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发生了所谓的“满洲事变”。日本在东北制造了“满洲国”，接着又把手伸向华北，搞所谓华北“特殊化”、“自治”，因而夺走了中国的主权。这一动向在中国的民众和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1932 年 1 月，日军企图占领上海，开始了军事行动， 对此，过去曾作为国民党军队进攻江西省革命根据地的第十九路军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他们被全国民众称赞为英雄。蒋介石的“首先反共”口号不得民心，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驱逐外敌”的呼吁有力地动员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于 1932 年发出布告提出对日宣战，布告中赞

扬了过去的敌人第十九路军的将士是“英雄”。进而于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所以称之为《八一宣言》取的是发表的日期。《八一宣言》抨击蒋介石等民族败类与日本侵略者合作阻挠和镇压“抗日救国”，但同时对日本解散国民党机关和蓝衣社的要求又表示“坚决的抗议”，指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尽管国民党和蓝衣社危害人民，但那不是外国侵略者应该插手的事。正在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以王明（陈绍禹）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议。王明于八月七日以《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策略》为题发表了《八一宣言》中体现出来的新政策，据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八一宣言》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由王明在莫斯科发表的，这已是毫无疑义的事实。就是说，饱尝长征辛酸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以《八一宣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有人说在毛儿盖已经恢复了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关于《八一宣言》写道，“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确政策的帮助”，统一战线的设想，“毛泽东同志在 1935年的长征途中不可能完成”，可以理解成这暗示了《八一宣言》是莫斯科制定的。不过长征之后，在陕西省瓦窑堡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基本任务。这时还没有考虑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中，关于对统一战线本身的理解，尽管与不久回国的王明形成了对立，但这里毛泽东作为负责任的领导人把作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全体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了。而且中国共产党还通过统一战线这条渠道从中国民众中得到党的无限活力。

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性格，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传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尤为强烈。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日本军部和统治阶层缺乏把它算作对方“战斗力”的认识。在中苏论战中，让人感到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错误估计。所谓共产国际的方针另当别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时候不会想不到“民族”这种东西的力量吧。正像后来不久被称作“民族主义者”那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不是把陶醉在“民族”具有的无限热情

的经验当作每个人具有的吗？而且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承认民族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在这里面有一个宝库，让人们虚心地认识这一宝库的，是经受住严峻考验的长征。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在工人阶级的名目中舍去“民族”，这在今后长时期内大概是不可能的。仅把中国共产党的性格归结到其多数党员是农民，这不可能充分预测它的政治行动。

当知道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年来的工作，并通过了下述决议的时候，毛泽东一定大大地增强了自信心。对莫斯科是一种政变的遵义会议，没有受莫斯科干涉，这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已经表明了。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应根据各国的具体形势和特点，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问题，⋯⋯（中略）

“四，应帮助各国共产党正确利用自身的经验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但不应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他国，更不应以枯燥无味的公式和抽象的公式替代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35)。

1941 年 1 月，数名中共党员在从莫斯科出发踏上回国的路程之前，去见季米特洛夫接受指教。季米特洛夫说：“中国的同志需要认真地读一读《苏联共产党史》、《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书”。接着他赞扬说， 毛泽东没有上大学，没有到外国留学，没有上马列主义的学校，但却把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这才是活的马列主义。还说毛泽东是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36)。

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这种赞扬，与承认各国党独立性的上述决议有联系，所以恐怕不是简单的恭维话吧。毛泽东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了解到，虽然在政策的每一个问题上还有缺陷，但在思想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运动有了新方向，并且认识到自己已经能够独立行事了。