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长沙到武汉1.从长沙到武汉

《沁园春长沙》到第 2 首《菩萨蛮黄鹤楼》的两年间，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定，十分复杂。不仅整个社会大动荡，而且在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部，各自也都出现了矛盾和纠葛。作为社会上的大事件，首先应该举出“五卅事件”和“北伐”。在写《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的前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就总体而言，用中国革命史的语言来讲，中国革命蓬勃兴起，革命的惨重失败也在这两年间。如同《沁园春长沙》总结了以前的生活那样，可以感觉到在《菩萨蛮黄鹤楼》中，作者以这两年为背景，流露出对革命的深切感情。

正如 1925 年“五卅事件”所象征的那样，这个时期高涨的工人运动是惊人的。所谓“五卅事件”，是指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经营的纺织厂发生纠纷时，向工人开了枪，由此引起工人的抗议运动和反帝运动。在英国统治的香港，十几万工人撤回广州，使香港一时变成死港的“省港大罢工”也是受“五卅事件”的影响。1925 年，有组织的工人为 54 万人，翌年达 124 万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工人是多么快地提高了觉悟。

从长沙别武汉以这次“五卅事件”后的工人运动的高涨为基础，1925 年7 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以前称大元帅府），又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为核心，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被组织到广东省农民协会中去的农民支持它。农民协会会员也从 1925 年仅广东省有的不到 20 万

人，急剧增加到翌年的 62 万人。农民们组织起自卫军协助封锁香港，并为罢工中的工人提供资金。

另一方面，在北方，中华民国只是徒具形式，成立了执政府。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各军阀或联合或对立打内战，但是由于受“五卅事件”后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安徽省人，受孙文的影响，基督教徒，1880—1949 年）把自己的军队改称国民军，并与奉系军合作大破直系军。段祺瑞（安徽省人，1864—1936 年）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注北京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成立了执政府。段祺瑞对外实行屈从政策，对内镇压反帝运动。向北京的反帝游行队伍开枪，枪杀四五十人的就是他的军队。鲁迅把这一天叫“民国以来最黑暗之日”（《无花蔷薇之二》，收入《华盖集续编》）。那是 1926 年 3 月 18 日的事。这天，一起上街游行并负责指挥的李大钊也负伤了。由于国民军的出现，在中国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低潮。

与北方的停滞形势相反，南方的革命正迎来高涨时期。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试图讨代北方的反动军阀，在中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北伐军总司令是蒋介石（浙江省人，1886 年生），但是他不仅把军队，而且把国民政府支配的各省的民政和财政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下，完成了军事独裁。孙文为了同段祺瑞商议，去了北京，1925 年 3 月12 日在那里病逝后，国民党右派企图赶走共产党，另立国民党中央。所以左

派于 1926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承了孙文留下的政治遗产——国共合作。蒋介石此时属于左派，他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施展阴谋进行排除中共势力的工作，大肆逮捕共产

党员（当时，周恩来也遭到逮捕）。毛泽东主张给予反击，但是陈独秀却一再妥协让步。“北伐”本身虽然有这种内部的纠葛，但是前进是顺利的，罢工中的工人发挥了运输队等的作用，进入湖南省以后，毛泽东组织的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煤矿的工人也参加了北伐，此外铁路工人破坏铁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等，北伐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北伐军的内部，由于共产党员形成了核心力量，当然应该算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据说特别是共产党员叶挺（1924 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被蒋介石投入监狱，战后释放。在返回延安时，因飞机故障而死，）率领的，几乎全都是共产党员的士兵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英勇善战，严守纪律，深得民心。国民党中央违背蒋介石的意愿，不是在南昌而是决心把叶挺部队警备的武汉作为新首都，这可以说人们已经公认“北伐”的真正功绩属于谁了吧。

武汉也叫武汉三镇，它是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的总称。在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处，隔江紧密相连，现在已合并成武汉市。作为长江中游的大城市，除有美英资本的烟草工厂和日本资本的纺织工厂等外，海关和邮政都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所以“五卅事件”时，这里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英国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还切断租界的电源，乘着黑暗将尸体扔入江中。在决定武汉是新首都并召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时，在上一次的同一地点，英国水兵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 60 余人。对此，武汉政府立即接管了英租界。这里反映了苏兆征（广东省人，总工会执行委员长， 1885—1929 年），刘少奇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情况。

蒋介石与对这种革命运动感到威胁的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在南昌和九江镇压了共产党，其后又对通过三次武装起义将上海夺到手中，以此来迎接北代军的该地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这就是“四一二政变”。这一天之后，不仅在上海，而且在东南各省都发生了流血事件，在广州也出现了屠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并号召全国讨伐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封锁了武汉，使得武汉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动摇。在武汉政府的军队中，又出现了叛乱，在长沙，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被杀害。7 月 15 日，武汉的汪精卫（名兆铭，原籍安徽。追随孙文从事革命，1940 年与日本合作成立了“纯正国民政府“。病死于名古屋。1883—1944 年。）一派决定赶走共产党，在进行了不亚于上海“四一二”的大镇压和大屠杀之后，与南京的蒋介石联合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结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五卅事件”时，毛泽东在湖南的农村搞农民运动，大概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吧。不久，因为有被捕的危险，他去了广州，担任了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报》的编辑。在 1926 年 1 月 1 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亲自拿起教鞭。然而在同年 5 月，蒋介石实行党务整理案，于是，从中央的各部长中排除共产党员。毛泽东担任了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自 12 月开始用约两个多月的时间考察了湖南省各地的农民运

动。因为北伐战争以后，高涨的革命空气充满了农村。据同年 4 月的统计，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会员达 518 万人。在考察途中他只在家呆了三天。

出现在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受到男女老少近千名群众的夹道欢迎，他们互相坦率地交谈着。他在欢迎会上的讲话，通俗易懂。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一

个农民，记得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是：“世道变了呀！过去只有手推车，走路靠步行。但是现在已经有汽车了，早上从湘乡县去湘潭买肉，回来吃早饭都来得及。”他身着中国式的上衣，行李只有提篮和箱子，带着雨伞。他同农民边走边聊，遇到路上有杂草刺时，他就用伞拨开让农民先走，①长沙的欢迎会也是盛大的。这个时候的考察报告就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明快地揭示了被谣言和误解笼罩的农村斗争的真相和意义。从湖南省委员会的机关杂志《战士》连载这个《报告》便可以想像出他的《报告》是多么让入盼望的文章。反动派到处传播农民杀人放火的谣言，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屠杀了大批农民和农民协会的干部。北伐战争初期，赞扬农民参加北伐军的反动派，在农民斗争从 1926 年 10 月开始以不法地主和当地的封建富豪为对象之后，他们便集结力量进行攻击了，在各地发生了殴打事件和杀害事件。毛泽东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他甚至说“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这些话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去了）。党的机关杂志《向导》和汉口的《民国日报》中途停止连载，也是因为毛泽东的这种明快的评价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发生了冲突吧。1927 年 4 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上没有了毛泽东的名字，似乎也说明了这段时间的情况。当然，毛泽东提交大会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被元视。但是，在前一年的 12 月，在他受欢迎的长沙举行的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一，即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于共产党大会的翌月在武汉实现了，毛泽东被选为主席，虽然受到党的主流的排斥和打击，但是可以说，自下燃起的实际运动与他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为严厉批评采取错误路线的党中央主流而写的（1927 年 5 月，在长沙发生了反革命恐怖活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转入地下，但是其后在长沙秘密会见毛泽东的谢觉哉记得毛泽东说“必须搞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他痛骂怀疑土地革命的同志是“黑眼晕”。“黑眼晕”是湖南方言，一种头昏目眩要摔倒的疾病），大体上在同一时期写的词是《菩萨蛮黄鹤楼》。如果说长沙是他的青春之地的话，那么有黄鹤楼的武汉则是他的革命之地了。在革命与反革命对立达到极点的形势下，如何对待令人不快的党内斗争，已经摆在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