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昌言的政治批判思想

上面引文末段曾指出仲长统的愈来愈乱的历史观，他怀疑到“不知来世取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耶？”这即是说，前途悲观，无可挽救，因此，在他的政治批评之中，关于现实社会的形势的揭发， 更比前人富有逻辑的道理：而关于现实的答案，其理想形式，仍不出前人的正义呼号。他可以对于悲剧性的问题揭发以至加剧，而不能对于此种问题做出解答，拆散有馀，而“不知救此道将何用”，这是中世纪进步的思想家的天真本色。

在昌言的损益篇中，他颇以圣人损益历史、裁成天地为怀抱。基于他的自我怀疑思想而论，此种正面答案本身就有折扣。他说：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翫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 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后汉书本傅损益篇)

这是一个半变法半复古的原则，然而到了依据原则来说明具体问题时， 他也和前人一样，不过主张复古进田之制，嗣周吕刑之法。他又有十六条政务原则，乃综合前人的意见，整齐排比，揭示出以德教为主、以廉潔为用的一般道理，其原则如下：

“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特，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 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覈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同上)

若再参考他的德教篇(群书治要所引第一段，疑为德教篇)，我们看不出这些形式教义有什么新的因素。他的有价值的批评，主要在于说明现实制度为什么存续以及制度内容有什么矛盾，即他所谓“源流形势，使之然也”。正宗思想家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指上帝意志安排下的秩序都是真理，然而他却说出这秩序是乱而大乱，是和人民生活矛盾的，那种“真理” 是谎话。现在我们看他怎样分析汉代的“秩序”。

“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土民之命，假之以生杀之权， 于是隐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盖源流形势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巳；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时政凋敝，风俗移易，⋯⋯出于礼制之防， 放于嗜欲之域久矣。”(俊漠书本传损益篇)

以上所说的话，指出封建特权的形成，一开始就在制度上种下了原因， 因果相生，积久必变，政治黑暗不是必然的发展么？虽然皇族地主的“专之于国”的集权，削弱豪族地主，而形势则不是鞭笞所能挽救的。他说：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长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今，财胳自营，犯法不坐， 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纲禁悚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同上)

所以，尽管武帝以来的土地国有政策要“唯我所为”，然而豪族地主却形成有特殊身份阶级，威胁到中央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这没有什么五德五行，三统三正吧，土地所有制形式之下的豪强夺横、分田无限，才是客观的现实。

“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按前面言在千万户之中，十取其一，得壮丁千万人，又十取之，得什长百万人，又十取之，得佐史之才十万人)，而后可吧用天性、究人理、兴顿魔、属断绝、纲罗遣漏、拱押天人矣。⋯⋯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 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 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间哉？⋯⋯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削资易之罪乃可绝也，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以廉举而以贪去，⋯⋯ 善士富者少，而贪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同上)

上面指出举士制度与法制的矛盾，好像是“设机置穿以待天下之君子”， 君子不敢陷入，则只有豺狼牧民，盗贼主税，这就是汉代举“贤良方正”的结果。

“光武⋯⋯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仅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愿倒贤愚，贸易选举， 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免死。⋯⋯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慤谨慎循常习故者，是妇女之检柙(规炬)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耶？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近臣外戚宦竖，请托不行， 意气不满，立能陷入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自此以来， 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同上法诚篇)

上面指出汉代统治仅的一般形势，特别是外戚宦官的形势，既成常俗， 则失败便有其“常然”的因果关系。按中国外戚与宦竖的真正形势，一方面要追溯到氏族宗法制度的残存，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土地国有制形势的发展。凡古旧制度的残存，对于历史的发展总是重大的束缚，仲长统的亲近弄权的说明，虽然未说明历史理由，但“亲近”二字已揭破土地国有制和宗法政治相依的道理，它的结果是颠倒贤愚，混乱公私，更加重了封建法律外行动的“一切之计”。这特殊制度，要比西洋中世纪更封建些。他的政论特别重视此点，例如他又从心理上分析：

“汉兴以来，皆引母妻之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从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其欲关豫朝政，忙快私愿，是乃理之自然也。⋯⋯夫母之于我尊且亲，于其私亲，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于我爱且姐，于其私亲，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尽孝顺于慈母，无所择事矣，我之欲效恩情于爱

妻妾，亦无所择力矣。而所求于我者，非使我有四体之劳苦，肌胃之疾病也，夫从此亥唾盼睇之间，至易也，谁能违此者乎？”

“宦竖者，传言给使之臣也，拚扫是为，超走是供，传延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孝宣之世，则以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后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于音乐，悉以枢机委之石显， 则氏迷雾乱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祸成矣。⋯⋯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曾。侯暨张让之等，以乱承乱。政令多门，权利并作，迷荒帝主，濁乱海内。高命士恶其如此，直言正谕，与相摩切，被诬见陷，谓之党人。灵帝登自解犢，以继孝桓，中常侍曹节侯览等， 造为维纲，帝终不寤，宠之日隆，唯其所言，无求不得。凡贪淫放纵，僭凌横恣，挠乱内外，螫噬民化，隆自顺桓之时，盛极孝灵之世，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败坏耶？”(群书治要节录)

在中国古代，所谓“党”即是“类”的狭义的术语，类即“族”系，党即“宗”系。汉代所谓后党和宦党是相互为用的，这是古代氏族制在中古的延长，特别在皇族和豪族斗争尖锐之时，后党宦党就成为皇族系统的外延势力了。宦竖为变态的人物，依附于皇室，更发挥“亲亲”的恶性作用。仲长统以宠信佞谄，骄贵外戚，是壅蔽忠正，淆乱政治的原因，比子倾危，比于累卵。他从上面的心理分析，对于道德伦理，更有特别议论，如孝的论理， 于古有“无违”之训，然而他却说，“父母不好学问，疾子孙之为之，可违而学也；父母不好善士，恶子孙交之，可违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济， 父母不欲其行，可违而往也。放不可违而违，非孝也：可违而不违，亦非孝也，好不违，非孝也，好违，亦非孝也。其得义而已也。”这当是子孙相袭、亲近皆善的反命题。

他的政论除了以上所举者外，如憎恶剥削，“横税弱人，⋯⋯徭役并起， 农桑失业，兆民呼嗟”，如崇札三公，“与之从容言议，谘论古事，⋯⋯琢磨珪壁，染谏金锡”，都是中古的平等思想。他的议论中卓见之一，就是研寻源流因果，以作借鉴，所谓“三亡之失，异世同术，我无所鉴，夏后及商， 覆车之轨，宜以为戒”(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