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越过中苏对立 1.批判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赫鲁晓大1960 年6 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的攻击以及一齐撤走派到中国的技术人员，进一步加剧了其后的“对立”。但是这也是以前“对立” 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清楚了，1956 年 2 月的苏共“二十大”是其具体“分歧” 的出发点，从此以后逐渐发展成“对立”或“对抗”。“二十大”开始出现的“分歧”，表现在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上。特别是关于前者，毛泽东直接提出意见，这表明批判斯大林的余波不小。按照中共文章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

（关于斯大林问题），⋯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①

为什么说苏共领导人是错误的？据说“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缺乏自我批评”，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②。然而 1956

年 4 月以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执着。如果答应这个要求的话，米高扬和赫鲁晓夫那不是全部否定“二十大”上的发言了吗？读到中共文章所说“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并领导能够改正错误”③一段话，便可以明白毛泽东的要求不只是把自己的见解通告给对方就完了。然而，在这一点上，恐怕毛泽东的估计有误，不是吗？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在于通过批判斯大林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措施赢得苏联群众的极大支持，对于这一点大概他自己是明白的吧，所以不可能接受。关于毛泽东批评的三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和苏斯洛夫 1964 年 2 月的《报告》都没有进行具体的反驳，只是把它作为“个人崇拜”的一般问题加以反驳，这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体制中也曾很活跃不无关系。中共指出，他多次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这与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的指责之间有矛盾。④而且，中国共产党本身把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盲目地服从斯大林的“错误”作了如下的夸耀，但就是对于这一点，赫鲁晓夫或许很难拿出自己的同样值得夸耀的东西来。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

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

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⑤

像这样的文章，假如中苏关系不是变成这种样子，恐怕中共永远也不会写出来，只会将就下去的。特别是一想起三十年代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主张” 的影响，丧失了江西省中央苏区，许多人牺牲了，革命运动受到重大损失，应该说在这篇文章里还是抑制在起作用。

关于这种国际间党的关系，尚未充分地总结出经验来。“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的中国共产党在伦理上是高尚的，尽管如此，不能说斯大林就没有责任。因而，认为“负责任”的是“中国自己”的中共这一见解，抓住了在中国消除斯大林的错误，防止再次出现错误的根本所在。但是，命令“接受”和“实行”的斯大林的“责任”理应存在。将其责任确定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与“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相区别，难道不是更合适吗？

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共对斯大林的错误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公正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如何对待斯大林在当时是最难的问题，正因为在正确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中国革命才获得了胜利。如果对这一方面给予特别的评价，不能不说对斯大林采取独立的做法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红军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壮大成长，而且战胜了得到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军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革命的简单证据。尽管如此，中共为什么不否定斯大林的“权威”，而且在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恶化前还试图反对那种“权威”的丧失呢？

按照苏共的说法，那是因为中共正在滋长“个人崇拜”。然而更为现实的主题也许被隐藏在斯大林批判的背后吧。双方的争论也好，公开信也好，都十分谨慎地回避斯大林的权威和中共的权威共同产生的事件——朝鲜战争。关于中国革命，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共在内部进行过“批判斯大林”。所以，即使斯大林的权威丧失了，那也不会影响到中共的权威。斯诺也说，斯大林参与了 1950 年朝鲜战争的扩大。“帮助树立北朝鲜政权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他们还留在主要的位置上。事先不与斯大林协商，并得到他的同意，计划这样充分，实施这样的武装进攻是不可想象的。”⑥而且，“在战争爆发的同时苏联的顾问团从朝鲜撤回，后来中国志愿军取而代之这是事实。”斯诺写道，“怀疑主义者甚至说，朝鲜战争把美国引进与中国无法解决的纠纷之中，这是斯大林想出来的主意。”然而，或许把这个“美国”和“中国”调换过来也可以吧。1960 年在北京参观军事博物馆时，陪同我们的人说，“向朝鲜派志愿军是毛主席决定的。”我当时的印象是，有不少人反对和怀疑，最后是毛泽东的果断实现了中国的介入。毛泽东当时的果断决定是否与斯大林无关，不得而知，但是除了保卫中国这一目的之外，不能认为没有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使命感。

结果，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前面也有所涉及。据说在批判斯大林之后，从莫斯科的市民中公然传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随便发动的（同斯诺的推测一致），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的议论。只要批判斯大林还在发展，真相会水落石出的。但是对于流血的人们来说，心境怕是复杂的。由于情况不同，这也关系到中国和朝鲜领导人的“责任”。“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这种

不满，大概不是没有内容的吧。赫鲁晓大批判斯大林，可以拒绝斯大林的“责任”遗产，然而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偿还当时借款的“责任”今天还继续存在着。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借款，其中最大部分是中国为了从苏联购进军需物资而使用的，⋯⋯这些军需物资的大部分是用于并消耗在抗美援朝中了。⋯⋯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用现货偿还苏联的这些借款，这在中国向苏联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⑦

据估计这次抗美援朝出现的对苏欠债为 15 亿 5000 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