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贾谊的思想

贾谊生于汉高祖七年，卒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二○○——一六八年)，享年三十三岁。他是汉初的一个有独立性格的人，和齐鲁诸生的行径不同。史记把他和屈原合传在一起，传旨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

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这显然从屈贾为同型的人物看待。按推南王刘安说：“(屈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见，其文约，其辞微， 其志契，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邇而旦义远：其志契，故其称物芳，某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汗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贾谊所追慕的，就在于此，即使天才与俗人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而为人格的内部悲剧，而把俗人所谄谀的盛世，暴露而为灭亡之路。如果说汉高而以来齐鲁儒生是继承搢绅先生的形式说教，依春秋的礼仪，为汉祖汉宗绘制封建统治的场面(如叔孙通，详见下章说明)，则贾谊是通过屈原的离骚路径，继承变风变雅的悲剧思想，客观上从人格的矛盾来说明制度的不合理，在他看来，一切都是痛哭流涕长太息的资料，“背理而伤道者，难偏以疏举”。

他的弔屈原赋，着重于屈原悲剧的辞句，如“已矣哉！国无人，莫吾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屈原的思想结论。他是和现实的俗人俗政不可两立的。贾谊之借屈原“因以自谕”， 与司马迁之借晏婴因以自况，是相同的。贾谊的赋说：

“鸟虖哀哉兮，逢时不祥，■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溷兮，谓跖蹻廉。莫邪为钝兮，鈆刀为銛。⋯⋯”

“谇(史记作讯)曰：已矣国其莫吾如兮，子独壹鬱其谁语？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臧，使麒麟可系而羁兮，贵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彼寻常之汗渍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鲸兮，固将制于蝼螘！”

赋中第一义表示超人与俗人的斗争，第二义表示理想与猥俗的不相容， 和离骚对现实悲剧的批评转入于悲剧思想，正相仿佛。由此可知贾谊具有志洁行廉的屈原精神。

他是少通诸子百家之书的(史记)，但他的书已佚失，现存新书乃后人杂凑之书，不足为据。从他的鵩鸟赋自伤赋，可以看出他有老庄思想，从他的治安策，又可以看出他有荀子思想，这些材料还有于史记汉书之中。兹先研究他的鵩鸟赋：

“万物变化兮，固无(汉书作“亡”)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化变(汉书作“变化”)而嬗，沕穆无穷(汉书作“亡间”)兮，胡可胜言？”

这似庄子“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禅”的相对的变化思想。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 振(汉书作“震”)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汉书作“纠错”)相纷。大专(汉书专作“钧”)槃(汉书作“播”)物兮，■轧(汉书作“■”) 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汉书数作“速”)有命兮，

恶(汉书作“鸟”)识其时？”

按以上辞句引老子鶡冠子文，申叙老庄是非吉凶相对之义，归纳到庄子的宿命哲学。

“且夫‘天地为鑪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搏(汉书作“揣”)，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智)自私兮， 贱彼贵我，通(汉书作“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庄子有“无物不可”之句)。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庄子云： “权势不尤，则夸者不悲也”)，品庶冯(汉书冯作“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意)变‘齐同’(庄子齐物论)。⋯⋯众人或或(惑)兮，好恶积意，真人澹(汉书作“恬”)漠兮， 独与道息。释知(智)遣形兮，超然自丧(庄子有“今者吾丧我”之句)， 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道德而浮游之意)。乘流则逝兮，得坻(汉书作“遇坎”)则止，纵驱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庄子有“劳我以生，休我以死”之句)。澹兮(乎)若深渊之静(靓)， ‘泛兮(乎)若不击(汉书作“系”)之舟’(庄子有“泛若不系之舟” 句)。不以生故自宝(汉书作“保”)兮，养穹而游(浮)，德人无累兮， 知命不忧，细故遰葪(鲠刺，汉书作“蔕芥”)兮，何足以疑！”

以上辞句，多出庄子齐物养生等篇文意，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论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委命知命。贾谊的这篇赋，是战国老庄思想的继续，颇与汉初黄老的道术思想异趣。

复次，贾谊的治安策在形式上就有荀子的富国议兵等篇的结構。他年十八在河南守吴公门下，甚得幸爱，吴公“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故贾谊必深得荀子一派儒学的教养。我们且举两点来证明荀贾学术的师承关系：

贾谊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 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性善者伪(人为)也”的理论，他说：

“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是，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 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行)，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汉书贾谊传)

这显然是荀子人性论的演绎，比喻也同于“居越而越，居楚而楚”的道理。他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 贾谊说：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这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会。荀学到了汉代和墨学首先衰微，贾谊思想中的荀学余绪实在是有价值的诸子遗产。因此，他是一个敢说话的政论家，自负甚高，所谓“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过秦论)。汉袭秦制，

内法外儒，凡所设制度，和秦没有基本上的区别，过秦论曾说，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正是指汉代袭秦制必有危亡之结果。他说“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这是说，汉代虽在繁法严刑之盛世，但里面却含有衰亡之征候。所谓“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即预言汉朝封建制度必然导致“危民易与为非”的局面，而不能长治久安。他的治安策开首即说：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 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

他在博士官们修礼设仪，粉饰封建滥费的太平时，敢说这些人“非愚则谀”，而其所为都是“背理而伤道”的，在他们争取富贵，歌颂功德时，他反而说“事埶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是太息者六”，难道汉代还有比文景之世的现实世界更理想的么？他在这样的世界，暴露出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必然要走入悲剧思想的途径。因此，我们不是以个人的主观主张来评价贾谊，而是以他所提出的历史的图景中之主要的棘手问题来评价。刘向谓贾谊的治安策，虽伊尹管仲不能远过，这是纯主观的评论，历史科学不作如斯看法。

贾谊所谓“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埶，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冲决，国制抢攘，非甚可纪，胡可谓治？” 其实，这不仅是汉初社会的矛盾，而且是封建制社会不能克服的矛盾。因此， 贾谊理想中的政治治安及其阶级的正义心，被他所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讽刺了。

按他的治安策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封建制社会是棘手而不能解决的。我们且分如下二点来论述：

第一，封建贵族的超经济的剥削，和理想中的廉洁社会是不相容的，在汉代就以买爵卖子制为法令，荀悦所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 酷于亡秦”。贾谊说：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亲中；⋯⋯美者黼绣，⋯⋯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戕；⋯⋯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

从卖奴隶说到农民暴动，这是最深刻的矛盾，所谓礼仪就建筑在文中所说的不生产的滥费之上。贾谊以为这个根本矛盾使秦亡国，汉代王朝呢，他说：

“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遣风馀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 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

他主张治安应从移风易俗做起，而在他看来，当时的风俗乃是豪强的掠夺世界：

“盗者到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书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

在他的逻辑推论中，这是“奸人并起，万民离叛”的理由，然而法合则

是一套严刑峻法，以防止“群下”，这“群下”又是大多数的生产者，所谓“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贾谊指出，统治者对于他们的镇压方法是：

“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如此也！”

这样看来，贾谊思想的人民性是突出的，甚至由于他对人民的同情，导出卑贱者对尊贵者的阶级反抗的观点。

第二，在这个矛盾上面，贾谊的主观理想要“化成俗定”，使人民“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使上下阶级的矛盾统一起来，“与之俱安”，这实在是一种幻想。因此他不能不说出危亡的趋势：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 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汉书食货志。王应麟说此段是治安策之一部分——引者按)

贾谊在形式上是设想统治者的治安问题，在内容里却含有对人民的同情。他主观上要求统一矛盾，而客观上却暴露出封建制的“残贼公行”制度中的矛盾。他的方策是使天下之民归农，皆著于本，颇有法家的富国强兵思想，这是一面。另一方面，他以为封建统治必须廉洁，欲求廉洁，皇帝首先应该以身作则，要使皇帝能够这样做，首先要从太子的教养开始，于是贾谊演释了荀子的人性论，说出一套主观的梦想来：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议，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衙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他以为做皇帝的，从小孩做人起就积习于礼义，长大了便是积礼义的善人，皇帝是善人，以身作则，施布正义，天下人臣就全是向礼义的善人了。这是他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理想，也即是中世纪思想家以社会改造建立于道义基础之上的一般观点。这种“法圣智”的荀学，是不是治安策的客观价值呢？我们以为，社会现实刚好讽刺了他的理想，因而他不能不把这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还原而为正人与俗人的心理斗争，要求在他的内心里答出一个解决，然而解决的道路则是悲剧的。他和屈原相同，以自己的毁灭，表现出真与俗之间的社会悲剧，如他说：

“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一切既然是颠倒的，那么他的理想也就和现实不能相容，故他的内心解答是“哭泣岁馀死”。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赞扬这一悲剧性的解决，而是说在他的人格内部表现了封建社会矛盾图景的一个侧面，他的人格活动的确反映了“残贼公行”的社会裂口，这就不是缝弥封建矛盾的庸俗博士们所能望其

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