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 (皮锡瑞经学历史)而六艺之所以被尊为大经，乃因孔子的删定：

“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檮机，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 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同上)至于一经孔子删定便成为经， 其原因在于：

“孔于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十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同上)

四、史学家章学诚则承认“六经皆史”，以为“因传而有比之名”：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

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 “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且、

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 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

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文史通义经解上)

由上引诸说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概念：(一)经这个名词原起子丝织时用以称纵丝，说文的定义，正得其解。(二)古书用竹木简写定，编缀成册，必用丝书(所谓“草编”)；因丝书之于书籍，恰像丝丝之于布帛， 没有它，纬和简便无所附丽，故古书也取得“经”名(章太炎说)。(三)古老学在官府，春秋本是鲁史，故用“二尺四寸”的是筒，“传”“论”发生于“学术下庶人”之后，为了使用方便，尺寸都比官书缩短。至谓传、论用知简以示谦遥，则为“尊经”以后的思想。所谓“因傅而有经之名”的说法， 未必合于史实。因为战国末期已有“经”和“说”(墨子)或“经”和“解”(管子)之对待名词，大抵先有经而后有传，甚或同时写定，例如韩非子内外储说之提纲部分名经，申说部分为传。可见先秦已经有这种体裁，并不是到了传记盛行之后才生起的。

经的起原虽在战国之季，但经被尊崇，则在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以后。所以，同谓之经，其实际的意义是彼此不同的。换句话说，经学形式的固定是从汉代开始的，它一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学术的支配形式。正因为耙经的地位抬得高了，后来便由五经增至七经九经，又由九经增至十三经，把本来是“论”、“传”、“子”的东西都拉进去了。这是后话。在两汉闹经今古文学之争的时代，还只有五经(白虎通义有五经篇)。

第二，今文和古文的区别。今古文之“文”，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叙说：“会颉这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文与字的这种区别，是就“小学”(文字学)上说的；但在一般用语，则或以文概字，如谓“春秋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太史公自序)，固下限于狭义的“文”：或则以字概文，如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衰”(范宁榖梁传集解序)，固不限于狭义的“字”：或则泛指支章而言，如稍“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皮锡瑞经学历史)，即不指单文隻宇而指文和字所构成的文辞：而一般对于“语言”而言， 则谓之“文字”。由此可见，“文”这个名词，实包含有初文、孳乳的宇以及用它们为工具而连缀组成成功的文章等意义：同时又必有“其事其义”以为其连缀组成的内容。因此，经今古文学之争决不限于所用以写定的文字， 而史实也已证明了它们一连串的斗争确不限于单纯的文字。

但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今文”和“古文”，第一，指汉代所谓五经所赖以表现的工具——文字，第二，指经今古文学家所以争执的经的内容，即双方所主的经说。

现在先说所谓今文和古文的第一个意义——即作为工具的文字。经学历史的著者皮锡瑞(今文学者)以为“今文”是隶书，“古文”是籀文。他说：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 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宇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话慎谓孔子写定六经， 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从授生徒， 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能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讀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支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衡宏贾逵马融又遞为增补，风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揭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经学历史)

皮氏认为“今古文所以分”，由于“文字不同”，“说解亦异”，二者平列，未分轻重。其实，经今古文学之争，除了“禄利之路”的关系，“说解”相异，更为重要。至于“文字不同”，前人早已致疑(如段玉载王念孙)， 而说得明白晓畅的，莫过于龚定盒。他说：

“请纵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丈讀之，傅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令支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讀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当系指其原文——引者按)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讀之，一为孔安国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后，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仕翻译，一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得不讀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古文故；然而译语者未曾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讀尚书者不曰以今文讀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宇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 可求索也。”(龚自珍太誓答问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

由此可见，今古文字不同，并不足为经今古文学的区别，因而它也不能成为今古文学相争的主要原因(所谓“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也不合史实)。重要的还在于“读者不同，故其说不同”。但所谓古文，也并不是什么籀书，而是战国时东土的文字：这一层不但皮氏所说有误，就是龚氏也只能统地说为古文，未尝明白说明它是怎样的古文：直至王国维方始作出近真的答案。他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说：

“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说文解字叙中语—

—引者按)。此亦似谓殷周古文，然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文字。何则？许氏此语实根据所见壁中诸经及春秋左氏传言之。彼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许君既以壁中书为孔子所书，又以为即用殷周古文，盖两失之。”(观堂集林)

王氏这里指出了“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殊为有见；其结论具见于其所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而论据则在他的史籀篇疏证序，茲摘引如下：

“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器遣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仓颉爱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

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篆文也。⋯⋯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爱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上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支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原注：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奏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磨，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观堂集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其次，王氏又从近世所出的六国兵器、货币、印玺、陶器，与魏石经及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比较研究，证明“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另成一个系统。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 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 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譌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其文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桐乡徐氏印谱序) 他明白地肯定了“此四种文字(按指兵器等文字——引者)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并说明它们之所以不同于“西土”文学的缘故：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为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货币，则儿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桐乡徐氏印谱序)

王氏虽于战国东西二上文字不同及东上文字与所谓壁中书别成一个系统，有所发见：但正如钱玄同所说，“王氏识虽甚高，胆实大小，他是决不敢‘疑古’‘惑经’的”；然而他“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壁中古文为用六国时为别简率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有为——引者)之阙，⋯⋯更足以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于是钱氏便更进一步指出刘歆所以要用这种“为别草率”的六国文字去写伪经的原因，在于“那时甲骨固未发见，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既近，当时必尚有存者。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眷同文字”以来悉被废除，常人必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古文”：更妙在字体为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式的”。接着，钱氏又引用具大泻写论语、孝经的故事，断定所谓壁中古文当多出于“拼合偏旁的假古字”：

“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大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够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吴大徵用尊彝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字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

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札、礼记、春秋、论语、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傅(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傅，又谓张苍所献左传中的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者当在百倍以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 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佯贫乏的材料写那么多的书，豈能不拼合偏旁，造极多量的假古字呢？后来晋之隶古定向书，宋之书古文训， 其中十有八七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这些假古字源出于魏三体石经之古文，而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则源出于刘歆之壁中古文。我们看魏三体石经，隶古定尚书，书古文训，以及汉简，古文四声韵这些书中的‘古文’，便可以测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据此看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不过考明它有来历罢了。实际上壁中经的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然则目壁中古文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古史辨第五册)

以上由于康王钱诸氏的研究和考证，不但所谓“古文”的真相。已经无复馀蕴，而且也透露出在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有些人是怎样不择手段的。由可见，这一斗争，以家法始而以破弃家法终，换句话说，从古文学家与今文学家争立博士始而以综合今古文学终，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