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的社会活动

毛泽东最初的社会活动是组织新民学会，它于 1918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正式成立。毛泽东制定的规章严格规定了生活上的戒律。会员资格是： “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参加成立仪式的有 13 个人，但是翌年

五四运动时已发展到 70 余人，他们活跃在长沙和湖南省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中。开始他，‘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⑩，于是用二十

八画生这个自己姓名的笔划数作笔名，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的广告撒到各学校去了。据说女子师范的校长怀疑广告的目的，特意访问了联络地点，查明了本人。（11）对广告做出回答的只有三个人（12），毛泽东自己记得是三个半人，所谓半个人是指后来作为中共的李立三路线而著名的李立三（湖南省人，现任中央委员，华北局书记，1896 年生）。他说，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13）

新民学会成立三个月后，开展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宗旨是在法国边劳动边上学，学习欧洲新的制度和思想。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积极协助，徐特立及蔡和森全家等 30 多人参加了这一运动。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就是为了照料暂时集结北京的这些人，促成其愿望的实现。1919 年初赴法勤工俭学者终于从上海乘船出发时，人们知道毛泽东决心不去留学都十分吃惊。徐特立再三劝他，但是他以更想了解本国的事为由拒绝了。

这次赴法留学运动，不仅使湖南知识分子向海外打开了眼界，而且也从留学生中培养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毛泽东自己没有去是耐人寻味的。他自己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4）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使命感。（15）但是对长沙的强烈的眷恋和期望似乎也是事实。

据说 1921 年 1 月他和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进行 4 天讨论，当时在长沙的全体会员的意见是去法国留学，还要大力向东南亚发展。对此他是这样讲的：

“我不想离开长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想在这块土地上为学会打基础。”（16）

毛泽东去北京是 1918 年 9 月，但是翌年 1 月去上海，4 月回长沙。对于北国的冬季景色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十分赞赏它的美丽。虽然贫困，但是生活上还是有基本保证的，而且与杨昌济的女儿开慧堕入爱河。不过他并非留恋北京，如果有离开北京的机会，还是以长沙为生活和活动的根据地的想法，在他从学校毕业后逐渐走进社会踏出第一步时就相当强烈和巩固了。在北京时，杨昌济想在报社为他斡旋一个职务，他似乎也很感兴趣。但是他那把自立和人生道路放在长沙进行开拓的决心，想来该是对去长沙时自己提出问题的回答。

1919 年 4 月，自北京经上海返回长沙以后，在 1921 年 7 月作为湖南省代表与何叔衡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在长沙的活动十分出色。那不是焦躁地在暗中摸索，而是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年轻人的才华和热情爆发出来的印象。第一首诗里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遭”是他

在这两年里活动的真实写照。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游行影响到全国后，湖南当然也

毫不例外地出现了排斥日货的动向。毛泽东于 6 月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以此为中心组织了可以说是国民统一战线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作为下级组织，有个叫救国十人团的基层组织，但是 7 月中旬，就发展到 400 人以上，10 月进而又根据增加的数量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它的副总干事，就是第 26 首《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追忆的“柳”——柳直荀。

7 月，他创办了学生联合会机关杂志《湘江评论》，每期都有著文，其中第二、三、四期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北京的《每周评论》评为“眼光远大，议论明快，确是当今之重要文章”。四川省成都的周刊《星期日》和北京的《又新日报》也都全文转载，一些杂志还发表了评论文章。毛泽东注入《湘江评论》中的热情是惊人的。在上海送走留法学生返回之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修业小学校，在高等小学部每周讲 6 个小时历史课，以此维持生活。同时把剩余的时间都用在社会活动上了。当时的朋友曾回忆说，《湘江评论》上刊登的文章几乎都是他执笔的，封闭后外稿没有了，他边忍受炎热和蚊子咬的折磨，边彻夜写稿子。写好稿子后还要做编辑、设计版面和校订工作，有时甚至去街上叫卖。月薪刚够支付伙食费，据说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子，旧的竹凉席，几本书兼作枕头。灰色的长上衣和白色裤子都是棉制的，而且都是破旧了的。朋友们看不下去，想借钱给他，但是被他拒绝了。

由于军阀张敬尧（1918 年 3 月至 1920 年 6 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镇压，《湘江评论》在出完第五期后停刊了。虽然只有一个月的生命，但是影响却很大。毛泽东也曾就社会问题在报纸上写过评论。这一年的 11 月，在长沙发生花轿内嫁女自杀事件后，他第二天就在长沙的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评论这一事件的文章，指出：“这一女子的自杀是迫于环境，所谓环境是中国社会、家庭和嫁出的地方。在这三面铁笼里她无法生存，于是死去。” 其后，《大公报》上又刊登数篇关于这一事件的评论。据说由此事件引发，报纸上相继刊登了 20 余篇谴责封建制度的评论。毛泽东自己在 14 岁时，由

双亲作主让他与一个 20 岁的女子结婚，尽管没有同居一次，但是他一定深深地感觉到那种不合理制度的弊病。已觉醒的青年都已痛感同样的烦恼和愤怒。为北京传来的五四运动的潮流和亲眼目睹周围发生的事情所刺激，在长沙的几所女子学校里也出现了加入新民学会的女学生。而且从 1921 年开始，男学校向女子打开了门户，毛泽东的恋人杨开慧在这一年与几个同学转入岳云中学。她因为剪短发而被迫从福湘中学退学了。第一师范和岳云中学是长沙男女同校的最早学校。

接着 12 月，开展了针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排斥日货游行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在学联会议上提议举行全湖南省大罢课，在长沙，包括部分小学校在内，学生一万三千余人参加了罢课。学联进而向各地派出代表团，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为了向内阁请愿，在新华门前耐心地等待了几个小时要求接见，那是 1920 年春的事。新华门面向长安街，在天安门西侧，现在已用朱红大漆涂抹锃亮，门的两侧有卫兵站岗。门里面可能是一些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住处吧。从过去他曾徒劳等待接见的那个大门出来，不远处就是人民大会堂。据说毛泽东只带几个卫兵步行过去。毛泽东自己讲在第二次去北京时，他热心地寻找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于他的人

生来说，来北京具有重大意义。记下他这些话的是埃德加·斯诺。日译本译成：“从此以后，从没有犹豫”，但是中文本译成“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谁都不想误译，但是考虑到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似乎可以看出这种译法的细微差别吧。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发展运动，又从北京赶到上海，与在上海的湖南省人联系。但据说生活是很苦的，他的生活费来源是为洗衣房收罗和递送要洗的东西，不过多数收入却作为收罗和递送时的电车费而支付掉了。然而，这场运动成功了，6 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省。当时，一位正在中国旅行的日本人出于好奇，要求会见湖南督军张敬尧，他记下了几乎有一个连的士兵到旅馆迎接，然后护送到督军府那令人吃惊的场面。这个日本人被让到一个特别的轿子上，前后各有陆军中尉骑马保镖，“我确实得意洋洋，那是在中国旅行中最得意的时刻”。然而见到张敬尧后，由于没有话题可说，因此很是难堪。“张敬尧有四大天王，其中之一是他的弟弟敬汤，⋯⋯他在会见我时也坐陪了，⋯⋯我得到了关照，但是在这次会见的一周后，我按预先安排，离开长沙去岳阳楼游玩时，湖南发生了兵变，首先他的这个弟弟敬汤被杀，而且将其首级示众。”（17）这作为对毛泽东的词的解释，或许是题外话了。词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万户侯”说的可能是军阀们在长沙显示威风的样子。后来，毛泽东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如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文化书社等。这样，与新民学会的亲密朋友们见面谈话的机会就没有了。于是他成立了星期同乐会，约定每星期日去长沙附近的名胜古迹游玩，为的是增加亲睦和休息。他们也去水陆洲。“携来百侣曾游”这一句大概包含着对那些星期日的愉快回忆吧。据说实际上这个组织只有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