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的各篇文章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论战与对立为什么发生？推测作为被隐藏起来的动机是与批判斯大林和朝鲜战争有关。但是按照 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编辑部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说法，“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除了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之外，又举出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讲，给世界形势带来根本性变化的十月革命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对此，中共从一开始就表示怀疑，在 1957 年 11 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特别就和平过渡问题同苏共代表团有争论，而且在通过的《宣言》中写进了“非和平过渡”和“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两项。然而，在中共看来，其后苏共领导内修正主义在发展，最后在 1960 年 6 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共发动突然袭击。11 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但是根据中共代表团等的主张，加进了谴责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的条款。然而在签署二十四小时之后，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的党代表团的宴会上喋喋下休地大谈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争论在开始那段时间是当作意识形态问题的。在半年后的 1964

年 2 月 29 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中，作为对苏共提出来的问题的答复举出了（1）中苏边界问题；（2）援助问题；（3）苏联专家问题；（4）中苏贸易问题；（5）停止公开论战问题；（6）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问题。

、（6）另当别论，这些都属于国家间外交问题性质的东西。一定是从争论中派生出来的问题，但却是邻国问有经济关系的国家间的问题。而不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题目。冷淡了的两党感情，导致的首先下外是清算双方货惜关系的问题。

然而，作为以前提出争论的题目，可以举出（1）战争与和平问题；（2）和平共处问题；（3）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4）民族解放运动问题；（5）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6）个人崇拜问题；（7）全民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等等。争论涉及国家关系方面，另当别论，这些都是当代的结构和矛盾的反映，因此想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困难的，然而无疑又是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我们必须与那些具体的过程如是谁先挑起的争论？提出那些主张的背景是什么，被隐藏起来的动机是什么？等分开研究。这些既是一般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同我们生活的当代关系密切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必然十分关注。看来苏联与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即两大共产党的对立就要表面化了。

人们感到争论已进入对立和对抗阶段，在看不出有和解的征兆的情况下，分裂不是已成定局了吗？这种观察已逐渐地明确下来。1958 年 8 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北京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双方极其满意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和日益巩固着兄弟般的友好、全面合作和互助的关系。⋯⋯两国建立在完全平等和同志般互助的基础上的团结和合作具有伟大的生命力，这种团结和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迅速前进，而且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⑨

这样的党、政、民之间的“友好”，现在已经被切断了。如果在“友好”，的名义下“美化”压制相互的合理主张，势必不能顺利地从事实出发考虑问题，那么，双方完全根据各自的主张重新研究边界线的划定、借款和贸易，这反而是一个“进步”。这种公开发表文件，不另外在内部就重要问题进行交涉和争论，而是双方公开表明自己论点的办法，给一般群众提供了独立思考是非曲直的素材。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政治是光明磊落的。如果两党的领导不是把争论的解决当作“权威”的解决，而是在选定政治的合理方针这一层次上处理问题的话，那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赞扬的“友好”关系一定会在更高层次上得到恢复，而且它将有利于世界和平。

如果从第 37 首中“一万年太久”这一句来看，毛泽东认为，解决这场“中

苏对立”，进而实现人类和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据报道，毛泽东于 1959 年 2 月，对访华的法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一位成员（36 岁）说，“你最年轻了，你大概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下台。”⑩不过，赫鲁晓夫却出人意料地过早下台了。当时，毛泽东认为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中国方面的文章，从风格和引用毛泽东已发表文章的作法上看，不是毛泽东执笔的，这些文章大概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的，或者毛泽东作了校阅，有若干修订吧。就总体而言，这些文章的文字有些呆板单调。在叙述毛泽东的意见时，专门作了说明。这只要看署名便可以清楚，这里无需再提了。不过，1951 年号召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节，后来在谁的文章里曾作为毛泽东的文章引用了。那是作为领导人的指示引用的。文章格调高，非毛泽东无人能写出来。后来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所以给人留下了印象。另外，文学家胡风受到批判时，发表的有关文章的序文也不是个人署名，不过从调子来看，很显然是毛泽东的风格。在中国的官僚机构中，把批准和评价下面呈上的报告类东西叫作“批”（老师改学生作文的评语和在古典小说要点上加注也叫“批”），用这种“批”的形式写的东西，就是批判胡风文章的序文。前面提到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文章，也是对下面党的书记“报告”的批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1)这套三本的丛书，就是由下面的。“报告”和有关“批语”组成的，“报告”是下面实践的记录和概要——包括从这里引出来的思想，而且这些实践是在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毛泽东在开头写了短的“批语”，三册中收录的言论似乎与毛泽东的著述具有同等价值。而且，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像这些“报告”一样，是从现实的实践中形成的，所以写“批语”本身对于毛泽东来说，是自己的思想再一次地从现实的胎年诞生的重复过程。

无毛泽东署名的片断文章，在解放后大概有很多。在中苏论战的各篇文章中，不可能不包括某些片断，不过作为中文读起来，总觉得缺少毛泽东文章中的格调、寓意和乐趣，这是不可否认的。即便读完了这些文章，也感觉不到文章中本应有的一种人格的存在。我想这表明了“论战”本身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展开的。如同朝鲜战争、围绕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纠纷和日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一样，当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没有发表文章（作为舆论发表的某种言论是另外的问题）。即使在中国遇到“对立”时，这似乎也是特异的情况。如果从毛泽东的从实践形成思想的方法论来讲，这种“对立”本身还是实践的过程，外界可以通过那些“批语”大体掌握其方向和决

心。论战的各篇文章，同毛泽东既有联系又有距离。这些文章的论点与诗集作品是有距离的。不过也有相互联系的方面。我觉得有必要把对理解作品有帮助的情况作些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