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是贵州省仅次于贵阳的重要城市，它那四周高而厚的城墙显示了典型的中国城廓的风姿。由于遵义会议的召开，这座城市的名字在中国革命史上长期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恐怕这是开始长征时没有料到的，对于遵义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吧。

红军于 1935 年 1 月 4 日夜至次日晨攻占遵义，翌日毛泽东、朱德等随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纵队入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8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据说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刘少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们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坦率的承认错误的发言，因此会议的气氛对毛泽东有利。周恩来从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降到副主席，毛泽东任主席。”*

《决议》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以下几项，追究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仅从第一项中便可以想象革命的主体方面首先想研究胜利与失败的根本原因，笔者大概是毛泽东或与毛泽东有同一思想的人物。实际上，按照后来传出的消息，那是把毛泽东的发言变成了文章。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李德，但把这个《决议》收入 1948 年版《毛泽东选集》时，把人名变成“×

×同志”“××同志”，成了缺字。据说是本着憎罪不憎人精神做的处理。但关于李德，在《决议》中用华夫这一笔名表示。

按照朱德的说法，在占领遵义之前，红军的作战是在苏联骑兵出身的利特罗夫，中国名字叫李德的外国顾问建议下进行的，他是第五次反“围剿” 的负责人。朱德说他 1933 年进入中央苏区，是在那以后三年间唯一的一个外

国顾问。但据张国焘的回忆，好像还有一个外国顾问在 1931 年至 1934 年期间呆在瑞金。不管怎么说，他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一个西方人。斯诺说，利特罗夫是“与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的一个外国人”（黑点为笔者所加）。但这种说法不对。作为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还有朝鲜人毕士弟。他是林彪指挥下的第十五军团的师参谋长，有丰富的军事知识，为部下所尊敬。他是中国共产党员，长征之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进入山西省的作战中战死(11)。

利特罗夫，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德国人。莫斯科军事学院毕业后，作为“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正如朱德所说，他是 1933

年 10 月来到江西苏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

个名声很高的佛温·塞克特将军。利特罗夫屡次预料并猜中塞克特将军等的战术，这不仅使红军，而且也令南京的将军们吃惊。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正像在反“围剿”的经过中看到的那样，也有不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地方。长征开始后，在红军中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指挥方法逐渐产生了不满和埋怨。对比利特罗夫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这一事实，要求召开会议并最后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是一步也没有离开中国的人，这件事意义深远。

中国的文献把这件事说成是“此后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永远结束了”(12)，那种自然的感情也表现在“永远”这种形容词上，如果这里所说的“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指党内的“机会主义”的话，那是政治上的事，所以不会“永远”被根除。应索性讲复活的可能性应予警惕。在使用党的用语中出现这种矛盾的文章，暗示出这里发生了超越党内用语范围的大转变，那就是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在莫斯科和外国，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而且，如果说对谁负责的话，不是对莫斯科而是对中国民众负责，这也是个原则。“永远”排除外国党的干涉这种共同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就在中国共产党内牢牢地扎了根（这是后来在中苏论战中表现出来的中共主张的重要思想）。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也应该看作是与这种原则的确立表里一致。

想起来感到奇怪，不过也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芒，列宁、斯大林的光芒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遵义会议以后，也分给李德等人住处和发津贴，但谁也不去跟他们搭话了。朱德讲他们受到了抵制，就“同红军里没有他们一样”(13)有的材料讲，红军为缺乏烟草而苦恼，曾兴起用杂草代替烟草的风潮，据说带头的是毛泽东和李德两个人，不知他们是否把吸的杂草交换过⋯⋯。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又把遵义会议以后的战斗气息反映到词中，人们可以看到气字轩昂的诗境表现出来的那种变化。从作者所处的地位和长征的进行来看，从第 13 首《忆秦娥娄山关》到第 20 首《沁园春·雪》，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属于一个时期的作品群。这些作品同长征一起接连不断地把新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作者的诗境变得越发宏大，到第 20 首时达到了也可以

说是绝唱的境地。而且，其倾向已在最初的第 13 首中表现了出来。

遵义会议是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官邪召开的，现在已作为纪念馆保存着。据说解放后为修缮这座建筑清洗墙面时，发现到处都是红军战士书写的口号，那是遵从长征途中每人每天书写三次口号宣传革命的规定留下的。红军留下的不只是写在墙壁上的文字。解放后寻找长征足迹的剧作家宋

之的（河北省人，1914—1956）在遵义听到如下的故事：

<小马灯的故事>

对于文化落后的边境地区的人们来说，红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小卫生员的小马灯。这个小卫生员在深夜里去给老大娘医病。在归途中，他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杀害，身边遗下了一盏小马灯。据说老大娘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她保存了这盏神奇的小马灯。其后，在二十年的漫长的苦难岁月里，每逢人民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小女孩就把小马灯点起来，人们瞧着瞧着，痛苦就消失了，生活和斗争的勇气就恢复了，而且增长了。解放后，在当地人民成立第一个农业合作杜时，已长大成人的姑娘把它献出来了。它高挂在合作社门前的树梢上，每夜每夜，照亮着夜归的合作社员们的道路。

<红军坟的故事>

在遵义附近，红军作过战的地区，人们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红军坟。立刻，红军坟便成了方圆几百里以内的人们朝拜的圣地了。国民党的一个大官得知后，派部队挖掉了红军坟。可是过路的劳动人民都不约而同地往这个空穴内投一块石头。起始还是过路的时候投，后来几百里以外的人就专门赶来投了。没有多久，红军坟便比过去更为宏大壮丽了。

<红军还钱的故事>

红军某连连长陈树云，约二十年前，向遵义的老农民赵锦和买了一口猪。陈连长怕红军走后，农民受损失，他开了个字据。二十年后，红军果然回来了。赵锦和把字据拿到人民银行，人民银行立刻兑现，并且加了他十倍的利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