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病理学认识的整体观

关于病理的分析，中医学是高度重视的，《内经》中有病机十九条专章讨论病理的问题。归纳病机十九条的基本精神有以下几点：其一，只凭寒热虚实来作对症处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如所谓：“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素问·至真要大论》）。其二，要提高疗效，必须要认真审查病机。如所谓：“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工巧神圣，可得闻乎？歧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同篇）。其三，如何分析病理呢？这就是首先根据患者临床表现，按五脏定位。如所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等等。其次是根据临床表现，以风火湿燥寒等定性，如“诸躁狂越， 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等。风火湿燥寒等名词，其含义可以是指外界自然气候，但也可以用以表示人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以后所引起的某种病理生理变化。病机十九条中的风火湿燥寒，其含义属于后者，这也就是说，以风火湿燥寒等定性，实质上也就是根据患者在致病因素作用以后所出现的临床出现的特点，确定其各个临床表现的病理生理变化。再其次是要从其相同的症状中，找出其不同的原因，如所谓“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等等。这里所说的“痉”、“强直”，在临床上都是指拘急、抽搐。但是可以由于“火”，也可以由于“湿”，也可以由于“风”。说明了同一类似临床表现，其病理生理变化可以各不相同。其四，在这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中，要认真地分析其先后主次，孰为原发，孰为继发。然后从根本上进行处理。如所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 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同篇）。作者认为，这就是内经病机十九条的基本精神所在。在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处处体现了中国医学对于病理的分析，并不是拘泥于某一个症状或一群症状，

而是追本溯源，治病求本。无一不是从全面来进行分析疾病的发病机理，这些也都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医学对病理学认识上的人天地相关的整体观。

从以上所述，已经不难看出，中医学是具有其一套理论体系的，其指导思想那就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整体观。这种以整体观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从它的基本论点上来看， 在一定程度上其哲学观点是属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首先中医学在指导思想中强调了客观物质基础，承认了物质是第一性，如《内经》谓：“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藏论》），“令言而可知， 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素问·举痛论》）。明确地把医学的研究放在人体客观外在表现上，要求“言而可 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坚决反对唯心主义，明确提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素问·五脏别论》）。其次，中医学在指导思想中还强调理论必须结合实践， 并把实践放在了首要地位，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素问·气交变大论》）。再其次中医学在指导思想中还提出：自然界变化虽说是复杂的，但是认为这仍然可以通过自然现象来加以认识的，如《内经》中所谓：“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素问·五运行大论》），自然界变化不但可以认识，而且还可以根据它的变化规律加以控制。从中医学中的整体观、运动观来看，这些认识均确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因素，应该属于我国古代宝贵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