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其二） 竹内 实

翻开我的笔记，上西记载着去年（1964 年）3 月 4 日曾拜访过武田泰淳先生。起初，本书是作为武田先生新作规划的，金子胜昭先生来电话要我给予协助。确实我分担的是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即历史的记述部分。为什么写成这种形式的东西，我也不大清楚。在同就要出发去中国旅行十分忙碌的武田先生交谈中得知，出版社希望尽早出版这本书，因此要求我在武田先生访华期间首先做好词的翻译工作。但是武田先生回国后希望我作注释。当然，比我更合适的人不是没有，但我想失掉同“武田先生”共事的机会那也太可惜了，虽然有些踌躇，最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下来。这样便开始了半年多的苦修苦行。我当时想，武田先生一定以我的手稿为基础把它加工完成一部极优秀的评注书，所以思想上是比较轻松的。约进行到四分之一的时候，通过出版社把手稿交给武田先生，带回口信说：“就这样写下去吧！”于是我一于到底了。接着是后面的事情，成书后听取评论，这里想略去。武田先生选我作搭档，又非常仔细地审阅难读的手稿，我由哀地表示感谢。在重要的地方给予恰当的提醒，我觉得这不仅对这项工作，对我今后写文章也有很大帮助。如果这本书有可取之处，那是武田先生巧妙的润色和忠告的成绩。

如果有错误和不足，那都怪我对不想提过细的要求以免损伤对方自尊心的武田先生的关照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给予报答，怪我的不周到。

本书好歹完成了。在参考书里列出了许多先辈的研究成果，特别从臧克家和周振甫两位老先生的讲解注释书中得到了帮助，没有包括在这里的诗词，得到了郭沫若先生注释的帝助。如果在借用这三位先生的部分加上引用括号的话，那么这本书怕都是些括号了。我没有引用几位先生的鉴赏部分， 只借用语言学和文学上的知识，或许是一种不礼貌的做法。就这一点而论， 如果读者产生一些误解，那完全是我的责任。还从赵朴初先生等其他先生， 当然也从日本的前辈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可以说历史部分和作者传记部分也是同样的。关于历史部分，收在《星火燎原》里那些有名无名人们的回忆录十分有用，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受益匪浅。我读了武田先生在北京买到的所有书籍后非常高兴。作为现代史，已经有人研究。即使在书上讲得很明白的事，这样看看亲身经历者的口述又有不同的感觉。关于历史的发展，我想尽量通过体验者去玩味。因此，我担心或许给人一种印象：一种不直截了当，怀疑用想象来描写在现代史上已成定论的事情。这一点，请读者直接查阅现代史和革命史的书。传记的部分苦干没有新资料，斯诺和萧三的著作是基本的东西，同以前山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书没有变化。李锐和周世钊的书还没有介绍到日本，所以我认为这里有新东西。不过，本书不以传记为重点，所以作为两部著作的介绍是不完整的，虽然尽量避免同已出过书的重复，但重要内容不得不又一次作重复记述。本来，帮助理解诗词是叙述历史和传记部分的目的。但是用得过多或许被认为有意把文学作品分解成这些事实。文学作品是从现实生活中浓缩和升华出来的，这无需我来重复。我还是希望把它作为辅助性的东西来对待。

在诗同的翻译上，我努力使译文独立。这种日汉文混淆的风格，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大赞成，但完全译成日文时我又担心会出现与原文的距离（可能

把这种距离看成是译者埋没了诗人的素质），而且在说毛泽东的诗词时，一般认为读者是在寻求接近原文的东西。所以我尝试性地采用了这种风格。关于译文，我又重读了吉川幸次郎教授的《陶渊明》，坦率地说，想从中得到启示。本书的体裁也学习了吉川幸次郎教授和小川环树教授编著和监修的《中国诗人选集》。在考虑词解和译文时，该选集的《总索引》对我帮助很大。几乎靠他人的业绩和帮助出版的这本书，也不是没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

和工夫。不过，比起这种自负和得意，还是作为一名读者能把仅有的力量（尽管十分有限）献给对象更令人高兴。我的笔记上记载，把原书弄到手是去年1 月 25 日。当时，我哗啦哗啦地翻动书页，预感到里面藏着好东西。在我写信感谢惠赠此书的北京 H 先生之后，又忙了一时其他事情。实际上开始明白这些诗词的深刻含意是在于起来之后的事。而且即使在大致告一段落之后也还发现读得不够，这是真情。我在写书稿时，心中暗下决心，不把作者“毛泽东”作为前提，想当作无名诗人之作，看究竟能从这些作品中引出什么。果真引出什么东西来了吗？现在有一种明显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惆然若夫之感，我无法说清楚。尽管我作过假设，但作者是谁，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从这一事实出发，对作品进行评价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作为诗人的作者的不幸。而且，不幸的一部分也落到了注释者的身上了。

尽管如此，一些诗词是极为优秀的。想说是全部，但也有读者的爱好问题。首先是《沁园春》两首。这恐怕是谁也下会有异议的。如果问哪一首更好，那么前途尚属未知时代写下的《长沙》这首更让人喜欢。不过哪一首都很长，而且是全身心吟咏的样子。作为在日本生活的读者，不会没有感到心情过于沉重的时候。日常偶尔即兴吟诗的话，举出下面两首略带伤感的诗， 表明作为注释者的喜爱。现代汉语中的罗马字母注音是中国现行的方式，在日本也正在普及。

不过，可以举出几首《浪淘沙·北戴河》等以外的难于舍弃的作品，也有脱口而出的佳句。不知多少次返回对象，又从对象那里引出点什么的那种执笔期间的流程，直至今日似乎还在继续。作为公务人员，又作为革命家和革命领袖评价作者那另当别论，而作为纪念中国革命的作品，这个诗集中的几首诗词必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的《动仁之乱》那样，中国革命在不久的将来，下一代想深入了解革命家的内心世界时， 一定会即兴吟咏这些诗词的。

前面说过从把作者规定为无名诗人开始工作。但另一方面即便从对象那里引出什么来，也不乘势进行说教，这是我的自戒。但是毕竟还应该把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传播出去吧。还有未能发现的，或者虽有些察觉但加注把握不大的，未能充分说明的东西，虽然认为删去没关系，但又觉得可惜的部分， 保留下来了。可以想象在注释、记述和译文上一定有些错误，希望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修改。

本书所以能以这种形式出版，是因为得到了文艺春秋新社

出版局长上林吾郎、金子胜昭以及青木功一三位先生的特别关照。关于资料，除了武田先生借给的书和收藏的图书外，还给北京的 H 先生夫妇和内山书店添了许多麻烦。也借阅了中国研究所图书馆和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馆藏的图书。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各位朋友的各种好意鼓励， 这里不一一列举尊姓大名，献上本书以作友好的纪念。

（1965 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