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左”翼分子排挤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对埃被加·斯诺说：“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31)

在 1931 年 11 月 23 日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项英和张国焘），所以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不过，把这个与被看成是中国共产党正史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用的话，书中作了如下记述：

“‘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也不得不迁入中央红军根据地。临时中央到达红军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等会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

《菩萨蛮》不是写当时的战斗，而是回顾以前的战斗。这也与过去以同红军一起战斗为题材的一系列“词”略有不同，这恐怕是与被“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有关系吧。

所谓“左”倾教条主义集团，是指陈绍禹（王明）（安徽省人，现任中央委员，1907 年生）、秦邦宪（博古）（浙江省人，延安《解放日报》社长， 1907—1946 年）、张闻天（洛甫）（江苏省人）、王稼祥（安徽省人，现任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何子述（不明）、沈泽民（文学家，茅盾之弟）等，他们是留苏学生出身，所以也叫留苏学生派。他们自 1926 年开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春该大学校长、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米林。

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时候，随米林一起回国。燃烧着年轻人热情的他们与当时支配共产党的李立三形成对立，在不顺利的党内斗争之后，掌握了 1931 年 1 月以后党内的权力，成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而且，据说米林和共产国际为他们撑腰。由于“年轻没有实际工作经验”，(32)他们提出了超越民众中间强烈的“保卫中国”的意识，而提出了“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的口号，再加上打击中间派，使党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共产党组织，因为执行了他们的方针而完全被破坏了。失去基础的党中央不得不离开上海转移到江西省中央根据地。他们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给红军带来了巨大损失和失败。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是 1933 年 10 月开始发动的。动员的兵力达百万，其半数包围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国民党的兵力空前的多，但红军也壮大起来了，而且由于在福建省第十九路军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军队中分出相当多的兵力对付那里，然而“左”翼分子强调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的反动性；不予支援，因此使其在短时间内便崩溃了。此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向第一方面军进攻。

以南昌为据点的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不穷追深入，而是在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固守，筑起碉堡，以备反击。并修筑军事公路，组织经济封锁网，企图把红军变成瓮中之鳖。

碉堡是利用土、木材、石头等修成的岗楼，内部有三四层，留有枪眼，

是一种小型要塞。它的优点是，红军的山炮和迫击炮根本破坏不了。据 1934 年统计，从湖北省南部到广东省边界，共修筑了约七千个。军队造的很少，多数是让当地农民出钱出力修筑的。

蒋介石以这种作战为基础步步逼近，首先占领了黎川。共产党中央的“左”翼分子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进行反击，但因为受碉堡的影响失败了，后又攻打东南面的资溪桥，又遭失败。在敌主力和碉堡之间辗转之后又转换成防御作战，把兵力分散到各地进行抵抗。然而，这时红军已经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经过一年间的苦战，只好从中央根据地撤出。中华苏维埃首都瑞金是 1934 年 11 月 10 日失陷的，三天前在这里刚刚举行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大会。

在敌人强大、我方弱小的时候，应该采取战线流动的运动战方针，不应该采取战线固定的阵地战，这是毛泽东的原理。然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 “反对流动的同志们真像大国家的支配者一样处理问题，结果得到的是不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长征。”

推测《清平乐会昌》是 1929 年即三次进军福建省时之作。从内容上看，

这样理解不勉强。这次出版的正式说法是 1934 年夏作的，可是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在这里呢？

会昌是江西省南部的县城，这里是粤赣党的领导机关和军区指挥机关的所在地，离前线只有三十多公里。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因此担任南方战线的红军第二十二师驻在会昌县城。如果从黎川方面的主战场来讲，是以掩护后方的形式与数倍于红军的两广敌军作战。虽然尚未发现有关毛泽东来到与主战场相反方向的会昌的目的的说明资料，但当时在会昌的一位政治指导员写有回忆手记，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33)

按照手记上的说法，当时红军第二十二师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他们在筠门岭近半年时间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最后遭到三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攻击，战壕和掩体均遭破坏，子弹缺乏，结果撤退到筠门岭以北的新开河，重新构筑战壕。过去曾转战江西福建各地，连战连捷的干部战士对第四次反“围剿”后期提出的新军事方针不满，那是与通过游动式的游击战积极对敌发起进攻的毛泽东做法不同，而是一种固守战壕的消极防御方针。形势一天天恶化，兵力眼看着在减少。在农村又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间阶层开始动摇。随着占压倒多数的国民党大军接近，谣言在苏维埃区内流传，里面也有公开打起白旗，手持梭标和枪支发起叛乱骚动的。在党内，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类现象，并且采取了直接从苏联输入（大概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所以“使人惴惴不安”。

第二十二师的干部们（手记的执笔者等政治指导员）认真地总结了失败的原因，还进行了坦率的反省。但是在根本的问题上还是没有搞清楚，正像会场（新开河的祠庙）外的天气一样，人们的心情阴沉沉的，如乌云低迷不见晴天。虽然模糊不清，但他们已感觉到打败仗的真正原因在于第四次反“围剿”后苏区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当时，司令部作战科的值班参谋来到手记执笔者那里转告他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从会昌打来电话，想与前线指挥员通话。毛泽东在电话中对第二十二师的英勇战斗情况给予热情的慰问，并指示今后要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箝制敌人。同时主力要进行整训。而且还出了题目：是什么

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手记的执笔者说，他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意识到毛泽东想说些什么。接着毛泽东又讲出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秘诀：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小股敌人。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下打他的身子，要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手记的执笔者说，他紧紧抓住电话，从心里喊出：“对呀！对呀！”。第二十二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新调整了战术，并在各部队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士气高涨，在四五天时间里通过小规模的战斗打败了敌人的前进部队。农村工作也改进了。⋯⋯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或许想在南方战线找到挽回败局的办法。如果认为北方战线的失败明显的话，那么，在 1926 年以后，在多次战斗过的地方，成功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游击队的江西福建省交界处寻找出路，井非不可思议。或许想像过头了吧，毛泽东也许想在按自己的军事方针改变南方战线局面战胜国民党之后，以此胜利为依据，纠正党中央的极“左”倾向。即使毛泽东没有那种想法，对比一下按中央委员会的方针造成北方战线失败和按毛泽东的方针带来南方战线的胜利的事实，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会清楚，两种方针在总体把握作为方针基础的中国革命的方法上的优劣了。

然而，“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被排斥在对红军的领导之外”的动向，也不是没有在得到暂时平稳的南方战线上表现出来。在毛泽东之后赶来的工作检查团，检查了第二十二师的干部。有些人被免职，有些人被开除党籍，有些人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毫无疑问，这种检查和处分是站在与毛泽东正相反的立场上的。

说是“招待所”，可是手记中并没有记载清楚。只知道是在“国家保卫局”管辖之下，大概是作为特别的警察机关收容政治犯的地方吧。据说受到处分的干部虽然内心不满，但他们从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这一观点和通过自己受处分可以让其他党员吸取教训这种对党的忠诚考虑严格要求自己。手记的笔者也被送到“招待所”，比他晚两周，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的团长和政委也被收容了。他从他们两人那里听说毛泽东还在南方战线与红军战士亲切交谈，分析形势，指出了今后的方针，十分高兴。但这位笔者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他想不到在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与自己被处分之间存在着用肉眼看不到的激烈的政治摩擦。然而有一天，同样进“招待所”的另一个同志问他： “老弟！你知道不？现在有人在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他很吃惊。又听这个人解释说，“我也才知道党内存在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可以说是牢房的环境里，回忆起第一次反“围剿”以后到第五次反“围剿” 的战斗和红军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以来的经过，他认为毛泽东的方针正确。1934 年 10 月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但他好像还以被收容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长征。1935 年 1 月召开了遵义会议。

手记中说：“我们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读到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一声春雷，在我们的耳边震响着。亲身体会到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多大损害的人，当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是很难形容的。我们激动得掉下眼泪来了。拿着一份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如饥似渴地、逐字逐句地阅读。”就在第二天，他们都分配了工作

（即从“招待所”释放出来了）。⋯⋯

为了理解第 12 首词，将涉及一些其他事情。身在南方战线，进而把视野向南扩展的毛泽东的背后，存在着从手记笔者命运中可以看到的上述情况。

意想不到在这首《清平乐》中的“风景这边独好”的“独”字里，或许寄托有毛泽东处于这种形势下的心境和克服困难打开革命局面的计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