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诗”与“词”
这个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不是“诗”,而是“词”。“诗”与“词”在日文里的读音是一样的,但是现代汉语则不同,前者读 shi,后者读 ci.在创作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作诗的人叫“诗人”,填词的人叫“词人”,在文学史上是有明确区分的。因而,严格他讲,毛泽东应该叫“词人”。不过今天已不拘泥于此,似乎从广义的概念都通称“诗人”,而且毛泽东也作“诗”。
“诗”与“词”怎样区分?一般来讲,确实存在着先人之见,即认为诗是正式的东西,而词是不完整的东西。在日本,把词译成“短歌”或“小曲” 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吧。事实上,正如人们所说的“作为整个词作品的情调, 十分类似日本江户时代的短歌集《松叶》和《松落叶》等”那样,⑧在内容上有魅力的东西(就总体而言)很多,毛泽东填词,作为文化修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作为兴趣,不是也有人感到意外吗?
如果按照时代的顺序讲,首先“诗”的各种形式是在唐代(7 至 10 世纪) 固定下来的。比这晚一些,“词”在这之后的唐代中期出现,在接着的宋代
(10 世纪 50 年代至 13 世纪)盛行起来。如果包括诗和词,考虑广义上的诗的体裁的话,那么自然想到《诗经》是最古老的诗集。这是自周初到春秋(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7 世纪)把今天的陕西省中部,河南、山西省南部,山东省一带流行的民歌收集起来的东西,而且把收集到的作品的文体称作“诗”。稍后,是战国时代(公元前 5 世纪末至公元前 3 世纪)楚国的民歌,
又出现了屈原(公元前 340 年至公元前 278 年)利用这一民歌形式创作的《楚辞》。他的作品的文体叫“赋”。毛泽东的词的高雅格调有与《楚辞》一脉相通的东西,如果想到《楚辞》是把湖北、湖南两省作为其地域的话,那么热爱长沙、热爱湖南的毛泽东,为屈原所吸引,爱读《楚辞》也并非不可思议。屈原在洞庭湖和湖南北部流浪之后,
在长沙北面的泪罗,湘江的支流汨水投江,恐怕也有因地理上的亲近感而给予的关心吧。据说毛泽东念书时的笔记足足装满一柳条包,但是在 1927 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时*”,故乡的亲戚担心有后患,就在其故居的后山上给烧掉了。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从灰中拾出一些保存起来,现在还收藏有两册,其中一册是有 22 页的《楚辞》中的《离骚》和《九歌》,是用工整的毛笔抄写的全文。⑨
“诗”和“赋”都是在汉代(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兴盛起来的。五言(一句五字)的“诗”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在这个时候,七言(一句七字) 也是在汉代以后发展的。这种诗迎来极盛时期是在唐代,在一般所谓的唐诗中,各种诗体极为发达,但是律诗和绝句作为新的格律诗固定了下来。哪一种的长度都是一定的(律诗为八句,绝句为四句),韵律是一定的(诗中不变韵)、平仄一定(遵从两种固定的排列法)。律诗进而又有第三、四两句, 第五、六两句必须对仗的规则。所谓对仗,例如:“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味道《正月十五夜》)那样,两个句子暗尘=明月,随=逐,马= 人,去=来,是明显地由对应的词组成。律诗和绝句是后来的,所以叫近体诗,这以前的诗叫古体诗。
“词”是在这种近体诗确立之后逐渐出现的,我们可以从句子长度相同的定型诗(律诗、绝句)发展到句子长度不同的新定型诗来考证发展的潮流。关于它的起源,众说纷坛。从诗型来看,可以认为是从“诗”演变过来的,
也可以认为同音乐史上新乐器的流行和民歌的流行有关系。也有把“词”叫作“诗余”的,这是把它看作是可以增减诗的字数,由诗派生的这种看法的别名。但是,它还要伴随音乐咏诗,在不合拍的时候,需要加进插曲,增减字数。所以还同音乐有关系。当时作为配合从外国传来的曲子的乐器,使用琵琶。但是琵琶有 28 个音调,
音律又富于变化,不能与排列同样长度的句子的“诗”合拍。因此,据说长短句的歌词成为一种要求便应运而生。⑩这样,所谓的“词”便具有“歌词”的意义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叫作“曲子”的民间歌曲是词的起源, “曲子词”的简称叫“词”。(11)
与“唐诗”相对有“宋词”的说法,词是宋代盛行起来的,当时是有音乐伴奏的。这种音乐现在已经失传了,但在当时是很多的。与这些音乐相配合进行填“词”,即使是同一个音乐也有填不同形式“词”的情况。有人曾统计过,有 800 余种曲调,2300 余种形式的词。另外,每种形式的词长短句的一句字数、平厌排列、押韵和对仗的方法都有严格规定。在一句中只用一个字的地方,不可以排出两个字、三个字。于是便出现了表示这种固定规则的“词谱”,借助它如同镶嵌东西一样把文字填到里面去,故别名叫“填词”。把调或曲调的名称叫“词牌”。当初使用随调“词”的起首和语句,但
是“词”逐渐脱离音乐而独立出来。为了进行“词”的创作,偶尔也选择其调,那只是一种符号了。例如,这个诗集的开篇《沁园春》,过去是在词中咏唱沁园之春的,即咏唱附有东汉明帝的沁水公主的庭园之春的歌词,故将此曲调称作《沁园春》,而且固定了这一曲调的规则。不过,与这种故事来历无关,别人可以只利用这种固定的文体咏唱别的事,为了方便把《沁园春》这一词牌作为自己使用的文体符号保留下来。
这样,了解规则的读者(不了解时参照“词谱”等)清楚字与句的段落、押韵等,所以能够较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因而,词牌不是题名。在“词” 中不加题名,如果加题名是作为注释放在词牌下。词牌与“词”的内容一致, 原封不动地成为题名时,把它叫“本意”(这个诗集中《满江红》或许可以说是本意)。词牌虽然有各自的由来,但是与对词的内容的理解无关,所以在这种文章中全都省略了这些说明。
“词”短的只有 14 个字,长的有 240 个字不等。根据其长度的不同又分小令、中调和长调。一个“词”有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之分,把它们叫作前阕和后阕,或前段和后段。把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变化叫“过片”,有人说这里也可以变换意思,但还是意思相关的为好。毛泽东大体采用相连接的。对偶、押韵、平厌都由词牌统一规定着,但是大体上是近体诗的延伸。也有必须用一个字写成的地方,把这称作“豆”,或叫“一字豆”。如果用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来说明的话,前阕看、问就相当于“豆”。“怅寥廓” 的怅也是“豆”,但是这里用三个字归拢起来好些。怅(一个字)、寥廓(两个字)的分段不是绝对的要求。所以在后阂的同一个位置用曾(一字)—— 记(一字)——否(一字)构成一句,后阕恰、到,是指定的“豆”。
尽管是这样烦琐的诗型,但是人们所以选择它进行文学创作,大概是因为“词”属于与“诗”不同的世界,“诗”中不能吟咏的,它可以吟咏吧。它是需要有音乐配合的,即在有歌妓娱乐的地方里咏唱,所以它可以表现男女爱情的心理和女性的姿态等在“诗”的固定世界里无法表现的东西,如果假托女性的口气,即使吐露真心话也不会被责备。今天,把中国的文学史上
的某些“词”当做不健康的作品予以排斥,然而所谓的不健康之处,恰恰就是其魅力所在。在苏拭(四川省眉山人,号东坡,1037—1101 年)出现之后, 把“词”男性化了,似乎更吸引着人们。由于它比近体诗的字数多,可以加进更多的事实和感想,而且由于一首词分前阕和后阕(也有不是这种情况的),可以对照比较今昔,内容有变化。毛泽东作很多词,恐怕也是为了便于充分地表达自己思想吧。
苏拭以前的“词”,作者即便是男性,内容也属于女性。说“词”是代言体,恐怕也是从说它是异性的代办这个地方来的吧。评价的标准,社甫和李白等为代表的诗是以阳刚之气为好,词则相反,必须使用委婉。忧郁、幽深和情丽这类常用的套话。对丈夫和恋人的爱情,嫉妒,怨恨,由于季节变化的伤感,悲哀,在外地的孤独感,这类东西作为词的题材占有最大比重。词发生大变化,应归功干苏拭。“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
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这种评论很好他说明了他在“词” 发展历史上的地位。不受以往狭窄题材和用词的束缚,在诗和散文的领域中也注入了“词”,在思想上开拓了高境界。词从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才好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作为足以倾注文学创作热情的体裁确立了起来。粗略地把他以前的词的倾向当作婉约(斯文)派,把他看作是与此对立的豪放派的开山祖师也合乎道理。在“诗”的体裁上,他不仅打开了奔放的幻想、精密的观察和表现、开展诗论等新境地,而且在押韵上制定出必须用与友人诗中使用的同样但文字押韵(把它叫作和韵或次韵)的规则,以此曾试验过怎样才能从束缚自己的手脚中解脱出来,在“词”中,同样不仅谋求过题材和表现的扩大,而且试验过大量使用和韵和典故,进而把他人和自己的诗很好地纳入“词”中的技巧。在他的“词”作中,《水调歌头》和《念奴娇》特别著名。
作为苏拭以前的词人,有专门赞美女性的容貌、服饰、姿态的晚唐的温庭筠(山西省人,812?—866 年),由于将受其影响的词人韦庄(陕西省人, 836?—910 年)编入词集《花间集》(后蜀的赵承柞编于 940 年),而被称作花间词派的鼻租。在五代(10 世纪)被称为南唐词人的群体抬头,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李煜(937—978 年)。他是五代乱立的小国家之一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所以也称李后主。丧失皇位后,其词已不再采用充满深刻的悲哀, 像以前那样借用不幸女子的口气吐露自己心境的手法,而是直接宣泄自己的心情,给后来的豪放派手法以影响。进入北宋以后,柳永(福建省人,987?
—1053 年)出现了,接着出现的是苏轼,在苏轼之后出现的是毛泽东也喜欢读的李清照这位女词人。她为避战祸,与夫来到江南,丈夫病死在南京后, 她孤独一人在杭州一带苦度晚年。李清照身上有封建社会女子常见的那种自卑感情,她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填了浅显易懂、带有独特性的“词”。她在婉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最近的文学史研究中,有种倾向认为,她兼有豪放派的特色。南宋(12—13 世纪)受金压迫之后,爱国感情强烈,出现很多反映这种情况的词人,其中辛弃疾(与李清照同是山东省济南人,1140
—1207 年)很有名,与其齐名的著名爱国诗人是陆游(与鲁迅同是浙江省绍兴人,号放翁,1125—1210 年)。
毛泽东的“词”,在气势宏伟和感情豪放方面,继承了豪放派的体系。但是,从各个重要处的用词上表现出来的女性式感觉来讲,在本质上与婉约派有共同之处。就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也有婉约派式的作品,所以这
并非不可思议。可以说,毛泽东从两派最突出的长处中吸取营养,把自己的作品精炼到更高层次的诗境。而且,他的个性本身具备那种复杂性,所以由个性喷涌出来的词自然具备那种格调。在用词上大胆地采用现代汉语,而且加进现代的事件和人名,这也表现出一种超越两派的延伸和综合的新鲜感。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937 年第一版。字佐美诚次郎译,日本筑摩书房1952 年出版。
②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3 年。
③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田边和一译,日本东和社,1953 年。④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高杉一郎译,日本三铃书房,1961 年。
⑤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50 年。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欲》,高杉一郎译,日本三铃书房,1961 年。
⑦冈崎俊夫:《毛泽东与词》,1957 年发表。收入《天上人间》,日本同文集刊行会,1961 年。
⑧小川环树:《苏拭》、《中国诗人选集》,日本岩波书店,1962 年。
⑨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年。
⑩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年。
(1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大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