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向歆父子的折衷思想

刘向歆父子在经学方面的活动，有别章评述。现在，我们只将其天人关系论与文史整理工作，提出加以考察。此雨点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前者表现着他们的世界观，后者表现着他们的历史观。世界观与历史观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应当相为一致，而在刘氏父子的思想系统里，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此在思想史的研究上，实有待于具体的解明。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洽谷梁春秋，数其■(古“祸”字)福，传(或作“溥”)以洪範，与仲舒错(互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

我们统计五行志所载，刘氏父子推演灾异者，共一百八十二事，上起西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年)，下逮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二一年)，言论凡二百二十六则。就思想内容来看，比之于董仲舒，虽有鼠牙雀角的异同， 而本质上则同为神学的世界观：其牵强附会尤与董仲舒异曲而同工。此事早经唐代刘知几所驳斥，兹摘录其二例如下：

一、“志云：严(庄)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严母姜与兄齐侯淫，共杀桓公；严释父仇，复娶齐女，未入而先与之淫， 一年再出会于道逆乱，臣下贱之之应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 董仲舒以为：时鲁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战，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按：此说有三失焉。何者？严公十年十一年，公败宋师于乘丘及鄑。夫以制胜克敌，策勋命赏，可以欢荣降福，而反愁怨贻灾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数年，严遭大水，梭其时月，殊在战前， 而云与宋交兵，故二国大水，其失二也。况于七年之内，已释水灾， 始以齐女为辞，终从宋师为应，前后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灾示眚，而三说竞兴，此所谓敷演多端，准的无主也。”(史通卷一九五行错误篇)

二、“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 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东方者轸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国之象，为齐晋也。其后，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按星孛之后，二年春秋之经尽矣；又十一年左氏之传尽矣；自传尽后八十二年，齐康公为田和所灭，又七年晋静公为韩魏赵所灭，上去星孛之岁，皆出百余年；辰象所缠，气候所指，若相感应，何太疏阔者哉？且当春秋既终之后，左传未尽之前，其间卫弑君，越灭吴，鲁逊越，贼臣逆子，破家亡国多矣，此正得东方之象，大国之徵，何故舍而不录，远求他代者乎？又范与中行，早从殄灭，智入战国，继踵云亡， 辄与三晋连名，总以六卿为目，殊为谬也。寻斯失所起，可以意测。何者？二传所引，事终西狩获麟，左氏所书，语连赵襄灭智，汉代学者，唯读二传，不观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脱略。且春秋之后， 战国之时，史官阙书，年祀难记，而学者遂疑篡齐分晋时，与鲁史相鄰，故轻引灾祥，用相符会。白圭之玷，何其甚欤？”(同前五行杂驳篇)

今按：刘氏父子的神学思想，与其“宗室”的贵族地位及所遇经历，均密切相连。兹分别叙述如下。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輦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及宣帝循武帝故事， 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向从通达能属文辞进对。时，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 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向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向幼而读诵从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 方不验，吏劾向铸伪黄金，繫当死，上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会初立谷梁春秋，徵向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及成帝即位，向迁光禄大夫，诏领校中五经秘书二十余年，向乃集合洪範五行传论奏之，序次列女传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各若干篇。向校书，辄为一录， 论其指归，辩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年七十二而座。

刘向思想的神学的本质，除依伏生尚书大传以推演灾异而外，本传对其在元帝时上封事谏有详细的记载：

“舜命九官，济济相让，⋯⋯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萧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武王周公继政，⋯⋯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下至幽厉之陈，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 霜降失节，不以其时。⋯⋯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后，天下大乱，⋯⋯诸侯背叛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 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 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鶂退飞， 多麋，有蜮、蜚，鸜鹆来巢者皆一见，书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 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 水、旱、饑、蝝、螽、螟螽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 忠谗并进，⋯⋯更相谗愬，转相是非，⋯⋯分曹为党，往往群朋， 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藉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 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初元从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讂邪并进也。⋯⋯今二府奏佞讇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覧否秦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从为戒，考祥应之福， 省灾异之祸，以揆当⋯⋯ 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之聚， 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臣幸得

托肺腑，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

按刘向此疏，本为攻击其政敌许史(外戚)弘恭、石显(宦官)等人而发， 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疏中明白地提到“阴阳不调”的危机，比董仲舒的理论就显得悲观了。但疏中，不仅以阴阳休咎论时政得失，而且引灾异推演之术以为政治斗争(党争)之工具，由虞至汉的历史，完全用天人感应思想，加以说明，其为神学的世界观，殊无可疑。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赞所说：“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当由于此。

刘歆在世界观方面所特的见解与态度，与其父向大体相同此点可由五行志资料证明。

但刘氏父子思想的另一方面，则不同于董仲舒之流的神学，因为刘氏有一种与神学系统不能并立的人文主义息想。我们此处所说，系指其在文史整理方面的业绩。

如前所述，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前后历二十余年，曾有别录一书。刘歆于河平中亦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哀帝使歆嗣父前业。歆乃攝别录指要，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

刘氏别录七略二书，同亡于唐末五代之乱，今俱不传。然班固之汉书艺文志即因七赂之辞，栅存其要而成。严可均(圣汉文编)马国翰(玉两山房辑佚书)张选青(受经堂叢书)姚振宗(师石山房叢书)等各有辑本。凡此，虽非原书旧观，然据以为研究资料，对其思想尚可得其仿佛。

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与七略，除以辑略冠首而外，内分六艺，诸子，诗赋， 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共辑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十四家，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七篇，图四十五卷，由先秦至汉的学术流派及其重要篇籍，大体均有著录。这客观上不仅为日录学的最初范例，且为探讨古代思想的重要依据之一。

诗赋，兵书，方技三略，应分属于文艺史、兵学史及科学史的范图，不在社会思想史课题以内。思想史所应研究者，则在于六艺，诸子，术数三略。但术数略属于宗教迷信部分，六艺略属经学传授部分，本书另有考辨，兹仅就诸子略加以说明。

别录与七略的诸子赂共辑书十种，一百八十七家，四千三百六十四篇： 所提出的思想史方面的问题，计有：

(一)先秦诸子思想皆起于孔子死后，即以孔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开山祖；

(二)分诸子思想为九流十家，而以其源皆出于王官，

(三)诸子思想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时。此三者本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刘向说：

“昔周之未，孔子既没，后世诸子，各著篇章，欲祟广道艺， 成一家之说，旨趣不同，故分为九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别录佚文诸子略辑略) 刘歆也说：

“昔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

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七略佚文诸子略辑略)诸子略将起于孔子以后的诸子思想，分为九流十家，并指定其皆出于王官：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明成败兴废，然后知秉要特权，故尚无为也。阴阳家者流， 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以授民时者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者也。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茅屋采椽，是以尚俭： 宗祠严父，是以右鬼神：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顺四时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此九家者，各引一端，高尚其事，其家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舍所短取所长，足以通万方之略矣。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这一看法， 含有下列许多问题：

先秦学人论述诸子哲学，只将诸子中学说相契合或互连结的、作为一类， 并不加以学派的专名：如庄子以关尹、老聃为一类而不名为道家(天下篇)， 苟子以子思、孟轲为一类而不名为儒家(非十二子篇)，皆其例证。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始以儒、墨、名、法、阴阳、道德等学派专名为标准而评隲诸子学说。刘向歆父子因校理群书感于编目分类的需要，增加纵横、杂、农、小说等名，置于六家之后；自是遂有九流十家之目。

近人对于刘氏所持九流十家之说，颇有非议。但最武断的是胡适，他在其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说：

“古无九流之目，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 其最谬者，莫如论法家。⋯⋯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 此方术即是其逻辑。⋯⋯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一家之言。⋯⋯汉儒固陋，⋯⋯不明诸家为学之方术，于是凡苛察缴绕之言，概谓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学术之方法论亡矣，刘歆班固承其谬说，列名家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附录页四至五)

我们以为，九流十家之说，诚有可议，但将名家列为九流之一，则无甚可议之处。我们虽承议“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但我们却不否认先秦诸子中实有于名学用力最大、成绩最著、并以名学成家的学派，如惠施，公孙龙以及墨经作者等是。倘依胡适之论，非至否认逻辑的独立地位不止，宁非大错！

诸子略划分学派，其可议之处，从梁启超以来有不少专论。撮要述之， 计有下列各点：(一)太史公所说“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大分法， 大体上足以包举先秦重要学派，无可非议。(二)刘氏续增“纵横、农、杂、小说”四家，颇类蛇足，即在目录学上也殊无根据。(三)六家皆以学显：然战国虽有纵横之士，未闻有纵横之学。(四)农家如指关于农业技术，则根本不成为学派，如指许行一派，则又不出道墨二家的“支与流裔”。(五)杂家本不能成词；既杂即不能成家，成家则不应名杂。(六)小说家不在“可观” 之列，本已为刘氏所自认；据桓谭新论所释，“合叢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篇”，则文以载道，其所明道术，不会外乎六家要旨。我们认为上面对分

类法的批评，都近于烦琐，因为研究诸子思想的学派性，即使推翻了九流说， 也不能得出正确的理解。

刘氏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自班固以下，即有争论。我们看来：西周以前学在官府，而私学开创于春秋战国之陈，谓诸子出于王官，殊难一概抹煞。不过，汉代以师为吏，学官为思想的合法生产者，帝王为正宗的钦定者与经义的统一者。这无疑地是复西周⋯⋯在官府之古，此点当为刘氏诸子出于王宫说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西周学在官府之制，反映了氏族贵族的专政， 后来派生出贤人作风，而贤人作风特徵之一，即是“今不如古”的退化史观。所以，刘氏的诸子出于王官说，遂充满了“世道凌夷”之感。例如：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从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是，穷知究虑，以明其指， 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七略佚文诸子略总序)

似此，以“王道既微”为诸子时代的特徵，与孔孟庄荀的“世衰道微” 说，初无二致。至其以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并确指某家之学出于某官之掌，则为汉代儒学正宗及经学基尔特传授制度的适切反映。这与其视为“暗合古史”，不如视为替汉制寻找历史根据，更近真实。

然而，纵令如此，刘氏父子的别录与七略所论古今学术的演变，的确从人文主义的观点出发，其中离开神学气息。此种精神，在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里，表现得更为清楚：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 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籩豆之札，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札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 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粱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

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膠东庸生之遣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宇，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遣。今则不然， 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徽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粱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志其大者，不书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从上面的议论看来，刘歆在信古的外衣里，表现出存古的主张，反对绝灭各家的“专己守残”的政策，反对“雷同相从”的陋习。

章太炎说刘歆是一位“良史”，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此外，刘向在战国策孙卿新书二书校录里，其所述古代学术的变迁大势， 亦复同此。就此方面来看，他指出文化史的发展不但与阴阳灾异等神学范畴无甚关系，纯属人事以内，而且还主张存异说，反对专一说、党同门。我们如果拿这点与五行志所载的话相对照，显然是二元的折衷主义的思想系统。

我们知道，两汉之际，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封建统治者内部， 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一部分人物则益趋于迷信。在王朝内部更出现了朋党之争及篡弑的危机，所谓经今古文学的论争，遂被政治斗争所利用。参与此一政治斗争(例如刘向与萧望之周堪金敞等“四人同心辅政”，共抗外戚许史及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刘歆更为王莽的国师)的刘氏父子， 在托古改制之中，还看出了“礼失求诸野”的现实危机。他们虽然为阶级所限定，只能部分地摆脱神学，而不能成为辙底的无神论者，但在人文思想方面却保持着清醒的自觉。他们的思想体系的矛盾，即是所谓“二重真理观”。

这种二重真理观或折衷主义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暗示了一元论神学思想的危机，另一方面表白了对于中世纪社会矛盾之无力解决。刘歆的自杀悲刷， 即其明证。他们并不能自知矛盾的历史秘密，例如班固的刘向歆传赞曾说：

“刘氏洪範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汉书卷三六)

似此，对于不相容的矛盾思想，给以相等同的赞辞，正是折衷主义史家

论断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